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五事件之前，毛泽东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但还不希望把邓小平当成刘少奇、林彪那样当成对抗性的政敌打倒，他说：
“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1976年四五事件之后，毛泽东认为邓小平的问题的性质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了，而是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四五事件若干情况
3月下旬至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纷纷自发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南京市的学生、工人首先揭露和声讨上海《文汇报》于3月5日和25日，先后在报纸上删去周恩来题词和出现影射攻击周恩来的语句的事件，贴出“保卫周恩来”、“打倒张春桥”的大标语，并到梅园新村和雨花台悼念周恩来和革命烈士。他们的活动受到压制。
3月28日清晨，南京大学数学系数百名师生，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繁华的街道，到周恩来战斗过生活过的地方梅园新村进行悼念活动。沿途许多工人、学生、干部和群众纷纷加入，汇集成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示威。
3月29日，南京大学和其他学校的数百名学生分成20多个小组，走上街头，在各个主要街道，张贴“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黑后台！”等大标语。当晚，师生们拥向火车站，在铁路员工的帮助下，把大标语刷在过往南京的列车上。在广大旅客的护卫下，将列车厢上的标语带注成都、上海、北京等各大城市。
3月30日，“南京事件”继续扩大，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思来、声讨“四人帮”的悼词。紧跟着越来越多的入群涌向天安门广场，诗词、传单、标语、花团、小字报……从天而降，一场大风暴席卷而来，遍及全国各地。
3月30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一名负责人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4月1日，天安门广场出现诗篇：“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北京市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用花圈、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天津、武汉、西安、太原、青岛、杭州、郑州、福州、重庆、昆明、贵阳和长沙等地都发生类似情形。
同日，中共中央电话通知各地，称南京事件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扭转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要全部覆盖大字报、大标语，要追查“幕后策划人”和“谣言制造者”。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南京事件”及各地出现的动向，叶剑英和邓小平未参加会议。会议认为当前全国各地流传所谓“总理遗嘱”、“总理给主席的诗闻”欺骗了一些不明真象的人，干扰破坏当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南京已有人借机闹事，还要利用清明节(4月4日)搞什么扫墓活动，并要以纪念杨开慧烈士名义送花圈。北京等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这个动向值得注意。除电话答复江苏等地外，中央可以正式发一文件，说明所谓遗嘱之类，是敌人造的谣言，干扰破坏当前的斗争大方向，要追查，不要上当。会议中有人提出要改革今年“五一”节的庆祝方式，不搞游园活动。讨论结果，会议认为，“五一”节活动可以改革，但今年改变不利，不搞影响太大。要利用这个机会体现安定团结，庆祝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初步胜利，鼓舞全国人民。并建议邓小平不出席。会后，毛远新将政治局意见书面报告毛泽东，得到他的认可。
4月2日，北京出现了第—支游行队伍。清晨，中国科举院一零九厂的职厂，用4辆大卡车开道，抬着4个大花圈和4块巨型诗牌，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游行队伍，高擎看诗牌，穿过王府井大街走进天安门广场，把它放在纪念碑的最高处。几乎同一时间，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巨大的诗牌、钢铁花圈，十分引人注目，这一消息在北京迅速传播。
4月4日，天安门广场有两百万人次前去吊唁周总理。
4月4日晚，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开会。会议认为：天安门事件“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提出，要立即清理花圈，逮捕“反革命”。吴德说：“看来这次是一个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1974年至1975年他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
毛远新关于这次会议向毛泽东的报告中首先列举了几天来向天安门前烈士纪念碑送花园的数字、人数、单位然后写道：
“多数是悼念总理，少部分有隐射攻击中央的，个别是非常恶毒的。四月二日起，有不少人当场致悼词，读诗词，有的贴小字报、标语、传单。其中不少内容是以悼念总理为名，分裂、攻击中央，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还有人上去发表煽动性演说、宣读十分反动的传单，语言极为恶毒，下面有人组织鼓掌，要求再读一遍。有的人上去读反动材料，周围有一帮打手，谁去干涉就挨打。四月四日晚有人公开读一个传单，说邓小平上台是决定性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人搞的，XX人反总理，XX人想夺权等等，大群人围着听(还有外国人)，有人帮助照相，他连读五遍，完全是攻击中央，攻击主席的。
“北京组织民兵、公安人员在观场，这几天己发生五十来起反动的案件，民兵一起去干涉，结果被挨打，已打伤多人，公安派出所也受冲击，天安门的卫兵干涉一个人爬上旗杆发表演说，结果被打伤。在这样大量的在天安门前集中那么多群众场合下，公开发表反革命的演说，直接攻击毛主席，是建国以来没有的。
“很显然，这是有计划有组织的，不仅北京，全国不少地方都有。这也是去年以来大量散布反革命谣言，造反革命舆论准备的继续和发展，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批经验主义就是揪总理(上海马老的揭发)，他带头散布了大量谣言，社会上吹得更凶，去年一直未认真追查和辟谣。今年邓小平的名声不好，就抬出总理作文章，攻击反击右倾向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利用总理在群众中的威望来为邓小平效劳，编造大量所谓‘遗嘱’、‘诗词’、‘谈话’等等东西美化邓小平，于是谁要批邓，谁就是反总理了。这种手法颇有些煽动性。
“这次敌人活动的如此猖狂，不足为怪，主席的重要指示，打中了资产阶级(主要是党内资产阶级)的要害，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
“政治局的同志分析，阶级敌人猖狂跳出来是件好事，他们只能靠谣言、靠死人来煽动不明真相的人，说明他们日子实在不好过，也没什么了本起。但是也要提高警惕，防止挑起更大的事端，这次看出存在一个地下的‘裴多菲俱乐部’，有计划地在组织活动。因此也要防止万一，采取一些必要措施。……
“估计下一步会出现两个可能：一是暂时地下息下去；一是挑起新的事端，敌人会利用‘中央有人反总理，连送花圈悼念活动都不许’的借口去煽动，以致导致战斗。”
会议决定，从当晚(4日)开始，清理花圈、标语和抓“反革命”。这个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并说“天下已定”。
4月5日早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一份记者手写的情况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并让毛远新报告毛泽东。
