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
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
曹树基
目录
一、资料与方法
1、对前人成果的评述
2、本文的资料与方法
二、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1、江苏
2、浙江
3、安徽
4、江西
5、湖南
6、湖北
7、福建
8、广东
9、广西
10、贵州
11、云南
12、四川
13、山东
14、河北
15、河南
16、陕西
17、甘肃
18、其他地区
三、讨论
四、附录
附表1、1953年、1964年和1982年中国分县分府普查人口
附表2、地方志所载1953-1982年中国分县分府人口
附表3、1954-1965年安徽分县分府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
附图1、1959-1961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比例
五、参考文献
后记
一、资料与方法
1、对前人成果的评述
关于1959-1961年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有关研究已有多种。彭尼· 凯恩（Kane, Penny）在他的著作中对以前各家研究进行了详尽的评述，其中包括对于死亡人口的估计，兹不赘言。此后，又有杰斯帕·贝克（Jasper Becker）利用一大批新的资料，包括各种回忆录、自传性的小说、在海外流传的中共文件以及他自己的调查，详细描述了各地的灾荒情形。对于人口死亡的数量，也有归纳性的说明。在中国大陆方面，曾任中国统计局长的李成瑞发表论文，比较西方人口学家与中国人口学家的几种分析，阐述了自己对于不同分析方法和数据的观点。
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公布三年大饥荒中人口死亡的确切数据。学者们的推测或估计，主要是以1953年、1964年、1982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或辅以1982年“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以及其它各种数据进行的。各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相差太大，有必要对其进行简短的说明与评论。
(1) 1984年，安斯利·科尔（Ansley J. Coale）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及1‰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测算两次人口普查间隔的历年出生人口和历年死亡人口，按线性趋势算出1958年至1963年的线性死亡人数，再与估算的实际死亡人数相比，求得超纯线性死亡人数2700万。在上引文中，李成瑞指出科尔的研究存在若干缺陷，经过李成瑞修正后的中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数约为2200万。1987年，彭希哲（Peng Xizhe）利用同样的资料，讨论各省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与粮食供应的关系。虽然彭文讨论的不是人口死亡数本身，但是彭文还是给出了2300万非死亡人口的估计数，但正如他自己所说，这一估计是相当粗略的，有待进一步研究。
(2) 1986年，蒋正华根据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以及三次人口普查所取得的年龄、性别数据，编制了1953年到1981年历年的完全生命表，根据这些生命表推算出生率和死亡率，并据此估算历年死亡人数，再根据预期寿命的变化，估算正常死亡人数，用历年死亡人数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是非正常死亡人数。与西方学者同期的研究相比，李成瑞认为中国学者蒋正华的研究方法更具科学性，蒋正华认为大饥荒中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3）1993年，金辉采用了另外两种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第一种方法，他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1953-1966年历年人口统计数，指出1960和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计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根据1956和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此式，2568-1395+1348=2521 ，即1960-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2521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如加上1959年，三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在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可能达到3471万。
金辉的另外一个研究方法，即假定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是真实的，又假定中国政府公布的1961-1964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是真实的，用年平均增长率回溯，1961年底的中国人口只有64645万，比公布的65859万少了1214万。同样，以中国政府公布的1959年底数据为基数，按公布的1960年和1961年的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也较1961年公布的总人口多1295万。取1214和1295的均值，得1255万（金辉得到的数值为1278万，有误，本文修正，最终数据亦加修正）。金辉结论，1961年的政府公布数据抹掉了这1255万人口，如是，1959-1961年的三年灾难中，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高达4040万。
（4）原中共中央体制改革研究所的陈一咨披露，体改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大约有4300万－4600万人死于饥荒。陈氏称，另有一份提交给中央最高领导的资料说，死亡人口可能高达5000万－6000万。在与杰斯帕·贝克的会谈中，陈一咨还回忆了各省死亡的人口数，并称这些数据是绝对可靠的。
在我看来，在上述第一项研究中，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能不适合大饥荒死亡人口的研究。样本分布的均衡与不均衡，样本量的大小，饥荒地区对于死亡人口的有意隐瞒，都可能导致研究的失误。在上述第四项研究中，陈一咨披露的资料中，有些省的数据是可信的，有些则是不可信的。原因不明。
最值得讨论的是上述第二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蒋正华、李南发表的两篇论文资料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第二篇论文对在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漏报进行了估计。在上引文中，李成瑞对蒋正华的研究进行评述，只是他所引用“蒋正华资料”与蒋正华、李南上引两文的资料皆不相同，介于两组资料之间，可能是对0-1岁死亡的婴儿年龄进行标准化处理所致。有关这一计算过程究竟由谁并在哪篇论文中完成的，李成瑞文没有交待，本文无法追究。根据蒋正华三组资料中的历年人口死亡率进行分析，三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650-1790万，平均为1711万，与蒋正华根据生命表所得1700万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接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死亡率计算得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1500万。蒋正华资料对于国家统计局资料的修正，可能仅仅是对死亡漏报人口的修正。
从理论上说，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即得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没有规模性的跨国境人口迁移的背景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从理论上说，只要统计口径一致，根据人口增长率和上一年的总人口，就可以计算出下一年的总人口。然而，无论是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资料，还是采用蒋正华的三组资料，所得1959年以后历年总人口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多400万-700万。另外，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人口数中，1959年人口多于1960年。这一资料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吻合的。而在其它四组资料中，1960年人口多于1959年。很明显，灾前或灾中人口死亡率的人为篡改，是导致这一系列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
比较而言，上述第三项研究，即金辉的研究，方法上是比较可靠的。这是因为，这一方法可以有效识别作伪者对于人口死亡率数据的伪造。也就是说，如果有人通过降低人口死亡率来隐瞒非正常死亡人口，那幺，通过计算出生人口，便可使降低死亡率的作伪手法暴露无遗。要知道，对于人口数据的某些编造者而言，降低人口死亡率数据往往是他们唯一的作伪手法。
不過，金輝的第一項研究將中國城市人口的增長另作統計，是不妥當的。因為，金氏公式的第一項“出生人口”，已經包括城市人口。由於大多數城市保持正常或稍低的人口出生率，才使得就全國而言，大饑荒期間的人口增長率仍然超過正常的人口死亡率。不僅如此，有相當多的中小城市，甚至省會城市，也經歷規模性的人口死亡。籠統地將城市排斥在災區之外，是不妥當的。
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公布的历年人口增长率和死亡率数据，需要得到地方数据的配合或支撑。也就是说，只有将研究深入到省以下的政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鉴于此，本文拟对金辉的研究方法进行修正，并应用于省以下区域研究中。区域人口研究的过程更加复杂，需要考虑的因素也更多。
2、本文的资料与方法
至今为止，各省新修地方志的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并且出版，而《人口志》又是每本新修地方志必备的内容。之所以不能通过新修地方志资料的累加来重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口，是因为许多地方志中并没有历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即使有，对于其可靠程度的确认也还是一个问题。本文的研究证明，在经历了人口大规模死亡的地区，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有许多是不可靠的。企图通过各个地区人口死亡数相加的方法来完成本项研究，是不可行的。
本文主要采用1953年、1964年和1982年全国各市县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再通过各地地方志中记载的历年人口数，计算出各地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以1953年和1964年普查人口为基础，根据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即可求得1958年和1961年的人口。用1958年人口减去1961年人口，所得净减少人口，此即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一部分。
关于1953年和1982年人口普查的准确性，学界已经没有太多的疑问，只有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受到一些学者的质疑。杰斯帕·贝克认为，在许多省，对于大饥荒负有责任的官员仍在掌权，他们完全有可能更改普查数据。我认为这是一种基于逻辑而不是基于实证基础上的推测。根据这一逻辑，为了掩饰人口的死亡，饥荒地区的地方政府只能虚增1964年的人口。然而，这一虚增的代价是，1964-1982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必定会低于正常值，而事实上，这种异常在我的研究中从未发现过。地方志中披露的历年人口统计数据及相关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迁移数据，大部分是真实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虚假的。在人口死亡的较多的地区，更是如此。具体分析，详见下文。
本项研究共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鉴于1953－1982年间中国县级政区的巨大变化，本文采用清代的“府”级单位作为分析的基本政区。清代的府是统县政区，通常包括几个县或十几个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专区”类似，但并不能完全对应。采用这一稳定的分析单位，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县级政区变动所造成的误差，即府境之内的县界变动不予考虑，仅对跨府的县界变动给予调整。这样，一个县可能属于一个府辖，也可能属于两个或三个府辖。府辖县的数目可能是整数，也可能是小数。由于一府之中不同县域人口的死亡规模不同，有些县份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死亡，有些县则无，所以，有些讨论还必须深入县域进行。
有读者提出，为何不能采用1953年的“专区”，而却采用清代的“府”作为稳定的分析单位？笔者的考虑有三。其一，对于样本的数量和分布而言，“专区”的范围过大，用于推论和计算，准确性难于保证。另外，就我个人而言，相对于清代的“府”，1953年的“专区”范围更不易把握，标准化过程中产生错误的概率更大。其二，19世纪后半叶，太平天国战争、西部回民战争和光绪初年北方地区的大旱灾，造成1.2亿人口的死亡。一个世纪以前的大灾难与1959-1961年的大饥荒究竟有何联系，是我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只有在一个统一的区域框架中才能得到解决，舍此别无他途。有关清代各府的人口死亡研究已经完成并出版，本项研究只能以此为基础。关于一百年来两次大灾荒之间的相互关系，详见本书第三部分的专门讨论。
第二，在政区不变的前提下，如果某地1953-1964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大低于1964-1982年，则说明该地在1959-1961年间遭受了较大的人口损失。因为，在那些没有经历大饥荒或饥荒程度较轻的地区，如江西、山西、陕西（关中与陕北）等地，两个时段的人口增长速度是大致相当的。通过这一方法，即可有效地判断大饥荒发生的地区和规模。
如果某地1953-1964年人口增长速度低于1964-1982年，但却达到、超过或接近20‰，这就存在两种可能，其一，不存在人口的规模性死亡，其二，存在人口规模性死亡。本文根据地方志的记载加以确认。
