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中国高校学术论文的结论：
综合来看，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期间大饥荒在大量复杂而系统的因素综合作用下严重剥夺农民粮食 获取权而爆发和恶化的。自然灾害、公社体制下生产投入的下降与激励弱化等因素直接降低了粮 食产量和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而大跃进下公社化体制以及其相应的浮夸风与高征购以及公共 食堂等则进一步大幅度降低了公社或村庄层面农民的人均剩余粮食占有量，以至于无法维持村庄 内普遍的粮食消费量的生存需求。而在此特定紧急时期（尤其是新粮上市前的 １－２个月的断粮 期），粮食短缺的信息一直受到压制和封锁，或者在向上级求救过程中，粮食的救济信号常常需要 经过层层上传和集中、讨论，然后再经过正式的决策系统做出回应的反馈之后，安排救济粮食的调 拨计划和运输协调和接洽，客观上，这一周期一般会超过饥荒最关键的 ２个月生存期限的要求，于 是，处于极度饥饿之中的农民就会开始面临断粮和死亡的威胁。可见，在市场、家庭和亲戚共济等 机制失灵的背景下，正是国家和公社系统内的粮食分配与调拨救济指令传递与粮食运拨的时滞直 接造成了农民的大规模非常正常死亡。
本研究克服了流行解释的片面性，无论诉诸于农民退社权的剥夺、公共食堂，还是从政府救济 能力、城市偏向的供应制度，这些单个因素或视角的解释（如文贯中等声称公共食堂是大饥荒发生 的唯一原因）不能让人信服地理解大饥荒发生的真正机制与根源。但是，若将上述各种孤立的解 释因子综合起来，纳入到一个系统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框架中，则解释大饥荒发生根源的完整图景 就得以形成并呈现出来。从中，我们还能发现一些以被我们忽视的如家庭储备与社区共济机制失 灵等因素，以及以上所有这些解释因素之间是如何形容与相互关联的。此外，本研究还消除了两 个重要的争论，一是关于大饥荒发生的解释应该是侧重于林毅夫所关注的粮食生产领域，还是 Ｗａｌｋｅｒ、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等强调的分配领域的分歧［２４］ ，这从本文的系统解释模型来看是容易消解的，即无 论生产领域还是分配领域都对大饥荒的发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其影响的机制不同而已。 二是关于 Ｓｅｎ的粮食获取权理论是否只适应于市场经济社会而不适于对非市场经济大饥荒的解 释，我们的研究证明对 Ｓｅｎ理论的适用性的担忧也是没有必要的。很显然，Ｓｅｎ的食物获取权对于 非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饥荒发生的解释仍然可以充当基础性的核心功能，尽管不同制度环境中 农民粮食获取权被剥夺的方式存在明显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