4月5日凌晨开始治理天安门广场。200辆大汽车将花圈、横幅等悼念物品运往八宝山销毁，只留小部分放在中出公园当作“罪证”。王洪文到“联合指挥部”小灰楼向亲信们面授机宜。广场的路口和纪念碑被封锁，至凌晨5时，在数千民兵和公安人员的包围下，抓住了当众宣读反革命传单的人。100多人被集中审查，其中有20多人查出身上携有反革命传单材料。有些人当场被捕。
清晨，大量人群陆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发现他们奉献的花圈被收走，护卫花圈的人被抓走时，异常气愤。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的小灰楼，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人民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要求均遭拒绝。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中记述：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叁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竞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叁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了消息。”
4月5日下午2时至3时，因天安门前已发生暴动、殴打解放军、民警，焚烧汽车的暴力事件，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了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姚文元在日记中记载说：
“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
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
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晚上六点半由北京市革委主任吴德奉命发表广播讲话：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省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死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戮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于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令攻，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功，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一小时后人潮散尽。九点半，一万名民兵、三千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清场，没有任何枪刀武器。现场被捕关押38人，整个事件前前后后总共被捕388人，没有一个死亡。
4月6日凌晨政治局听取了公安部、民兵、卫戍区的报告后，肯定了“昨天晚上的行动”，认为是“反革命暴乱事件”，“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教训太深了”，应“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会议提出要将这次事件“尽快通报全国”，并给予公开报道。毛远新于凌晨3时向毛泽东书面汇报，其中说：
“告类演说、诗词、悼词、小字报、传单、字条、口号都集中攻击毛主席，就是不批邓(有的公开拥护邓)”，“内容既恶毒又隐晦，是白头发的人编写的”。“再一个特点是法西斯，不顾后果，疯狂已极，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不是抢救得快，很多入会被打死)，连提出不同息见的看热闹的群众都往死打，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在天安门广场光天化日下群魔乱舞，是历史上没有的。
“估计敌人会准备明暗两手，要防止他们搞暗杀、破坏活动，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毛远新的报告结尾说：
“市委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全市人民知道天安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明天人民日报要发社论，组织全市人民学习，批邓，提高警惕，准备应付更大的斗争。
“国锋同志最后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并建议由北京市立即把这两天的情况、性质、主要罪行、采取的措施写个材料，中央尽快通报全园，今天的事必然会传到全国，敌人会进一步造谣，制造混乱，挑起更大的事端，各省市不了解情况有所准备是不行的。“大家认为尽快向全国通报很有必要，起草后送主席。”毛泽东于11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下午，江青也到毛泽东住地，当面向他报告处理天安门广场事件的经过。张玉凤回忆：“她走到主席床前，对主席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主席看了看她，没有说话。”
4月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社论，坚持“批邓”运动，并再一次将毛择东不久前说的话“翻案不得人心”，以黑体字标出。
4月7日上午8：05，毛远新根据姚文元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毛泽东肯定了中央政治局对天安门广场事件所采取的措施。提议由政治局作出两项决议：一、任命华国锋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他主张公开发表这两项决议和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表示：“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事，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九号文件）：“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十号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叶剑英、邓小平、苏振华未参加会议。
当晚8点，广播电台全文播放中共中央“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以及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广播讲话。对邓小平的批判迅速升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几乎冲击所有领域。
4月8日，北京举行超过百万人的庆祝粉碎四五反革命游行。同日，邓小平给汪东兴写信。在信中，他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表示：第一，拥护华国锋担任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第二，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4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天文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一文，把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说成“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称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分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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