在周边皆为大饥荒地区的地区，即使某县1953-1964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于1964-1982年，也可能存在人口的规模性死亡。通过查阅各地地方志，并根据政区变动及人口迁移等情况，可以做出正确判断。
第三，地方志只会隐瞒或缩小灾情，却不可能夸大灾情。对于地方志中记载的灾情，可以作为灾情的最低程度来理解。许多灾区县公布的历年人口数据是不完全的，数据内涵也是不相同的，引用时需要特别加以注意。例如，与人口普查数据不同的是，地方志中的数据多为年末统计数据，且政区大都经过细致的等面积处理，据此而得出的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基本排除了因政区调整造成的误差。有些地区也可能采用1953年或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附表2用斜体字加以标识，计算时予以修正。也有些地区未采取统一的政区标准，计算时也必须予以调整。根据一府之中若干县的灾前人口增长速度，可以推得全府的灾前人口增长速度，从而求得灾前人口。县级资料越多，结论就越可靠。
第四，地方志不仅记载历年人口，而且记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在一般情况下，两套数据是吻合的。在不存在迁移人口的前提下，用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所得人口自然增长率与根据人口总数求得的人口增长率或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一致。然而，在一些经历了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前、灾后人口与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完全不能对应。如在安徽省的一些地区，灾前人口被缩小，以至于灾前的人口增长率，低得使人不能相信。在全国许多地方，灾后两年的人口往往被夸大。以至于在一些地区，1963年，甚至1962年的人口，已经接近或者超过1964年。 有意思的是，在一些地区，灾后人口总数是虚报的，而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数据却是真实的，因为，人口出生率与死亡无关，而人口死亡率基本正常，县志作者没有作伪的必要。据此，我们可知灾后的人口增长率。
众所周知，灾后几年中国的人口增长速度，要比1964-1982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快许多。灾情越重，灾后几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往往越快。这一规律，也可以作为判断灾后统计数据真伪的标准之一。在个别灾荒之后连续遭受饥荒的地区，由于人口大量外迁，可能造成例外；在没有经历大饥荒的个别地区，也可能会有例外。在人口死亡规模较小或没有死亡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后人口数据相当可靠。灾情严重的地区，地方志所记载的灾后人口数据则往往虚报，对于这类地区的人口数据，需要认真甄别后使用。
第五，在一般情况下，大饥荒从1959年年初开始，至1961年上半年或年底结束。也有些地区的人口规模性死亡，始于1958年下半年，或结束于1960年年底，或延续到1962年。根据地方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求得历年人口增长率，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即意味着大饥荒的发生。当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上升，则意味着大饥荒的结束。本文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作相应的调整。
第六，将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当作灾前人口的一部分。这样，在确定灾前、灾后时点时，即使将时间定得宽一点，也不会造成对于死亡人口低估或高估。
关于这部分人口的计算，可以徐州府境为例加以说明。在邳县，1958-1960年人口出生率分别为25.04‰、17.65‰和17.87‰，平均每年为20.1‰，1957年和1962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0.71‰和6.19‰，平均为8.45‰。三年合计，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率约35个千分点。依同样方法计算，宿迁超出26个千分点，萧县超过9个千分点。加权平均，三县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人口正常死亡率大约23个千分点，即每年平均约7.7个千分点。为了计算的简便，可以认为，在徐州府，三年大饥荒中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的出生人口，大约占1960年人口总数的23‰，合计约有人口13.9万。
第七，有些地方志记载了历年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多数地方志没有此类记载。然而，如果地方志所载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和历年人口总数是正确的，可以根据这三项数据求出净迁移人口。
第八，用某地灾前人口减去灾后人口，再加上大饥荒时期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以及净迁移人口，就是这一地区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为了便于计算，以市县为单位，非正常死亡人口小于0.1万者不计入。
第九，在一些人口死亡规模较小的地区，利用上述方法也不可能发现非正常死亡人口。本文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利用地方志所载历年人口数和历年人口死亡率数据，将各县市非正常死亡人口累加，得出各府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这一做法的缺陷是过度依赖地方志，当地方志的记载不详或找不到足够多的地方志时，就有可能造成遗漏。只不过，这类地区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大，即使存在遗漏，遗漏的人口也不会很多。
即使在人口死亡较多的地区，也可以根据市县志记载的人口死亡率进行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推测，并将结果与和根据人口增长速度计算所得非正常死亡人口数进行对照。在人口数据相对完整且数据质量较高的地区，两种研究方法所得结果是基本一致的。
第十，1958年有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对于所在各县而言，他们的户籍已从1958年年底人口统计数中消失。在大多数情况下，本文根据各县人口统计数据计算灾前人口，会造成事实上的人口增长速度之低估。在这种情况下，本文通常将1953-1957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作为1953-1958年的人口增长速度。如果样本包括城市，则按实际人口计算1953-1958年人口增速。灾荒之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从城市遣返还乡，导致灾后三年人口的高增长。本文通常按历年人口数据确定灾后人口增长率。
第十一，对于一个“府”而言，其中心城市的迁入人口主要来自周边农村，因此，本文在计算以府为单位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时，并不将城市剔除，除非这一城市人口增长速度正常，且无规模性的人口死亡。这样一来，因城市化而导致的人口迁移就可以不加以专门的讨论。
第十二，在结束每一个府的死亡人口数的讨论之后，还根据各种地方志中《大事记》的内容，讨论各地的饥荒及人口死亡。如无记载，则不讨论。另外，本书将计算结果绘制成地图。分别见附图1和附图2。底图依据谭其骧师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各省分府地图的GIS电子版制作。事实上，目前尚无人编制1953年各省“专区”地图，遑论可供研究者所用之电子地图。
总之，本文的主要思路是，以1953年、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地方志所载资料求出各府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确定各府的灾前、灾后人口，藉此再求出各府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普查资料的可靠性和完整性是其他任何资料所不可替代的，这是本项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地方志资料虽然不完整，但从抽样的角度看，却已足够。两套资料的配合应用，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误差，排除错误。可以最大限度地求解大饥荒造成的各府人口损失，揭示那段几乎被埋没的人口历史。
1953年、1964年和1982年中国分省分府人口普查数据及两个时段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详见附表1；地方志中记载的1953-1965年历年人口及1982年人口数据，详见附表2。在一些数据记载不全的市县，补充了人口普查数据后，资料更为完整，可用于各项人口指标的计算。由于篇幅限制，不可能将地方志中有关历年人口出生、人口死亡和人口迁移的记载详细列出。本文征引的此类数据，详见征引文献，读者可一一核对。《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所载有关数据，详见附表3。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各省大饥荒发生的时间有先有后，参差不一。虽然灾情主要发生于1959-1961年，但在有些地区，1958年和1962年的灾情相当严重，致灾原因也与1959-1961年相同。各地灾情发生的时间，行文时皆有说明。只是按照通常的说法，本书将三年大饥荒的年份定于1959-1961年。这三年不仅是灾情最重的年份，也是灾情范围最广的年份。
二、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1、江苏
以1953年政区为标准，清代的徐州府包括徐州市、铜山、沛县、砀山、睢宁、萧县、丰县、邳县、宿迁和新沂一部分。1953年至1964年徐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8‰，1964-1982年则为19.6‰。各县人口的变动不平衡，既有1959-1961年大饥荒的影响因素，也有政区变动的因素。例如，1953-1964年铜山县人口减少过多，沛县人口增长过快，是因两县政区调整所引起。此类误差可以通过两县、多县或全府人口合计的方式来消除。
在所阅徐州府境各县县志中，《睢宁县志》缺1958-1961年人口数据，《铜山县志》所载数据不可靠，弃而不用。根据砀山、萧县、沛县、丰县、邳县、宿迁六县资料合计，1954-1958年历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30.5‰、20‰、21.4‰、23.7‰和18‰。1958年人口的增长速度稍有降低，主要是1958年邳县人口突然停止了增长，人口增长率降至5.7‰。大饥荒可能已经拉开序幕。然而，综合评估，本节仍将徐州府灾前时点定于1958年底。下文类此，不一一说明。
在砀山等六县中，萧县1953年人口为普查人口，即大致相当于1953年年中人口。是年萧县人口占砀山等六县人口总数的近20%，以半年计，则为10%。也就是说，从1953年至1958年，砀山等六县经历了5.1年而不是5年。下文类此，也不一一说明。
从1953年至1958年，砀山等六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3‰。根据另一记载，从1952年至1957年，沛县、丰县、铜山、睢宁、邳县、新沂六县合计，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7‰。这两个数据与海州1953-1964年22.8‰人口增长速度基本相同。如下文所述，海州灾情较轻，灾前人口增长的速度与灾情无关。不过，据上引资料，1952-1957年，徐州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17.2‰，又因徐州市区出现浮肿病人，必须将徐州市的人口变动计算在内。将徐州府辖8.5县人口与徐州市人口的不同权重分别加以计算，灾前徐州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3‰。据此计算徐州府1958年年底人口。
灾后人口增长速度的确定相当复杂。在这六县当中，砀山县1964年年底人口与1964年人口普查数相似，但却少于1961年。不仅如此，从1961-1963年，砀山县人口一直增长着，至1964年突然下跌。萧县1961年人口已经接近1964年，灾后三年中人口似乎没有增长。
1964年砀山县人口的锐减，与灾后人口数据的虚报有关。1964年的人口普查，使得以前的虚报难以维持。人口数据不得不回归真实。六县当中，砀山、萧县属于安徽省辖，其他属于江苏。灾后三年砀山、萧县人口增长速度最低，分别为-9.7‰和2.3‰，就与政区的归属有关。也就是说，不同地区的不同政策，所产生的后果是不同的。《萧县志》记载灾后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7.37‰、35.42‰和17.52‰。《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记载的砀山县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9.56‰。徐州府东部的邳县未遭受1962-1963年的大水灾，1961-1964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4‰，与萧县同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近。这一系列数据暗示，三年大饥荒过后，灾区人口呈现较快的增长，绝不是低增长，更不是负增长。
大饥荒结束之后，徐州府境内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962-1963年的大水灾。虽然灾情严重，但没有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徐州市志》记载，1963年年初，徐州地区大部分地区人民生活困难，多数人每天只吃二三两粮，全区六县外流人口多达28.4万，部分重灾社队半数以上的人口外流，浮肿病也发展到19.5万，又称治愈的浮肿病人为27万。“卖儿卖女和人口非正常死亡也有发展”。只不过，由于吸取了三年大饥荒的教训，浮肿病人大部分被治好，外流灾民中有20万人被政府劝回。由于允许人口流动，或者说，对于灾民的外流，政府没有加以制止，人口饿死的情况虽有发生，但要比1959-1961年间好得多。灾后人口的变动就是在这一特殊背景下展开的。
将砀山、萧县排除不计，其余四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3‰。其中邳县1964年人口稍多于1963年，是0.8万人口外迁所致。宿迁县1964年人口少于1963年，且1964年迁入人口大大多于迁出。人口之减少只能归结为以前人口数据的虚报。丰县、沛县的情况也可能作同样的理解。根据《徐州市志》，1962-1965年，徐州七县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虽然低于1964年至1982年的增长速度，但考虑到1962-1963年的大水灾所导致的人口死亡及人口外迁，仍可以接受。最重要的是，这一增长率中已经包括了大饥荒之后城市人口压缩引起的人口减少，人口的城市化迁移与非城市化迁移不需再加讨论。据此测算1961年年底人口。
