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来，家庭，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年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下互动，“轰”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他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19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动派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连青海、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9800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90％左右。《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报道，全自治区152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总数在5000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上，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年7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10小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就带人出工。”“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再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不安心。”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乡县当时有84万人口，有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万间。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稀汤都喝不饱。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粮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着就收走自留地。农业集体化以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1955年11月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条明确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5%”。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办了公共食堂以后，家里不做饭，种菜就没有必要：没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种饲料。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明确提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因此，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对他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争。”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体生产以外，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毙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国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才明确规定：“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当拨出适当土地分给社员，做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5％。但此时已到冬天，农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决饥饿问题。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从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1958年8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54户、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群众意见不大。1959年4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7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9个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年11月，上级又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1960年4月份，将队里分给的、自留地的粮食吃完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1960年12月份又开始回家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9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1958年11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
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1959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重，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上，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散食堂，而却说出了一大堆缺点。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作出一些退让。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为争取1960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本书作者在12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396个食堂当中，有176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
河北省在1958年秋后有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个，比原来减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164万户，占总农户数的19.65％，较原来减省了80％。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他要求在这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说，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50％，将来80％。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9年8月5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1959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泸山会议之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7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份统计，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江苏（56%），宁夏（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年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6.1％，山西为81％，甘肃为63.3％，山东为5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9.4％。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1960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2800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1960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2万8千多人。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1960年4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8.6%，其中河南省达到99%。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14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18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有灾难。
选自《墓碑》下册第十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