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9217.html
有天黄眼镜、邓祥生和我都在听曾爱斌讲过苦日子的故事，我打断他问道：“事情怎么会变得那么糟呢？”邓祥生插嘴道：“一九五九、一九六零年都是极好的年成，风调雨顺，根本不象政府说的有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公社干部按照毛主席的命令强迫所有的强劳力都去炼钢铁，把所有农民的铁锅和其它铁器都丢在柴火中烧，这种土法炼钢把乡村里的树木都烧光了，生产出来的只是一堆废铁。毛主席要求农民密植水稻，株行距只有一寸，结果收割时，所有谷子都是空壳。有的生产队秋天收割时干脆点火把禾都烧掉，还因收割的高效率得了表扬。”曾爱斌点头说，各地都差不多，大好的年成，但收获却极差。干部们把十几亩田的禾扯起来放在一亩地里，然后当众收割，过秤，记录是亩产几千斤上万斤。然后把夸大几百倍的产量报上去，上面就把农业税提高到百分之五十。虚报的产量加提高的农业税，结果所有产品都交给政府还不够，农民自然没有一点粮食可吃。邓祥生说，湖南从湘中到湘北，从湘东到湘西，每个村庄都有二十几个青壮年饿死，从老人们口头传下来的历史中，人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惨祸，抗日战争都不曾死过这么多人。邓祥生越讲越激动。曾爱斌提醒他低声点。邓祥生又压低声音说：“我们村庄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至少有两年，大多数妇女连月经都停了。老人们都说，这是共产党朝代气数已尽了，妇女不来月经的事，没有人听说过。”我看着邓祥生那激动的样子，心想，他十五年徒刑一定是因为向人讲类似的话而招致的。
我渐渐发觉，“反革命组织犯”和“反革命集团犯”都多少与一九五九年的大饥荒有关。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地下反政府活动都是在文化革命中才被政府破获。曾爱斌的木工房在监房大门外，是犯人收工等着进监房休息的好地方。有次我在那里休息时，问正在做一张椅子的曾爱斌：“你也参加了文化革命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却说：“我们文化革命前就相信中国会大乱，后来果然如此。”我又问：“你是什么时侯被抓的？”“一九六九年。”我知道人们都不愿详谈过去的失败。但我猜得出，曾爱斌一定是文化革命乱的时侯，有过一些反政府的活动。等共产党重新控制住社会，发动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八年)和“大打网”(一九六九年)运动时，这些地下反对党活动自然就被政府发觉，正象张九龙和刘凤祥的情况一样。我想起张九龙关于文革有利于共产党政权稳固的判断，心里想文化革命使共产党破获了很多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年发展起来的地下政党活动，的确使反对当局的政治势力受了致命的打击。
因为对“三年苦日子”(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不满而进行地下反政府活动的另一股势力叫做“一贯道”。我碰到几个一贯道的成员。他们都是不大识字的乡下农民，在劳改队都十分驯服，对干部恭敬顺从。但背地里却有不少牢骚。一位姓林的同犯有次问我：“你知不知道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呀？”我点点头。“刘伯温有本惊世之作：《烧饼歌》，你听见过吗？”我摇摇头。他朝我耳边凑一凑，轻声说，“那可是泄露天机的微言大义呀！”我看他那神秘的样子，很不以为然(我是不信任何宗教、神学的)，“什么样子的微言大义，你能给我两个例子吗？”“《烧饼歌》中有一句：‘二八胡人二八秋’，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胡子和毛是一回事，胡人是指姓毛的人。毛泽东三个字共是二十八划，所以二八胡人是指的毛泽东。二八秋意思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八年后社会就垮台！你看刘伯温六百多年前就给毛泽东算了命，毛泽东过不了一九七六年！”我心里觉得好笑，“这真是太牵强附会了。”“你不相信呀，你可是要信呢！《烧饼歌》里早就预见了共产党上台后会死上千万人，会把老百姓的房子都拆了，用土砖做肥料，会把老百姓的锅灶都砸了去大炼钢铁，人人会饿得得一种从未见过的‘水肿病’，妇女会饿得不来月经！”那是一九七三年，我只是耐着性子听他举很多《烧饼歌》中预见共产党一九五九年会干的坏事，但心里一直也不相信刘伯温能预见共产党朝代的事。直到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去时，我才突然想起这个《烧饼歌》，如果不把那句话解释成共产党会在一九七六年垮台而是解释成毛泽东会在一九七六年失去权力，《烧饼歌》还真灵验。两三年后，我才知道，传播和按照农民的经验解释《烧饼歌》就是农民的组织“一贯道”的主要活动方式。这位林“同犯”就是因为传播解释《烧饼歌》而被判七年徒刑的。
三大队每个中队有个犯人负责为所有犯人“剃头”。那是用一把剃刀把所有头发刮得光光的。我们三中队的“剃头师傅”姓邱，五十多岁的样子，看去很和蔼。每次他给我剃头时都要向我吹嘘他解放前的生活。他说他解放前有两个老婆，人们都称他“邱老爷”。我忙问他，两个老婆在一起不会打架吗？他不以为然道：“她们才不打架呢，她们相处得很好。我对她们很公平，每次买衣服，每人一定是同样质量的，我不偏心，她们自然不会吵架。”有次他告诉我解放前夕他是乡下一个乡长，刚解放时，他带着共产党的土改队抓了杀了很多“恶霸地主”。“可怜呀！”他伤心的样子，“这些恶霸地主的儿子，兄弟都被斩尽杀绝呀！”不久，那些不是“恶霸”的乡绅也成了镇压迫害的对象。很多过去是国民党乡长、镇长的人都被杀了。“那时一个工作队长就有权杀人，不要经过任何上级批准。”他心有余悸的样子，“我幸好是较早被关到公安局了，要不然也被工作组杀了。我的兄弟、父亲、儿子，全被杀了呀！”邱肯定是个历史反革命了。有次他为我剃完头后，他突然说要给我看相，要我坐着不动。他把我的双手放在腿上，摸摸我的两个耳垂，又要我站立起来，把手放下。把我摆弄了好久，他告诉我“你两耳垂长而重，双手下垂几近膝，有福之相呀，有福之人呀。你知道刘伯温的《烧饼歌》吗？刘伯温几百年前就预见这个朝代二十八年后就会垮，连新朝代的军师和皇帝都定好了。现在就是要照着刘伯温的《烧饼歌》找军师和皇帝。”我这才吃惊地发现，这个“历史反革命”也相信“一贯道”，而且一贯道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用看相的办法寻找代替共产党朝代的新朝代的“天子”和军师。我的印象中，信奉一贯道的“反革命犯”在三大队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我听很多从农村来的政治犯在谈论刘伯温、《烧饼歌》，以及它们与一九五九年大饥荒和共产党朝代命运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