计算结果，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徐州府境人口净减少26.5万。然而，净减少人口还不是全部的减少人口。将大饥荒期间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的自然增长人口计入之后，灾前人口还应增加，而减少人口也将随之增加。在邳县，1958-1960年人口出生率分别为25.04‰、17.65‰和17.87‰，平均每年为20.1‰，1957年和1962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0.71‰和6.19‰，平均为8.45‰。三年合计，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率共约35个千分点。依同样方法计算，宿迁超出26个千分点，萧县超过9个千分点。加权平均，三县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人口正常死亡率大约23个千分点，即每年平均约7.7个千分点。为了计算的简便，可以认为，在徐州府，三年大饥荒中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的出生人口，大约占1960年人口总数的23‰，合计约有人口13.9万。这样，徐州府境共减少人口40.4万。
1961-1963年丰县及沛县的人口增长，证明劝归的20万外流人口已为所在县登记在册。或者暂时外流的人口根本没有从所在县户籍中排除。由于1962-1964年的人口增长速度低于1964-1982年，让人们猜想这一时期的外流未归人口，不再列入所在县户籍。这也证明，徐州府灾区各县对于永久性外流未归人员的处理，在户口数字上已有所反映。灾后徐州府8万余人口的外流，不会影响本文对于三年大饥荒中死亡人口的分析。
关于大饥荒期间的人口迁移。丰县、邳县和宿迁三县县志有相关记载。《丰县志》称，1960年全县外流吉林、黑龙江、青海、甘肃等地1.4万人口，劝回0.6万，仍有0.8万未归。同年1-5月，从砀山、萧县、山东及其他地区流入的人口近2万，迁入超过迁出。在邳县，大饥荒三年中的净迁出人口为0.9万。在宿迁，大饥荒三年中的净迁入人口约为1.5万。宿迁县人口死亡规模较小，相邻灾区人口可能大量迁入，最大的人口输出地当为灾情严重的徐州府辖各县。这一连串数据告诉我们，三年大饥荒中，虽然徐州府境的人口迁移具有相当规模，但人口的迁入可能大于迁出。徐州府不存在因人口外迁造成的人口减少。如果真的能够确定徐州府境迁入人口多于迁出人口，则非正常死亡人口还要增加。
《徐州市志》称：截止于1959年4月18日，全区（徐州市、丰县、沛县、邳县、新沂、睢宁）发现浮肿病人18万余人，丰县浮肿病人达3.1万人。农民以胡萝卜、红芋、野菜、树叶为主食。1961年8月，中共徐州地委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宣布据不完全统计，全专区非正常死亡人口为7万余人。“不完全统计”一词说明这一数据是一个有保留的最低值。还要说明一点，人口死亡最严重的砀山和萧县，并不属徐州市辖。《砀山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春天，人民公社缺粮严重，有一段时间每人每天的口粮只有1两8钱，出现非正常死亡……以黄楼、权集两公社最甚。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记载。依上述方法单独计算，砀山、萧县两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18万，宿迁县也不属于徐州地区，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万余。从徐州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中减去砀山、萧县和宿迁三县，所余21.4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属于徐州地区辖境人口。徐州地委的统计仅为辖境中全部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三分之一。
海州包括连云港、赣榆、沐阳、灌云、东海和新沂县一部分。1953-1964年海州境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8‰，1964-1982年为21.6‰。1953-1964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1964-1982年，就可以证明境内没有饥荒或饥荒程度较低。这类地区的死亡人口估算，无法采用人口增长速度分析法。通过对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进行分析，仍可以发现饥荒的痕迹。《沐阳县志》中的人口死亡率记载极为混乱，1959年人口死亡率只有1.96‰，令人不敢相信。灌云县1959-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5‰、18.53‰和13.4‰，超出灾前、灾后10‰左右的正常水平，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8万。按照同样方法计算，东海县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1.2万人。新沂县（1/2）1959年非正常死亡人口0.2万，海州灾区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2万。《东海县志》称三年大饥荒中，全县共防治浮肿病人3.34万人。可知饥饿仍然是导致疾病乃至死亡的原因。
淮安府包括淮阴市、淮阴、淮安、滨海、涟水、淮阴、建湖、盐城、阜宁和射阳。1953-1964年淮安府境新设灌南、响水、洪泽三县，县界变动颇大。以府计算，淮安府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7‰，1964-1982年为21.2‰。据此判断此地可能经历过规模性的人口死亡。查阅灌南、泗阳、滨海、涟水、淮阴、建湖六县数据，其中建湖县的数据最为离谱。1958年建湖县人口增加了5.2万，人口增长率高达99.3‰。是年人口自然增长0.4万，人口净迁出0.6万，人口应当较上年减少0.2万。另外，1958年，滨海县人口增加了近5万，年增长率高达91.1‰，细查之，是年该县非农业人口净增4万。多达4万人的非农人口，在滨海县从事什么职业，尚不清楚。在此之前的1956年，滨海县有部分区域划给射阳，这一调整并没有反映在当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上，1957年人口增长率只有9.4‰，可能与此有关。1959年，因接受一批来自无锡、苏州的下放干部与农民，滨海县人口增长率仍高达39.6‰。由于迁入人口太多，所以，1957年因区域调整造成的人口减少可以不再讨论。在灌南县，人口的高增长可能与周边区域的不断划入有关。如1957年12月，涟水县有6个乡的人口划入灌南，导致涟水县人口增长率只有9.7‰，而灌南县则达36.6‰。直到1960年，灌南县净增6万人口，增长率高达182.3‰，就是从滨海县划入2个公社的结果。然而，《滨海县志》已无相关记载。此区域早已被调整出滨海县境。鉴于此，三年大饥荒期间的灌南县数据弃而不用。从1953年至1958年，在排除建湖县后，上述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7‰。
六县合计，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8‰。分县而论，灾后数据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泗阳县人口一直呈增长状，直到1964年突然减少了0.4万。滨海县1964年人口少于1963年和1962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却保持21‰-23‰的高速度。县志没有记载外迁人口，如果有外迁人口，为什么也是在1964年外迁？建湖的情况与此相同。实际情形应该是，1964年的人口普查使得以前的人口浮夸露出马脚，人口数据的变动才出现反常。不过，按人口普查数据，1964-1982年淮安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2‰，由于1962年和1963年的大水灾，1961-1964年人口增长速度低于1964-1982年，也是可以理解的。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淮安府人口增加了16.2万。三年大饥荒中，泗阳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6个千分点，滨海县62个千分点，涟水39个千分点，淮阴63个千分点，建湖13个千分点，平均为38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3.6万， 全府减少人口7.4万。
关于人口迁移，1959-1961年，涟水、建湖两县净迁出均为0.2万。泗阳县1958-1962年净迁出人口0.4万，估计1959-1961年的净迁出人口也是0.2万。由此推测，三年大饥荒中，淮安府的净迁出人口大约2万人。全府非正常死亡人口5.4万。
盐城地区辖清代淮安府东部诸县及扬州府沿海各县。根据《盐城市志》记载，1960年中共盐城地委通知各县大力医治浮肿病、妇女子宫下垂、消瘦病以及青紫病等，仅盐城县就补助营养经费12万元，大米、食油、食糖若干公斤。这说明，既使在沿海地区，同样不能幸免。由于政区变动复杂，无法作细致区分，兹将全府所辖各县均视作灾区。
扬州府包括扬州市、高邮、宝应、江都、泰县、泰州市、仪征、兴化、东台、大丰和海安县一部分。1953-1964年，扬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2‰，1964-1982年为18.1‰，可见灾情相当严重。分县而论，1953-1964年，扬州府沿海诸县如大丰、东台、海安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5‰，1964-1982年为14.4‰。1953-1964年扬州府非沿海各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而1964-1982年则有19.5‰。沿海人口的增长既与当地存在大量可供开垦的海涂等资源有关，也与上海市劳改局设立的农场有关。劳改人员的户口迁离上海，归入农场所在地，应是大丰县人口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由此可知，大饥荒主要发生在扬州府非沿海的西部各县。
关于扬州地区灾前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根据《扬州市志》所载数据计算，1954-1958年只有0.8‰，完全不可信。1990年代的扬州市包括扬州市区、泰州、仪征、兴化、高邮、宝应、靖江、泰兴、江都、邗江和泰县，其中只有泰兴和靖江不属清代扬州府境。1954年底扬州市各市县人口总数为683.7万，而将上述各县1953年人口普查数累加，只有626万。以19.3‰（详下文）年平均增长率计算，1954年底上述各县市合计有人口644.2万，较《扬州市志》所载要少39.5万。县志资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泰县、邗江、兴化、宝应、东台五市县志记载有1953年人口，1953-1958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3‰。另有高邮、江都两县资料不全，暂不讨论。由此可见，《扬州市志》所载各县1954年人口数不可靠。扬州市区1954-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7.4‰，只是因其人口数较少，不足20万人，对全府人口增长的影响不大。采用上述四县1953-1958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作为灾前人口增长速度也不恰当。因为，泰县和宝应两县1958年人口少于1957年。1958年江苏省的人口死亡率为9.4‰，正常。泰和、宝应两县减少的人口不应当视作死亡，而是外逃或迁入了城市。在兴化县，1958年春荒导致外流农民多达5万多人次，遍及三省15个县市，兴化县政府组织人员进行劝阻。在泰县，因毗邻泰州市，1958年减少的人口有相当多的部分迁入泰州。泰州1958年从农村招收8518人，1959-1960年遣返6746人回乡。1953-1957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2‰，加上东台县，则为24.9‰。这一计算，实际是将迁入城市的人口视作在乡人口。如上文所说，区域内的城市与乡村合并计算，如扬州市和泰州市已被计入灾区，另外，入城农民的绝大部分在灾后被遣返还乡，而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主要是根据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确定的，特殊情况例外。采用这一计算口径，就可以不考虑农民的进城与回乡。不过，由于兴化县1958年的人口减少并不是农民进城所致，所以，灾前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能定于21%。
扬州市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8.3‰。根据《扬州市志》的记载：1962年为14.27‰，1963年为22.47‰，1964年为27.68‰，三年合计约为20‰。采用县志资料，邗江县1964年人口少于1960年，可能为政区调整所致，暂不讨论。泰县、兴化、宝应三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7‰，而三年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24‰。江都县的情况相同，三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5‰，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15‰。作为对比，大丰、东台两县的情况有所不同，在三年大饥荒中，大丰县未受损失，东台县人口死亡规模不大，所以，灾后三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31.49‰和25.08‰，基本正常。这两个数据又与三年中各自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吻合。对于确定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到底该采用哪一种数据呢？这就需要认真讨论两个相关问题：人口迁移与人口登记。
据《扬州市志》，1959-1964年，扬州地区农村外流人口（累计）达到49.16万，仅1959年即达10万人，其中兴化县最多，约3万人，其次江都，1.3万人，其他各县也有数千人。大部分流向上海、苏南和赣北，也有流向东台一带的。1962年9月，扬州全区遭受特大暴雨和强台风的袭击，庄稼被淹，房屋倒坍。当年全区外流人口10万人，1963年外流12万多人，1964年外流3.67万人。据此计算，1959-1961年的外流人口约为25万人，1962-1965年约为24万人。政府派员前往灾民流入地进行劝返工作，至1961年底，累计劝回13万人，尚余12万人未归（其中兴化流入东台的就有1万余人）。至1963年3月以前，1962年以来外流未归的尚有8.02万人，合计全部外流未归人口约20万人。当年3月，专署副专员带50名科局级干部，动员回归及春耕自动回归近5万人。1964年全年外流人口3.67万人，全年回归9.21万人。迁入与迁出相抵，回归了10.5万人。尚余9.5万人口外流未归。扣除迁往东台县的不计，大约只有8万多人外流未归，其中大部分都是宝应县人。
一些县志的记载支持这一观点。1958-1964年，邗江县的净迁出人口为3611人，兴化县净迁入人口为9592人，两县合计迁入多于迁出。可见，除了宝应县以及其他几个县外，人口的迁出与迁入已经大体平衡。由于《扬州市志》在讨论外流人口的同时，没有讨论迁入人口，所以，到1964年，扬州府的净迁出人口应当不足8万。
