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时期，我国的新闻事业处于无序阶段。《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的宣传报道主要集中于“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虽然《人民日报》的报道在服务性信息、高新技术推广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体来说，负面影响是主要的。下面以定性和定量分析的方法，从新闻的真实性、指导性、社会监测功能、“两个环境”理论等几个方面来分析《人民日报》在大跃进时期对农业的宣传报道，探讨其应有功能和应尽职责的缺失。
1．真实性、指导性原则遭到破坏，虚假新闻盛行
新闻真实性指的是在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具体事实必须合乎客观实际 。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是我国新闻工作的五项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则。《人民日报》在这一时期的报道中，脱离客观实际、缺乏实地调研的报道随处可见。此类的报道如：《小麦低产区树起红旗，郓城县宜路乡出现了3540斤高产纪录》（1958年6月17日二版），《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1958年9月5日一版），《第一颗甘薯大卫星：浏阳亩产了五十六万多斤》。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按照当时的生产条件，亩产一两百斤就应该算是非常高产了，而大跃进时期放出的最大的“卫星”：广西自治区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0434斤，把产量夸大了1000多倍。《人民日报》的报道更加推动了各地的浮夸主义，各地纷纷虚报高产。而在向国家交纳公粮的时候，为填补这些远未达到的数字，农民被迫交出口粮和下一年的种粮，导致了大批农民外出逃荒，造成了极大的社会悲剧。
其次是新闻指导性原则。新闻的指导性是指通过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来宣传一定的观点，影响受众的思想，把受众引导到既定的目标上去。而在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中，脱离自然规律、毫无科学根据的“瞎指挥”充斥于大大小小的言论和报道中。此类的文章如《让河水倒流，让穷山变富》（1958年2月17日十二版）、《事在人为，地在人种》（1958年6月9日二版）。此类文章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违背了客观规律，提出了大量不切实际的目标和口号，非但没有起到指导人民生产的作用，反而误导了人民，导致人们盲干、蛮干。
2．社会监测功能丧失
在1958年的《人民日报》中，我们抽样得到的596篇关于三农的报道中，有关社会监测的报道只有2篇，仅占全部报道的0.34%。
“社会监测”包括三个分支：预警报道、舆论监督、维权报道。在大跃进期间，这三类报道几乎为零。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没有问题可以监测吗？显然不是。如果媒介对当时盛行的浮夸、不务实际之风加以理性的预警，对农民真实的呼声加以听取和流露，对国家领导人盲目地贪多求快加以提醒，对损害农民利益的人和事加以曝光和批评，那么，历史也许不至于如此沉重和让人不堪回首。
3．“虚拟环境”加剧了领导人制定政策的失误
美国政治家李普曼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里，一是现实环境，一是虚拟环境。虚拟环境是由我们接触媒介而在脑中形成的映像。大跃进期间，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报媒体，只报喜，不报忧，只登优点，不登缺点、错误。国家主席毛泽东在听信了这样形势一片大好的报告之后，竟然提出了“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问题。而正是基于这种“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的考虑，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才决定在农村由发展生产力转向改变生产关系――普建人民公社。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之后，《人民日报》开始大力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宣扬“进入共产主义的仙境”。如《从太阳升社看大社的优越性》（1958年8月20日二版），《社员吃胖了》（1958年11月24日四版），《人民公社彻底解放了好群众》（1958年12月26日二版），而对于实际操作中人民公社造成的生产效率低下，公共食堂对农民生产生活造成的弊端等却没有提及。
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对于国家领导人来说，《人民日报》等媒体所营造的“大好的形势”使他们长期处于一种虚拟的环境，得不到真实的信息。这对于国家领导人一次次对形势错误地估计和判断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虽然毛泽东在1958年11月提醒新闻记者要“头脑冷静、独立思考”，但在1958年的“继续跃进”的宣传报道中问题并没有得到克服。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60年大跃进结束。
（原帖引自国内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