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中外的国家，其发展方针，从大的方面看，不外乎两种：“富”与“强”。所谓“富”，就是老百姓生活富裕；所谓“强”，就是国家军事力量强大。古今中外的国家，按照“富”与“强”两个标准来看，可以分为四类：既富又强、富而不强、强而不富、不富不强。
虽说每个国家都渴望同时实现“富”与“强”，可是当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时候，是优先向“富”的方向努力，还是优先向“强”的方向努力，这是一个国家领导人要考虑的国家发展战略。
二战前的日本，是一个优先向“强”方向努力的国家，我们称之为“军国主义”。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日本的武器装备和军队训练等“强”的方面，大大优于中国；但日本在“富”的方面，并没有多少优势。当时日本老百姓的生活也很穷困，穷人遇到灾荒就要卖儿卖女，和中国也差不多。日本是把一切可以用的钱，都用在军事上，是一个典型的“强而不富”国家。二战后，日本又改弦易辙，优先向“富”的方向努力，变成一个典型的“富而不强”国家。
中国历史上的大唐帝国，是“既富又强”的典型。但进入宋朝之后，中国就变成一个“富而不强”的国家。北宋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都超过北方的金国十倍以上，但却打不过金国，被金国灭亡。在江南建立的南宋小朝廷，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富裕程度，也远在金国之上。但南宋却是一个军事弱国，南宋皇帝要向金国屈辱地称臣，向金国进贡。
南宋皇帝赵构给金国皇帝的国书写道：【臣构言，既蒙恩造，许备籓方，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二十五万两、匹，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纳。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坠命亡氏，踣其国家。臣今既进誓表，伏望上国蚤降誓诏，庶使弊邑永有凭焉。】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臣下赵构说，承蒙上国皇帝恩准我们为外藩属国，我发誓要世世代代永远称臣。每年皇帝的生日及新年，都派遣使节去祝贺。每年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每年春天到泗州交纳。如果我违背誓言，就要找到天谴，身死国灭。赵构现呈进誓约，并匍匐地上恳请上国早日下诏书，使弊邑称臣有个永远的凭证。】
金国皇帝的诏书说：【皇帝若曰：咨尔宋康王赵构，不吊天降丧于尔邦。今天其悔祸，愿身列于籓辅。今遣使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其恭听朕命。】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是：【皇帝说：告诉你宋康王赵构，是天要灭你的国家。今天你对过去惹的祸表示后悔，愿为我的外藩属国。今天遣使节册命你为皇帝，国号宋。你要世代臣服，永做我的护卫。你要恭敬地服从我的命令。】
到了近代的鸦片战争，中国在“富”方面，GDP规模等经济实力，也不亚于英国。中国战败，还是败在“强”上。最典型的是，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莞尔小国日本，屈辱地割地赔款，绝不是因为中国不够“富”，而是因为中国不够“强”。
因此，当时中国的政治家和领袖人物，给中国制定的奋斗目标，都是优先发展“强”，而不是优先发展“富”。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一组浮雕，上面的历史人物，都是为中国的“强”奋斗献身的人，而不是为中国的“富”奋斗献身的人。
1949年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而不是宣布“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就是强调中国实现了“强”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建国方针是优先发展“强”，优先发展军工，搞全民皆兵，备战备荒，深挖洞，都是体现在发展“强”上。
毛泽东时代搞出的“两弹一星”，更是为中国的“强”打下了物质基础。毛泽东对中国的“强”，是贡献很大的人物。毛泽东领导新中国的两次对外战争：抗美援朝和中印战争，中国军队都表现出足够的“强大”，一扫旧中国的“富而不强”印象，使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第一次感到自己“强大”起来了，也使外国人第一次感到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的建国路线则是优先发展中国的“富”。邓小平对中国的“富”是贡献很大的人物，但在“强”的方面，基本上是依靠毛泽东打下的底子。
所以说，毛泽东对中国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强”的方面；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富”的方面，两人加起来，就是“富强”了。
现在有人批评毛泽东的建国路线失败，说：“毛泽东不应该搞那么多军事，应该集中力量发展经济。”这个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并不能说毛泽东的建国路线失败了，至少毛泽东奠定了中国“军事强国”的地位。
近代中国的“富而不强”，是一个历史老毛病了，因而总是内忧外患不断。是毛泽东第一次克服近代中国的老毛病，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尽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强而不富”的，但这并不能改变它的划时代历史地位。
如果不是毛泽东解决了中国“强”的问题，中国的内忧外患不断，邓小平也不可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我们今天能够和平发展，不应忘记毛泽东对中国“强”方面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