1950年代中期，常规性的外流人口并不为地方人口统计所记载。以兴化县为例，1960年代以前，每年秋收之后，该地一些农户每到秋后即用土砖封门，全家到江南帮工，拾荒，做小生意或做流动匠人，也有的沦为乞丐。既然是秋后外流，那么，他们多半在春耕前就会返乡。属于不定居的流动人口。遇灾逃荒已经成为当地灾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当地人口的真正减少，也不对统计数据产生影响。《扬州市志》的作者不明白这一点，将这批人口计入外迁人口。外迁者主要迁入苏南及上海，其中迁入上海的多达27.6万。所以，1954年的683.7万人口，1955年降为655.4万，减少31.9万。
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渐严格，逃荒性质的人口外迁见于县级人口统计。据《江都县志》，1959年和1960年净迁出8.8万人口，两个年份的人口减少即是由人口自然减少和外迁人口两部分组成。1960年底江都县人口为72.4万，1961年为72.7万，这年人口自然增长数为-0.8万，推测净迁入人口约为1.1万。1962年人口增至74.6万，其中属于自然增长的有0.8万，推测净迁入人口也是1.1万。1963年人口降至73.4万，扣除自然增长的1.3万人口，推测外迁人口多达2.5万。依同样的方法计算，1964年的外迁人口还有1.5万。又查《扬州市志》，按照当年行政区划，1963年至1964年扬州市区人口从22.1万增至22.4万，不存在因政区变动从江都县划入人口的可能。另外，《高邮县志》也称，从1959年至1964年，全县净迁出人口为6.7万。《江都县志》、《高邮县志》的记载为真，则意味着《扬州市志》有关外流人口回归的记载为假。
《扬州市志》记载1961-1964年全市人口分别为626.9万、635.2万、637.7万和642.6万，三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3.2‰、3.9‰和7.7‰，如果说1962年和1963年的人口低增长是人口外流所致，1964年的人口低增长则无法用同样理由来解释。因为，如上所述，1964年的回归人口已经大大超过外流人口。据此可知，《扬州市志》所载历年人口数据和文字表述存在很大的矛盾。比较而言，县志的记载是真实的。
由于邗江县1964年人口少于1961年，此数据只能弃而不用。将泰县、兴化、宝应、江都、东台五县合计，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8‰，将泰县、兴化、宝应、江都四县合计，只有8.2‰。采用《扬州市志》所载历年人口计算，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3‰。扬州市不包括东台，但东台又属于灾区，所以，扬州府境灾后三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可能为10‰。依此测算扬州府灾后人口。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扬州府境净减少人口约48.8万。将邗江、兴化、泰县、宝应、江都、东台及扬州市区合计，三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6个千分点，即扬州府灾区各县三年大饥荒中超出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为10.3万。扣除迁入东台县的人口不计，正与扬州府境1961年底外流且未回归的人口数相当。在扬州府，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如果以灾后三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作为灾后扬州府境人口增长速度，扬州府的净减少人口多达82.5万，用此数减去三年大饥荒中的净减少人口，所得21万人口即为1964年外流未归人口，即从1958年春荒以后外流未归人口。由此可见，《扬州市志》所称外流人口基本回归，是不真实的。
通州包括南通市、南通县、如皋、如东、泰兴、海安县一部分和扬中县一部分。通州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7‰，1964-1982年为13.3‰。人口的规模性死亡是显然的。《南通市志》所载人口数据，包括南通市（含南通县）、海安、如皋、如东、海门、启东六县。海门、启东属于清代海门厅，排除不计，再加上泰兴和扬中县人口的三分之一，减去海安县人口的三分之二，就得到通州境内1953-1964年历年人口。从1953年至1958年，通州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2.9‰。1961-1964年为24.7‰。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通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6.8万。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减少人口。在这三年中，南通、如皋、如东、海安、泰兴五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率约20个千分点，推及全州，灾前人口还应增加9.2万，合计减少人口26万。南通、泰兴两县合计，三年大饥荒中，净迁出人口约有0.7万。《如皋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有12028人支援新疆，3200人迁徐州煤矿，合计迁出人口1.5万，假如这就是净迁出人口的话，通州地区净迁出人口大约3万。通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23万。
按照《南通市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计算，三年大饥荒中，南通、海安、如皋、如东四市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多达13万。泰兴县1958年底人口为106.9万，1961年底为101.8万，净减少人口5.1万。净迁出人口只有822人，减少人口约5万人，如果加上三年中超过正常死亡率的自然增长人口5.3万，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10万。根据人口增长速度分析与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所得结果是一致的。
海门厅包括海门县和启东县。《海门县志》所载政区与1953年及1964年两次人口普查时的政区都不相同。按照《海门县志》所载历年死亡率，1959-1961年，海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7万。启东县人口变动无异常。
江宁府境包括南京市、江宁、江浦、高淳、六合、句容和溧水。1953-1964年江宁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3‰，1964-1982年为17.1‰。从总体看，江宁府境灾情较轻，分县而论，有部分县却是灾情严重。根据江浦、六合、高淳三县资料，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4‰。三县当中，高淳县1955年和1956年人口数少于1954年，与1954年的水灾有关。《高淳县志·大事记》记载汛期死亡人口只有121人，但1954年和1955年人口死亡率高达 33.45‰和23.33‰。同样，上述三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2‰。其中江浦县人口增长速度接近30‰，可能与当地大型厂矿的建设有关。江浦县不属灾区，排除不计，其他两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1。以此测算江宁府灾区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江宁府灾区四县人口净减少7万。查《六合县志》，大饥荒三年中，六合县人口出生率超过人口死亡率24个千分点，高淳县基本持平，两县合计约15个千分点，推及灾区四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万。1959-1961年高淳县的净迁出人口近1万，六合县0.3万。溧水、句容两县人口外出的规模若与六合县相当，正好也是2万人口。也就是说，江宁灾区四县中三年大饥荒中的自然增长人口与外迁人口的数量相当。因此，在这四县，三年大饥荒中的净减少人口也就是非正常死亡人口。
从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1959-1961年高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1.5万，六合县大约1.3万。溧水和句容两县死亡人口规模小于高淳、六合，四县合计远远不够7万人的水平。因此，有必要对两县县志的有关记载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从理论上说，每一年度的人口增加数，等于是年自然增长人口与净迁移人口之和。在高淳县，1958年较1957年增加人口-0.5万，1958年自然增加和净迁移人口合计也是-0.5万；1959年情况相同。1960年，人口自然增加与净迁移人口合计为-0.7万，是年年底人口应为25.7万，可是，县志所载却是26.3万，虚增0.6万人口。1959-1962年和1964年，六合县的两套人口数据皆不能配合，其中的奥妙不得而知。不过，从1958年至1961年，六合县净减少人口3.3万，其中有0.3万净迁出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应有3万。由于任何一本地方志都不会夸大本地的死亡人口数量。所以，当面临两个不同系统的死亡人口数据时，本文通常是择其低者而采纳之。
作为对比，《江浦县志》虽然没有记载迁移人口，但是，按上式计算，两套数据之间只有些许差异，这便是没有明确记载的净迁移人口。也就是说，只有在那些出现人口大量死亡的县市，才会出现人口数据的伪造现象。在分析数据时，务必注意这一点。
《高淳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中共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高淳事件’的通报，高淳县1958年冬至1959年春大量发生浮肿病、消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症和人口外流的严重事件。”可惜的是，中共中央的通报，并没能有效地遏制高淳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镇江府境包括镇江市、丹徒、丹阳、金坛、溧水和扬中县一部分。1953-1964年镇江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7‰，1964-1982年为15.7‰。在苏南地区，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已卓有成效，因此，1964-1982年人口增长速度低于1953-1964年，并不能证明此地未经历过三年大饥荒。查阅扬中、丹阳、金坛、丹徒四县县志，其中丹徒县1956年人口少于1955年，1958年大大少于1957年。丹徒县与镇江市邻，境域变动频繁，可能是其人口减少之原因。排除丹徒县不计，另三县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1‰，1960-1964年为30.6‰。从1958年年底至1960年年底，净减少人口4.2万。三年中，丹阳、金坛、扬中三县平均每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5个千分点，《镇江市志》没有历年人口记载，却有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之记载，三年中镇江市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40个千分点，加权平均，全府三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6.6个千分点，如此，灾前人口还应增加5.5万。也就是说，三年大饥荒中，镇江府境的全部减少人口约为9.7万。依《丹阳县志》，1960-1965年迁入人口为0.5万，而1959-1960年的迁往江西、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人口多达1.3万。大饥荒时代丹阳县净迁出人口至少有1万。全府所辖5.7县，净迁出人口可能达到5万余人，与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的增长人口相当。也就是说，镇江府净减少人口大约为非正常死亡人口。
按照丹阳县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大饥荒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万。金坛县约0.4万，合计1.4万。以丹阳、金坛两县1964年在全府人口（不包括镇江市）中的比例计算，镇江市以外各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有2.9万。根据《镇江市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1959-1961年全市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6万，合计为4.5万，以上述分析基本一致。不过，还要指出的是，镇江市1958年即出现0.3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是否因“大跃进”而引起，尚不知，本节亦未计入。
丹阳县人口低谷出现在1959年，而《丹阳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全县浮肿病人4194人，干瘦病人724人，妇女子宫下垂4513人，可见灾荒主要发生于1960年。令人不解的是，1960年出生率小于死亡率，且人口迁出多于迁入，然而，这一年人口却超过1959年。毫无疑问，1960年丹阳县人口总数是伪造的。1960年的丹阳人口数还应更低，则非正常死亡人口数量更多。
常州府境包括常州市、无锡市、无锡、靖江、宜兴、武进和江阴。1953-1964年常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3‰，1964-1982年为14.2‰，可能存在规模性人口非正常死亡。常州境内各市县志均已查阅，各地都经历了大饥荒。无锡市、无锡县、常州市、武进、靖江、宜兴、江阴七市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7‰。关于灾后人口，江阴县1962年划出若干区域组成沙洲县，武进县1964年从常州市郊划入9个公社，两市县志的人口数据均未作相应处理，故排除之。灾后无锡、常州两市对于“大跃进”期间进城农民工人的遣返，使得大灾之后出现了人口减少或人口增长速度偏低。不过，无锡市1961年的人口数据有大差错，是年自然增长人口与净迁出人口相抵，减少人口2.36万，而人口总数却较1960年增加0.7万。这一数据的错误使得1961年人口多出3万，以致于超过1964年。排除无锡市不计，其他四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6‰。江阴县1962-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1‰，武进县1961-1963年的情况与江阴县同，加权平均的结果，常州府境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5‰。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常州府境人口净减少11.3万。三年中，江阴、无锡两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皆为33个千分点左右，武进县为26个千分点，常州市、无锡市均为53个千分点左右。很明显，大饥荒中，城市人口的出生率大大高于乡村，城市人口所遭受的灾难明显少于乡村。加权平均，三年大饥荒中，常州府境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6个千分点。这意味着常州府境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7.5万。常州府境共减少人口28.8万。三年大饥荒中，无锡市净迁入人口0.3万，江阴县净迁入0.6万，武进县净迁入1.5万，常州市净迁出5.3万，无锡县净迁出3.6万，靖江县净迁出0.2万，合计净迁出人口6.7万。推测常州府境全部净迁移人口约为8万。即使以净迁出人口10万计，常州府境三年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仍多达18.8万。
