一个知识份子的属性问题，在以阶级划分人的社会中竟成了一批人的社会权问题。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

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这个决定还特别指出，高级职员，如工程师、教授、专家，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也就是说，把他们也划入了工人阶级范畴。

1956年初，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明确肯定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根据周恩来报告的意思，也肯定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1956年九月党的八大召开。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集中力量，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八大却没有采纳周恩来报告和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论断，还是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二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些人出身工农家庭，世界观基本上也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划在一起，确定反右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断定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

60年代初，实行经济调整的同时，政治和社会关系也进行了调整。1962年3月召开有名的广州会议（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会上周恩来、陈毅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的桂冠。

　然而，党内对周恩来做出的这个论断有分歧，有些人不赞成对知识分子属性的这个判定。陈伯达非常不满，向主席告状。毛泽东尤其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态度。几个月后，在北戴河开会，讲到摘掉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实际上否定了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人大会议的结论。

周恩来等人所做的努力付之东流。北戴河会议再次强调阶级斗争，随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接踵而至，批昆剧《李慧娘》，批“有鬼无害”论，批“合二而一”，批孙冶方的经济思想，批翦伯赞的史学观点，直到批《海瑞罢官》；认为有一条文艺“黑线”，建国十七年来“一直专我们的政”；教育领域，则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统治了我们的学校”。燕铭同志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横遭批判的。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是陷于灭顶之灾，被侮辱成“臭老九”，排列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