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三年中常州市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0.6万，无锡市1.1万人。无锡县1.4万，江阴县1.5万，武进县1.2万，合计只有5.8万。如果上述推测为真，其他两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达到10.6万。《宜兴县志》记载1958-1962年，死亡人口59589人，平均年死亡率16.3‰。无锡县正常死亡率约为10.3‰，江阴县约为10.4‰，武进县为9.3‰，以此作为宜兴县正常的人口死亡率，宜兴县5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2万。已知宜兴县1958年和1962年人口死亡率正常，此2.2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即1959-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靖江县志·大事记》称三年大饥荒中，全县浮肿、干瘦发病累计29.91万人次，治疗21.99万人次，死亡人口1.13万。这一记载并不确切，1961年较1960年净减少人口1.2万，若加上净迁入的0.2万人口，减少人口达到1.4万。若加上超过正常死亡率的出生人口以及1959年和1960年的死亡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也只有2万-3万人的规模。两种估计不能吻合。根据人口死亡率所作分析较根据人口增长率所作分析约少10万人。
出现误差的原因在于若干市县志所载数据不实。如武进县，1959年武进县人口较1958年减少5.4万，原因在于其四乡地域划归常州市，而武进县的历年人口是按当年行政区划统计的，未予调整，所以，1959年数据不予讨论。1960年，武进县人口自然增长0.1万，人口净迁出0.2万，人口总数应减少0.1万，实际人口却增加3.1万。1961年，人口自然增长0.56万，人口净迁入1.82万，是年人口总数应增加大约2.4万，实际人口总数只增加0.4万。两年合计，人口总数多出1万人，不知自何而来？1962年武进县自然增长人口2.35万，人口净迁入3.15万，合计增加人口5.5万，是年人口总数实际只增加4.1万，有1.4万人口不知所踪。1963年数据基本正常。总之，就历年人口总数而言，灾中三年的数据被夸大，灾后数据被缩小。再如常州市，1957年自然增长人口和净迁入人口相加，增加人口1.85万，而人口总数却减少0.32万。1958年人口增加7.7万，人口总数只增加4.5万。1959年人口减少0.7万，人口总数减少2.8万，1960年人口减少0.6万，人口总数却增加1.8万。1959年和1960年合计，人口自然增长、迁移增长与人口总数增长基本平衡，然1957-1958年人口被压缩了4.4万左右。按照同样口径分析，1957-1958年无锡市人口也被压缩了近4万人。也就是说，按照真实的人口数据，常州府境灾前人口的增长速度理应更高。如此，大灾中的死亡人口也就更多。
在无法对上述各市县人口数据进行修正的前提下，兹依各市县志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所得，将常州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定为10.5万。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一个最低估计值。有关常州府境人口死亡的真实情况，有待于更多资料的发掘。
苏州府境包括苏州市、常熟市、常熟县、吴江、吴县、昆山。1953-1964年苏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7‰，1964-1982年为13.8‰。已经查阅苏州市、吴县、吴江、昆山、常熟五市县志。按照1980年代的行政区划，此五市县已经构成苏州府境的绝大部分，1962年成立的沙洲县并未包括在内。以1953年和1964年数据进行比较，五市县合计人口分别为两个年份苏州府境全部普查人口的87.8%和90.8%。1953年统计数据中有若干县实为普查数据，即年中数据，所以，其人口总数在全府人口中所占比例略低一些，是可以理解的。五市县合计，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1961-1964年也是20‰。以此计算，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苏州府境净减少人口10.6万。
三年大饥荒中，昆山、吴县、吴江、常熟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1个千分点，苏州市超过38个千分点，加权平均，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3.6个千分点。如此，灾前人口还应增加8.1万。合计苏州府境全部减少人口共18.7万。
三年大饥荒中，昆山县净迁出人口1.6万，吴县0.8万，苏州市0.3万，按照历年人口总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推测，常熟净迁出人口1.2万。1957－1962年间，“吴江县农民外流在外地定居者有1696人，流散186人”，合计不足0.2万；然按照历年人口数和历年人口自然增减数计算，三年中的净迁出人口至少多达1万。所谓的“外流”，不包括经公安户籍部门同意的迁徙。再加上沙洲县的部分外迁人口，苏州府境的净迁出人口最多6万左右。如此，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2.7万。
根据上引各市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估算，苏州市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7万，昆山县约0.9万，吴江县1.6万，吴县多达2万。常熟市的数据比较复杂，1957-1958年的人口死亡率高达16‰-18‰，以1962年11.3‰的人口死亡率当作正常人口死亡率，非正常死亡人口仍有0.6万，在沙洲县，根据《沙洲县志·大事记》的记载，1961年，“浮肿病各地都有”，1962年春，全县仍有8850人患浮肿病。合计苏州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7万人。
两种分析方法差异颇大，原因在于县志所载数据的混乱。以吴县为例，1958年自然增长人口1.39万，净迁入人口0.93万，实际增加人口2.32万，然而，是年年底较上一年增加人口1.3万，有1万余人口被隐瞒。1959年自然增长人口0.87万，净迁出人口0.46万，实际增加人口只有0.43万，而是年年底较上一年增加人口0.82万，多出近0.4万人口。不过，如果1958年人口真的较上一年增加2.3万，1959年人口就不可能增加，而是减少。1960年以后吴县人口数据基本平衡。昆山县的数据错讹很多，1958-1959年，合计有0.6万人口为历年人口总数所遗漏，1960年自然减少人口0.34万，净迁出人口1.27万，合计减少人口1.6万，而年终人口较上年只减少0.3万。是年年底的虚报人口多达1.3万。1962年以后，各项数据达到平衡。作为对比，苏州市历年人口数与历年人口增减数完全对应，不存在数据上的差错。与吴县相比，苏州市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的规模也是较小的。
从常州、苏州两地的数据中可以看出相同的数据造假手法，压低灾前人口，提高灾中人口，使得灾情低谷变得平缓。依常州例，在无法对数据进行修正的前提下，将三年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定为7万，就低不就高。
《常熟市志·大事记》称，1960年冬，县内各地出现浮肿病患者，少数病人死亡。1961年3月下旬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县浮肿病人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为高峰，患者达29666人。1-3月死亡367人。昆山县的人口死亡情况可以从《昆山县志·大事记》中得到反映：“1959年，巴城公社断粮最长达60天，浮肿病、弃婴、非正常死亡等事件接连发生。1960年，县委主要领导人深入城北公社同心大队，发现农民吃的都是瓜菜代粮。同时还步行巴城，沿途发现大批劳力外流，新坟增多，才深感农村已处于断粮、饿死人的紧要关头，便立即向地委汇报，要求从速调拨粮食。”然而，至1961年1月，全县浮肿病、消瘦病严重，说明灾情并没有得到控制。人口的规模性死亡就是这样发生的。
太仓州境包括太仓、崇明、宝山和嘉定。1950年代，太仓州境只有太仓县属江苏省辖，其他如崇明、宝山、嘉定三县则属上海。从历年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分析中，仍可以发现太仓县大约有0.4万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兹将江苏各地人口死亡数列如表1。
表1 1959-1961年江苏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增长率：‰，人口：万，比例：%
|
府州 |
灾区 县市 |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
1958年 人口 |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
1961年 人口 |
死亡 人口 |
1958年 全府州人口 |
死亡人口 比例 |
||
|
|
1953-1964 |
1953-1958 |
1964-1982 |
1961-1964 |
||||||
|
徐州府 |
9.5 |
11.8 |
23.0 |
628.1 |
19.6 |
19.0 |
601.6 |
40.4 |
621.0 |
6.5 |
|
海 州 |
2.5 |
14.0 |
23.0 |
78.7 |
22.1 |
22.1 |
75.7 |
4.0 |
291.7 |
1.4 |
|
淮安府 |
10.0 |
19.7 |
27.7 |
627.1 |
21.2 |
15.8 |
643.3 |
5.4 |
627.1 |
0.9 |
|
扬州府 |
9.7 |
5.8 |
21.0 |
671.6 |
18.1 |
10.0 |
622.8 |
48.8 |
717.5 |
6.8 |
|
通 州 |
5.6 |
8.7 |
12.9 |
468.4 |
13.3 |
24.7 |
451.6 |
23.0 |
468.4 |
4.9 |
|
海门厅 |
1.0 |
6.4 |
38.6 |
82.5 |
11.8 |
16.5 |
87.8 |
0.7 |
159.8 |
0.4 |
|
江宁府 |
4.0 |
6.2 |
11.4 |
135.3 |
19.2 |
24.1 |
128.3 |
7.0 |
339.7 |
2.1 |
|
镇江府 |
5.7 |
12.4 |
17.7 |
207.0 |
15.6 |
30.6 |
202.8 |
4.5 |
207.7 |
2.2 |
|
常州府 |
7.0 |
12.3 |
17.7 |
487.2 |
14.2 |
25.0 |
475.9 |
10.5 |
487.2 |
2.2 |
|
苏州府 |
7.0 |
11.7 |
20.0 |
349.2 |
14.3 |
20.0 |
338.6 |
7.0 |
349.2 |
2.0 |
|
太仓州 |
1.0 |
11.7 |
14.6 |
34.9 |
9.9 |
19.7 |
34.6 |
0.4 |
142.2 |
0.3 |
|
合 计 |
63.0 |
|
|
3770.0 |
|
|
3665.7 |
151.7 |
4411.5 |
3.5 |
说明：1、本表的灾区县以1953年区划为准。1953年以后新设之县不列入，合并之县也不排除。以下表同，不另说明。
2、非灾区县的1958年人口依各自1953-1964年人口增长率测出，并与灾区人口合计构成1958年全府州人口。以下表同，不另说明。
3、表中“死亡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以下表同，不另说明。
4、海州包括灌云、东海和新沂一部分；扬州府包括扬州市、高邮、宝应、江都、泰县、泰州市、仪征、兴化、东台；通州包括如皋、如东、泰兴和扬中一部分；海门厅包括海门县；江宁府包括高淳、六合、句容和溧水；太仓州只包括太仓县。其余各府州包括所属全部，市县名详见正文，下文同此，不一一说明。
5、镇江府境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发生于1959-1960年底，太仓州发生于1959年，其余各府州境主要发生于1959-1961年。
在排除数据方面的错误之后，合计1959-1961年江苏共有63个市县经历了较大规模的人口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151.7万。分府而论，无论是人口死亡的比例还是数量，扬州府为最，次则徐州府和通州。苏南四府人口死亡比例接近，灾情相同。总起来说，苏北地区遭遇的灾情最重，死亡人口最多，但是，处于同一自然环境下的淮安府属县人口死亡的规模却要小得多。就目前所见资料，只有松江府未见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由于资料的限制，可能还有一些县的非死亡人口数无法查证，我只能说，本节所述只是一个最低程度的估计。
按照《中国人口·江苏分册》提供的数据，将1959-1961年江苏人口的死亡率数据与1958年对比，排除正常死亡人口以后，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70-80万。《江苏省志·人口志》与《中国人口·江苏分册》的数据来源一致，根据历年人口数，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1‰，此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吻合，较表1中的估计为高。
表1在对徐州府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进行估算时，包括了不属于江苏省辖的砀山和萧县。
此两县大约有20万左右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如此，两种估计的差额仍达50万人。上文揭示许多地区灾后两年人口均存在程度不等的浮夸，其目的是缩小灾情，数字之间的差距就是这样产生的。
2、浙江
以1953年政区为准，清代的嘉兴府境包括嘉兴市、嘉兴、嘉善、平湖、桐乡、海盐和崇德。与苏州府的情况类似，从人口普查数据上难以发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原因还不在于1964-1982年人口增长速度事实上已经低于1953-1964年，而在于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大，不根据历年人口记载，或者不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记载，难以发现人口变动的异常。对于此类人口死亡规模不大的地区，只能采用个案研究方法分别予以处理。
嘉善、平湖、海盐、桐乡（含崇德）四县县志载有历年人口及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1958年嘉善县人口较1957年少了0.8万，但并非饥荒所致，而是迁入城市。嘉善县1960年底人口较1958年减少0.3万，则是饥荒留下的痕迹。《嘉善县志》第四编《人口》记载1960-1961年人口死亡率为16.84‰，较灾前、灾后8.17‰正常死亡率高出8.67个千分点，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45万。平湖县1958年人口较1957年要少0.7万余人，也应当迁入城市。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1959-1961年平湖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15万，海盐县约为0.3万，桐乡县约为0.2万。《嘉兴市志》称，1960年嘉兴县西塘等五公社发生浮肿病，非正常死亡人口1884人。可见嘉兴县也属灾区。1990年代的嘉兴市，其政区除了清代的嘉兴府属县外，还包括原属杭州府的海宁县。查新修《海宁县志》，知当地无灾情。因此，嘉兴市非正常死亡人口，即嘉兴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根据《嘉兴市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嘉兴市非正常死亡人口为2万。表2根据《嘉庆市志》所载数据计算得出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类似处理，下文不一一说明。
各县县志《大事记》有关于灾情的描述。平湖县的记载称，1961年3月，农村浮肿病暴发，县委集中人力物力，积极治疗。至4月中旬，基本控制病情。然而，该县1960年人口已经少于1959年，人口死亡率已经达到13.07‰，超过1961年，更超过灾前1957年10.14‰的水平。很显然，灾情在1960年已经发生。在海盐县，1960年春天卫生部门组织人员下乡防治浮肿病、妇女病和小儿营养不良症。乡村出现“饿、病、逃、荒”。然而，该县1959年人口已经少于1958年，且1959年人口死亡率已经升高至16.2‰，灾情在1959年已经形成。嘉善县的记载最为详细：“1960年3月21日，中共嘉兴地委领导在魏塘公社绿叶生产队检查工作时，发现有饿、病、死人现象。4月，中共嘉兴地委组成地、县监察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地、县委同时采取补救措施。”1960年嘉善县人口的减少与灾荒有关。至1961年1月，嘉善全县又出现浮肿病人5447人。地、县委的补救措施并不能完全制止灾情的蔓延。
湖州府境包括湖州市、吴兴、德清、武康、长兴、安吉和孝丰。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9‰，1964-1982年为14.9‰。大饥荒对于人口的影响，主要集中于西部安吉、孝丰和长兴三县。1958年，孝丰县并入安吉县。根据安吉、长兴两县县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年两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6万。
杭州府包括杭州市、临安、于潜、昌化、海宁、富阳、新登、余杭和杭县。《富阳县志·大事记》称：“1961年开展防治‘浮肿病’工作。县政府及有关部门先后七次拨出黄豆、米糠、白糖、红糖、大米等配制‘消肿粉’和‘青松毛糠浆’供应患者，至年底，万余名‘浮肿病’患者基本治愈。”查县志所载历年人口，1961年人口呈增长状。不仅如此，1959-1961年，三年中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1.3‰、16.1‰和15.1‰；三年中的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3.1‰、10.3‰和9.8‰。富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0.1万。饥荒的发生主要是在1959年而不是1961年。余杭县1960年“浮肿病流行，7000余人发病”。将浮肿病人数与富阳县比较，余杭县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也有0.1万。在临安县，人口一直呈增长状，历年人口死亡率变动正常。余杭县历年人口见于《杭州市志》的记载，据富阳县和余杭县历年人口计算灾前、灾后人口增长速度。需要说明的是，余杭县与其他市县合并与析分的过程过于复杂，县境变化无从把握，故不以此作数据分析。
《杭州市志》还记载了严州府属桐庐、建德、淳安三县的历年人口数。其中，1959年淳安县人口净减少5.7万余，应是水库移民外迁所致。1960-1961年，三县人口继续减少，净减少数量多达3.3万，应与灾荒有关。只不过，这里是一个水库移民输出区，我们不知净减少的人口中，多少属于水库移民，多少属于死亡的饥民。
按照《杭州市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1959年人口死亡率最高，达到10.57‰，灾前的1958年只有9.65‰，灾后的1962年只有8.05‰，合计正常人口死亡率约8.85‰，1960-1961年人口死亡率正常，1959年超出正常死亡率约1.7个千分点。1959年，杭州市七县总人口约291.4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5万。扣除富阳县和余杭县的0.2万非正常死亡人口，桐庐等六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3万人。
绍兴府境包括绍兴、萧山、诸暨、上虞、新昌、嵊县、余姚、庵东盐区。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指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一个错误。几十年来，绍兴市区与绍兴县时并时分。两个单位合计，1953年人口普查中的绍兴市区130592人明显多余，否则，1964年绍兴县（市区撤消，没有单独人口统计）人口将大大少于1953年。也就是说，1953年绍兴市区人口已经包含于绍兴县人口当中，绍兴市人口数的单列是一个明显的错误。《绍兴市志》发现了这一错误，回避了1953年人口。1952年绍兴县人口为71.9万，1965年为91.82万，分别与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的79.7万和88.3万接近。此可证明1953年绍兴市人口为重复统计。排除了绍兴市区衍出的13万人口之后，1953-1964年绍兴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7‰，1964-1982年为14.8‰，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与湖州府几乎完全相同。
诸暨县的情况与相邻的富阳县类似。《诸暨县志·大事记》称，1961年春严重缺粮，农民普遍以瓜菜度荒，多发浮肿病。然而，查《诸暨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灾前为8.2‰，灾后为8.1‰，1959-1961年分别为12‰、12.5‰和10.7‰，1959-1960年才是饥荒最严重的年份。三年中诸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0.6万，约占全县人口的1%。又查萧山县历年人口，1953-1964年皆呈增长状，虽然1961年人口增长率低至5.2‰，但1962年人口增长率高达56.7‰，估计是外逃人口之回归。萧山县不存在规模性的人口非正常死亡。
《绍兴市志》记载了绍兴县、诸暨县、上虞县、嵊县和新昌县五市县1952年、1957年、1962年和1965年的人口数。将萧山县相同年份的人口数据列入，就有了人口死亡的诸暨模式和人口正常发展的萧山模式：1957-1962年诸暨县和萧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2.9‰和30.1‰。如果某县1957-1962年人口增速与萧山同，则认为没有发生规模性的人口死亡。如果与诸暨同，则认为存在规模性的人口死亡，人口死亡的规模依人口增长速度的高低来确定。例如，绍兴县1957-1962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9‰，较同期诸暨县还低，可以认为存在与诸暨相同的人口死亡规模。同一时期上虞、嵊县、新昌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5‰、18.6‰和22.7‰，可以推测上虞、嵊县两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各有0.2万，新昌有0.1万。又估计余姚县的情况可能与新昌相同。希望将来能读到上述各县县志，证实本节的推测。
在善兴府，将嘉善、平湖、海盐、桐乡四县合计，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2‰，1953-1959年为13.2‰。如果排除农民进城对于农村人口的影响，1953-1957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6‰，增长的速度不低。在没有出现大规模人口死亡的前提下，四县1960-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1.2‰。在诸暨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6‰，1961-1964年高达35.9‰。比较而言，诸暨县的人口死亡规模超过嘉善等四县，灾后人口的增长速度也超过嘉善等四县。在富阳，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3.7‰，灾后四年高达36.4‰。富阳县人口死亡的规模更小，灾后人口的增长速度稍稍超过灾前。从这六县灾前、灾后人口增长的不同速度看，灾后的人口补偿性增长的确是存在的。然而，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上述六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是小规模的，而灾后的人口增长却是高速度的。仅仅是为了弥补饥荒年代不多的死亡人口，并不需要以如此高的速度来增长人口。很显然，大饥荒以后，按人口分配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政策刺激了浙江北部人口的高增长。在人口死亡多的地区，这种刺激更有效率，在人口死亡少，且灾前人口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这种刺激作用较小。
宁波府境包括宁波市、镇海、鄞县、象山、定海、普陀、岱山、慈溪和奉化。1990年代的宁波市包括宁波市区、镇海、鄞县、余姚、慈溪、奉化、象山和宁海。除宁海、余姚两县外，其他市县属于清代宁波府辖境。按照《宁波市志》记载的历年人口，人口的变动并无异常，然而，按照历年人口死亡率，可知1959-1961年，人口死亡率超过正常死亡率大约5个千分点，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1.6万。
分县而论，奉化县是大饥荒的重灾区，历年人口的记载已经可以显示大灾荒的影响。1961年人口较1960年减少3729人，这一年，人口死亡率高达27.83‰。三年中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0.7万。鄞县非正常死亡人口也达同样的规模。镇海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0.4万。三县合计为1.8万。
舟山市1959年的人口死亡率偏高，是因为这一年4月11日，当地渔民在吕泗渔场遭受十级以上大风袭击，死亡1178人。1961年，虽然全县有4000余人患浮肿病，但当年人口死亡并无太大异常。《慈溪县志》称1961年初发现浮肿病患者，但是年人口死亡率基本正常。
总之，对于宁波府属县的人口非正常死亡，虽然根据《宁波市志》所作估计稍少于根据县志所作估计，但相差不大。两种数据皆可接受。只不过，按照本文的体例，以府为单位的数据分析是以县以基础的。所以，舍《宁波市志》数据而采纳分县数据。
金华府境包括金华市、金华、兰溪、东阳、义乌、永康、武义、浦江、磐安、汤溪。新修《金华市志》所载区域未包括汤溪，与清代金华府辖区稍有出入。金华市的人口增长受挫于1961年，是年人口较1960年人口减少0.9万。按照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约2万。，
县志中的记载相当复杂。东阳县1959年和1960年人口持续减少，而死亡人口却是正常的，减少的人口可能外迁。浦江县1960年人口较1959年减少近5万，是因为1960年浦江县绝大部分并入义乌县，另有一个公社并入兰溪。浦江复县以后，并入兰溪的公社没有回归，造成人口的减少。在同一口径下，1961年浦江县人口要比1960年少0.3万，然当年死亡人口却又是正常的。原因不明。兰溪市1960年人口少于1959年，1961年人口不明。依1959-1960年人口死亡率估计，两年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至少有0.5万。
各县《大事记》有关于大饥荒的记载。在浦江县，“1960年春，县内出现饿、病、流、荒。浦江地区数千患浮肿病”；在金华县，1958年，汤溪境内发生严重的浮肿病，非正常死亡达1000多人。在兰溪县，1960年发病12400人，其中浮肿8505人，青紫病4109人，有上万人口外流。这一切似乎都暗示着金华府属县人口非正常死亡有一定的规模。
采用人口增长速度推算法进行计算。根据《金华市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据，1953-1958年金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3.1‰，东阳、浦江、兰溪三县分别为7.1‰、6.7‰和8.3‰，相差很大。1953年金华市区只有4.6万人口，1962年金华市撤消，可见这一年金华市区人口不多，所以，也就不存在乡村人口向金华市区流动而引起的乡村人口的过低增长。
《金华市志》记载的灾前人口增长速度与嘉兴府相似，较宁波府及杭州、绍兴两府相差很多。这也就是说，《金华市志》记载的灾前人口增长速度，已不可能再低。这样看来，东阳、浦江、兰溪三县县所载灾前历年人口，有可能低估。另外，《金华市志》的灾前人口资料并非可靠。从1953年至1958年，金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7.55‰、26.41‰、28.07‰、21.33‰和13.57‰，算术平均数为23.4‰，而实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不会低于24‰。灾后三年金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9‰，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4.73‰、34.43‰和29.49‰，两套数据完全吻合。由于灾前金华市不存在规模性的人口外迁，相反，还接受相当多的新安江水库移民。所以，灾前金华市的人口数据也是有意低估的。
将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24‰，灾后定为29.9‰，采用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1958年底金华府人口为263.3万，1961年底为252.4万，净减少人口10.9万。另外，根据《金华市志》1959-1961年金华市人口出生率分别为20.55‰、20.26‰和15.29‰，而东阳县则分别只有18.7‰、18.1‰和15.3‰，兰溪市1959-1960年也仅有14.83‰和15.15‰，浦江县1961年人口出生率只有7.5‰，人口死亡率也只有7.8‰，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同时低得无法令人相信。以东阳、浦江两县情况观察，三年大饥荒中金华市的人口出生率似乎有夸张的成份。以东阳县为例，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9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约有4.9万人口。三年大饥荒中金华府人口减少了15.8万。
《兰溪市志·大事记》称，1960年兰溪县有上万人外流。根据东阳县情况，人口大规模外流从1959年就已经开始。1960年，全县人口死亡6936人，出生6032人，自然减少904人。然而，1960年兰溪县人口总数为397120，较1959年减少1494人，外迁人口仅有500人。1961年人口缺载，无法作进一步讨论。在东阳市，根据历年人口增减值与人口自然增减值之差额进行分析，三年大饥荒中，东阳县净迁出人口约1.6万，其中1960年的净迁出人口也是1万人。以此推论，在金华市以外的金华府境，净迁出人口大约为13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8万。按照同样的口径对《金华市志》的记载进行计算，三年大饥荒中，金华府境的净迁出人口只有4.1万。果真如此，则死亡人口更多。《金华市志》数据不够可靠。
台州府境包括海门区、天台、临海、黄岩、温岭、仙居、三门、宁海和磐安一部分。1990年代的台州地区辖天台、仙居、临海、黄岩、温岭、三门和玉环。清代玉环属温州府辖，宁波市的宁海则属台州府管。就总的辖区而言，台州地区所辖与台州府基本相似。台州历年人口呈增长状，根据死亡率分析，1959-1960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1万人。
衢州市辖境即清代衢州府辖境，包括衢县、龙游、常山、开化、江山五县。五县当中，只有《江山县志》未见。在衢县，根据1961年底统计，包括龙游、常山两县在内，共有浮肿病、青紫病人26464人。1961年较1960年净减少人口1.33万，令人猜想减少的人口大多死亡。然而，当年人口死亡率只有12.03‰，与1960年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仅有0.2万。其他1.1万人口可能外迁。在常山县，1959年人口较1958年人口要少1400余人，根据死亡率分析所得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也是此数，三年合计非正常死亡约为0.2万。龙游县人口死亡率基本正常，却有大量人口外迁。据《龙游县志·大事记》，1958年4月，全县约有0.9万人口外流江西，其中少部分返回家乡。同年，迁入龙游的新安江移民人口多达0.7万，与外流人口相互抵消。1960年较1959年人口减少近0.5万，因当年人口死亡率正常，只能理解为外迁。
根据《衢州市志》，1958年建设衢州化工厂，当年及次年的人口迅速增长可能与此有关。1961年较1960年减少人口2.45万。虽然1959-1961年当地有2.6万人口迁往江西省上饶地区，即下文所称之江西广信府和饶州府，但其中的三分之一被劝返。另外，三年中衢州府接受的新安江移民也有相当数量。最令人奇怪的是《衢州市志》所载1959-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与灾前基本相同，稍高于灾后。如果以灾前人口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则衢州府境没有非正常死亡人口；如果以灾后人口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衢州府境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最多为0.7万。总而言之，衢州府境的人口死亡规模相当小，是与其外迁人口规模相当密切相关的。
处州府境包括丽水、宣平、青田、云和、龙泉、庆元、缙云、遂昌、松阳、景宁及磐安县的一部分。1990年代的丽水地区辖有清代处州府的绝大部分，只有宣平县部分未包括在内。所以，《丽水地区志》所载历年人口，实际上就是清代处州府境历年人口。1953-1958年，丽水地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1953-1959为18.6‰，1961-1964年为23.7‰，1964-1982年为23‰。灾后人口增长没有明显加速。
将1961年与1959年相比，处州府境人口净减少1.4万。而在《丽水地区志》的记载中，两年中的净减少人口约3万。当地存在规模性的人口外迁，故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的人口不予讨论。另外，根据各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处州府属各县人口皆有非正常死亡。
从1960至1963年，龙泉县人口一直减少。上引资料称，除了大批外流人口外，1961-1963年“国家精简职工、干部回乡，全县精简12916人中，约半数迁往外地。根据各县《大事记》的记载，在龙泉县，饥荒发生在1960年春夏之交，农村缺粮，不少村公共食堂断炊，浮肿病流行。缙云县承认大饥荒中，“有的地方饿死人”。丽水县1960年夏天粮荒严重，全县患浮肿病的有16670人，外流逃荒者7297人。类似记载还有一些，不一一列举。
温州府境所辖甚广，其中平阳、苍南、玉环、洞头四县有历年人口记载，人口皆呈增长状。由此可以推知，即使当地有非正常人口死亡，然其规模很小，在没有更多资料的情况下，只能忽略。
表2 1959-1961年浙江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增长率：‰，人口：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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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州 |
灾区 县市 |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
1958年 人口 |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
1961年 人口 |
死亡 人口 |
1958年 全府州人口 |
死亡人 口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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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64 |
1953-1958 |
1964-1982 |
1960-1964 |
||||||||||||||||
|
嘉兴府 |
7.0 |
17.2 |
20.3 |
173.1 |
13.4 |
173.3 |
123.9 |
2.0 |
173.1 |
1.2 |
|||||||||||
|
湖州府 |
3.0 |
30.1 |
39.5 |
58.9 |
20.5 |
20.9 |
63.5 |
0.6 |
158 |
0.4 |
|||||||||||
|
杭州府 |
4.0 |
23.0 |
25.3 |
93.5 |
14.1 |
36.0 |
95.8 |
0.2 |
246.5 |
0.1 |
|||||||||||
|
严州府 |
6.0 |
15.2 |
27.4 |
101.3 |
8.7 |
32.1 |
95.2 |
0.3 |
101.3 |
0.3 |
|||||||||||
|
绍兴府 |
7.0 |
20.7 |
23.2 |
353.9 |
14.8 |
30.0 |
355.6 |
2.0 |
422.8 |
0.5 |
|||||||||||
|
宁波府 |
3.0 |
17.6 |
24.5 |
118.4 |
14.6 |
27.4 |
115.7 |
1.8 |
255.4 |
0.7 |
|||||||||||
|
金华府 |
9.4 |
19.9 |
24.0 |
263.3 |
18.4 |
29.9 |
252.4 |
2.8 |
263.3 |
1.1 |
|||||||||||
|
台州府 |
|
20.9 |
25.3 |
303.1 |
20.9 |
32.3 |
305.1 |
1.0 |
303.1 |
0.3 |
|||||||||||
|
衢州府 |
3.0 |
17.0 |
25.8 |
84.0 |
20.1 |
30.0 |
81.6 |
0.4 |
132.6 |
0.3 |
|||||||||||
|
处州府 |
9.0 |
15.7 |
18.6 |
151.6 |
23.1 |
23.7 |
150.2 |
3.0 |
151.6 |
2.0 |
|||||||||||
|
合计 |
51.4 |
|
|
1701.1 |
|
|
1639 |
14.1 |
2207.7 |
0.6 |
|||||||||||
说明：1、湖州府包括安吉、孝丰、长兴；杭州府包括富阳、新登、余杭、杭县；绍兴府包括绍兴、诸暨、上虞、嵊县、新昌、余姚和庵东盐区；宁波府包括奉化、鄞县、镇海；台州府情况不明；衢州府包括衢县、龙游和常山；其余各府包括所属全部。
2、宁波府奉化、鄞县、镇海三县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皆多于同年人口统计数据。人口普查数为年中数，人口统计数为年底数，年中数大于年底数，不合情理。所以，按照人口统计数所得灾前人口增长率用于人口普查数据，使1958年三县人口多于1961年人口。在人口死亡规模不大的地方，不应该出现此类情况。本节关于奉化等三县的死亡人口计算不是根据人口增长率进行的，对此误差不予修正。
3、处州府饥荒主要发生于1960-1961年，其余为1959-1961年。
无论是人口死亡的数量还是比例，最高是处州府，次则金华府。合而计之，在三年大饥荒中，浙江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4.1万。按照《中国人口·浙江分册》的记载，1958年浙江全省人口约为2620万。1957年，浙江全省农村人口死亡率为9.42‰，1962年为8.76‰。1959-1961年浙江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0.94‰、11.87‰和9.89‰，合计超出正常死亡率约5个千分点，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为13.1万，与上文所进行的分府分析基本吻合。
3、安徽
对于确定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除了市县志外，《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套资料，即安徽各市县若干年份的人口出生状况和死亡状况。本文对分县资料进行了分府处理。详见附表3。
1964年以前的年份只有1954年、1957、1960和1962等四年。将其中1954、1962年数据与1953及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判断数据的可靠程度。在暂不考虑人口迁移的前提下，根据历年出生人数和出生率可以算出年度总人口，根据几个年份的总人口可以算出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而根据某一年份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也可以算出该年人口增长率。对于一个地区而言，虽有人口的迁入与迁出，但如果不是迁入大大超过迁出或迁出大大超过迁入的话，两种不同的人口增长率应是大致吻合的。
如宁国府，根据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得到的1954和1957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5.31‰和28.89‰，根据人口总数测得1954-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6‰。两套数据基本吻合。在安庆府，根据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得到的1954和1957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2.57‰和18.56‰，而根据人口总数计算所得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0.2‰。两套数据根本不对应。这一时期安庆府并不存在规模性的人口迁入。显而易见，宁国府的数据质量好而安庆府的数据质量差。
庐州府是安徽省会合肥市的所在地。辖境包括合肥市、肥东、肥西、巢县、庐江、无为、舒城及岳西县的一部分。1953-1964年合肥市人口从18.4万增加到43.1万，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0.8‰。合肥市的两个附郭县肥东和肥西，人口大量减少，同期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9‰和-16.9‰。如不深究，可能认为合肥市人口的高速增长是将肥东、肥西县境的一部分划归合肥市所致。实际上，将合肥市、肥东县和肥西县合计，同一时期三县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1‰，几无增长，而1964-1982年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22.9‰。由此可见，合肥市及周边县份的人口损失相当严重。《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显示，1957年和1962年，合肥市人口死亡率为5‰左右，1960年达到11.27‰，死亡6410人。然而，查《合肥市志》，灾前、灾后的人口增长速度与《安徽省志》所载相同，1960年人口死亡率却高达16.23‰，死亡9170人。《合肥市志》不可能夸大灾情。接下来的问题是，《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的数据源于何处，并在多大程度上隐瞒了死亡人口？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1953-1964年庐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1964-1982年为25.5‰。据此判断，三年大饥荒中，庐州府境出现大规模人口死亡。根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庐州府1954-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7‰，根据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计算所得两个年份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22.82‰和19‰。合肥市、肥东、肥西、庐江、舒城、无为六市县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7‰，巢县1953年中至1955年底为25.6‰，与《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的记载大致吻合。庐州府灾前人口的增长速度不高，是由于当地遭遇了1954年大水灾，除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外，政府还组织人口外迁。如无为县有数万灾民迁入江南的旌德、泾县等县。尽管以后有部分人口迁返，但人口外迁已经对庐州府的人口增长产生影响。不过，还需要说明的是，据《无为县志》，1954年移至邻县安置的灾民人口多达128072人，但全县人口并没有如此大的变动。这说明这类安置是暂时性的，不久灾民陆续返回家园。
庐州府境灾后人口增长速度的确定要复杂得多。如庐江县，1961年人口为64.3万，1964年为67.1万，三年中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4.1‰，然而，三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3.2‰、46‰和40.6‰。如果两套数据皆能成立，则意味着灾后三年庐江县有5.9万人口的净迁出。这是不可能的。在舒城县，1961年人口为57.3万，1964年只有57.9万，人口几乎不变。然而，三年间该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5.1‰、44.2‰和39.4‰。如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真，则意味着三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多达7万。这更是不可能的。很显然，庐江和舒城两县皆提高了大灾中的人口。巢县的数据更加离谱，1964年人口普查数仅略多于1962年和1960年人口，皆不可用。
肥东、肥西、无为三县合计，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9.4‰。合肥市灾后三年净迁出人口9.2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5‰。不过，对合肥市历年人口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进行分析，仍可发现1959-1960年有1.1万人口的高估。这批人口主要来自政区变动中从邻区划入的人口。修正后的合肥市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3.1‰。将肥东、肥西和无为三县作为合肥市以外庐州府境人口增长速度之代表，加权平均，灾后三年庐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
根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1962和1965年，庐州府境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2.01‰和37.6‰，根据人口总数计算所得1962-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4‰。这一数据略高于上述分析。兹以33‰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测算庐州府灾后人口。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庐州府净减少人口约109.3万。肥东、肥西、无为、庐江四县合计，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人口正常死亡率约12.8个千分点，合肥市约36.4个千分点。加权平均，约为15个千分点。如此，庐州府境灾前人口还应增加6.7万。合计减少人口116万。
据上引各市县志，从1959年至1961年，合肥市人口净迁入2.5万，无为县净迁出人口0.9万。其他县因缺乏有关人口迁移的数据，需要认真讨论。
肥东县1959-1961年的死亡人口分别为1.6万、8.2万和0.3万。1961年的人口死亡率为所有年份中最低，只有4.3‰，不可信。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肥东县人口净减少18.5万，三年中出生人口2.7万，死亡10万人口，自然减少人口7.3万。合而计之，共有11.2万人口不知去向。又因1959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相当，故可断定不知去向的11.2万人口主要是在1960年失踪的。一年中一个县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外流，县志中不会不提及。一个县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外流，灾后不可能不返迁。外流人口的返迁，必定引起灾后人口的高速增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将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肥东县1962年净增6.2万，人口增长率高达101.6‰，似乎是外流人口返迁所致。然而，1962年人口已经接近1964年，如果1962年人口数为真，至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7‰，显然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1962年的肥东县人口数是虚夸的。从1961年至1964年，肥东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6‰，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1.46‰、46.29‰和40.30‰，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如下文所述，安徽灾后人口出生率有可能浮夸，不足为信。然而，就灾后三年36‰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而言，虽有人口迁入引起的增长，但作为合肥市的附郭，1962年的遣返农村人口，一定有相当部分迁入肥东。要知道，1958年肥东县人口少于1957年，即是大量人口迁入城市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说36‰年平均增长率包含有人口迁入因素的话，也只是1958年进城的农民返迁，而不是大饥荒中的外流人口迁返。很显然，《肥东县志》所载1960年死亡人口有重大隐瞒，数量多达十余万人。
巢县1959-1960年死亡56251人，1962年巢县人口与1960年相当，死亡人口只有2782人，推算1959-1960年巢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5万。1960年较1959年全县人口净减少9.3万，加上超过正常死亡率的出生人口约1万人，减少人口共约10.3万。1960年净迁出人口5.1万，加上非正常死亡人口5万，合计为10.1万，与全县减少人口数基本相等。据此，巢县公布的1959-1960年人口数据似乎是真实的。只是由于1961年数据缺载，令人对这一看似真实的数据心存疑虑。
不妨对1961年的巢县人口进行以下推测。已知巢县1962年底人口为45.4万，当年净迁入人口1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5.78‰，用1962年年底数减去净迁入人口，再除以1.03578，就可得到1961年年底人口的近似值42.9万，较1960年底的45万人口净减少2.1万。已知1960年的出生人口与正常死亡人口相当，假定1961年也是如此，在不考虑迁移人口的前提下，净减少人口也就是全部减少人口。如果1961年人口死亡率为16‰，折合0.7万人口，至少有1.4万人口不知所踪。
或有人认为这1.4万人口也可能外迁。果真如此，三年大饥荒中巢县的净迁出人口将多达5.6万。一般说来，在外迁人口多的地区，灾后返迁人口也多。1962年巢县净迁入人口1万，好象是这一规律的反映。其实不然，1962年因忠庙乡从合肥市划回巢县，净增0.7万人口。1963年，巢县净迁出人口0.8万，死亡0.4万，出生2.8万，用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和净迁出人口，全县增加1.6万人口。巢县人口总数的增加，正合此数。不幸的是，1964年人口普查数据只有45.7万人口，而1963年人口多达47万，仍然超过1964年，就使人不能不怀疑1963年的人口外迁，是《巢湖市志》作者编造的。1964年的人口普查使得数据编造露出了破绽。
另外，《巢湖市志》还记载1967年全县人口51.1万，从1964年中至1967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2.4‰，相当合理。假定1963年的数据为真，从1963年至196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1.1‰，低于1964-1982年的24.7‰。对于一个经历了大饥荒的地区而言，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从1953年中至1955年底，巢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6‰。以此推及1958年，巢县人口有56.3万。根据上述记载，以35‰的年平均增长率回溯，1961年底有人口41.9万，三年间净减少人口14.4万。1960年人口出生率只有7.54‰，与正常人口死亡率相等，1959年人口出生率为23.33‰，超过正常死亡率约13个千分点，灾前人口还应增加0.7万，合计减少人口15.1万。上文证明1959-1960年净迁出4.2万人口为假，巢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即为15.1万。
无为县是三年大饥荒的重灾区，1964年较1953年人口少近20万。1960年无为县人口较1958年要少近30万，而县志所载三年大饥荒中的全部死亡人口只有13.6万。由于三年中净迁出人口不足万人，因此推断，《无为县志》隐瞒了大量死亡人口。在人口死亡数量多达30余万的无为县，净迁出人口也不超过1万人，可见庐州府境的外迁人口相当少。设各县外迁人口与合肥市迁入人口相当，则庐州府境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肥东县志·大事记》记载：“1959年7月全县各地发现浮肿病人，非正常死亡增多。1960年2月，有人以‘肥东农民’名义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反映肥东县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国务院非常重视，责成内各部和省、市、县有关部门进行核查，但这次核查，由于有的干部阻扰，弄虚作假，掩盖了真实情况”。这次调查没有结果，灾情继续发展。6月19日，古城公社15个社员误食农药拌的稻种而死亡。真实的情况应是，稻种拌上农药，以防饥民抢食，食者中毒死亡。同一记载还称：“1961年，在责任田的影响下，本县外流人口纷纷回归家园。”然而，肥东县1961年人口仍大大少于1960年，此说不真。
和州境包括含山与和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9.6‰。这一结果已经排除了1958年原属和县的裕溪口镇划归芜湖市区以及巢县部分人口划入所导致的人口减少。根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1954年和1957年和州所辖含山、和县两县人口增长率为18‰-19‰。据《和县志》和《含山县志》所载历年人口，1953-1957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5‰，1954-1957年为20.4‰。1954年大水灾影响人口的正常发展。另外，据《含山县志》，1958年较上年减少0.35万，而是年人口自然增长0.31万，净迁出人口0.36万，仍有0.3万人口不知所踪。和县1958年的人口减少原因应当相同。县志所载灾前人口有明显压缩的迹象。
1961-1964年，和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0.3‰，含山县为33.9‰，合计为37.7‰。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1962年和1965年和州人口增长率分别为38‰和41‰，平均为39‰。两套数据基本对应。尽管如此，细加分析，和县、含山两县灾后数据很不可靠。在和县，1962年和1963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80‰和58.1‰，且1963年人口大大超过1964年，纯属伪造。含山县同期人口增长率分别为55.9‰和55.1‰，且1963年人口也已超过1964年，伪造迹象明显。本文采纳《安徽省志》所载39‰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更为谨慎。据此测算灾后人口。
计算结果，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和州两县人口净减少19.3万。含山县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出生率与正常人口死亡率基本相当，如此，和州净减少人口也就是全部减少人口。
《含山县志》称1960年4月，全县外出人口0.4万，次年大部分返乡。外地灾民流入0.8万，次年半数返乡，安置0.4万。《和县志》没有任何有关人口迁移的记载。若以含山县为例，人口迁入多于迁出。以迁移率为零计算，和州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再以含山县为例，既使以县志所载历年人口为据，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人口净减少5.7万，同期全部死亡人口只有2.7万。3万人口似乎被蒸发了。就此可知，县志中所载历年人口死亡数完全不可信。
滁州境包括滁县、全椒、来安和嘉山县的一部分。其中，只有全椒县1953-1964年人口呈负增长，滁州市、来安县和嘉山县合计，1953-1964年为22.9‰，1964-1982年为25.1‰。即便如此，《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中记载的分县市出生率和死亡率资料却显示滁州市及其他两县也存在大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据此书，1954-1957年滁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1‰，1954和1957年两个年度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5.63‰和22.64‰，三个数据的配合程度较高，且分别比庐州府、凤阳府的同期数值略高。灾前的人口增长率也应较庐州和凤阳两府为高。《滁州市志》记载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5.4‰。又查《来安县志》，知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4.4‰，可知1953-1958年滁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35‰。
依《滁州市志》所载，1961-1964年，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7‰。根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1962和1965年，滁州人口增长率分别为51.36‰和37.36‰，年平均增长速度应超过40‰。有关历年滁州市人口数，《滁州市志》中的有关数据与《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存在差异，而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1962年和1965年两套数据完全相同，1960年的出生率均记为8.4‰，而《滁州市志》记载的死亡人口为21407人，死亡率为104.39‰，《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记载死亡人口为14686人，死亡率为71.1‰，人口死亡数被《安徽省志》人为地缩小。
按照《滁州市志》的记载，1961年人口死亡率只有7.59‰，已经正常。是年出生人口超过死亡人口约0.1万，净迁入人口0.7万，全县人口总数应该增加0.8万，而实际数据仅增加0.1万，原因不详。1960年的各项数据基本吻合，1959年也有数千人口的差距。1961年的数据令人猜想是年人口死亡并非正常，不知所踪的0.7万人口应为死亡人口。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滁州境内人口净减少9.8万。以滁县为例，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6个千分点，推及全州各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3万。滁州减少人口共11.1万。三年中滁县净迁入人口1.3万，推及全州，灾前人口还应增加。不过，为谨慎起见，不作推论。滁州境内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在滁县，1959年人口数为21.4万，三年净迁入1.3万，合计灾前应有人口22.7万。1961年人口为19.7万，人口净减少3万。三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16个千分点，合计约0.3万人口。滁县人口减少了3.3万。《滁州市志》称“三年困难时期，因饥饿等非正常死亡2.5万余人”并不完全。因为，政府所登记的“因饥饿死亡”，不可能包括缺乏营养而死亡的老弱病残。另外，《滁州市志·大事记》称“1960年粮食奇缺，全县因饥饿非正常死亡1.6万人”。实际上，这一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接近2万。在滁州境内各县中，全椒县的灾情最重，人口死亡最多，只是未见《全椒县志》，无法展开分析。
泗州境包括盱眙、泗洪、五河、泗县、天长及嘉山县的一部分。1953-1964年泗州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7‰，1964-1982年为24.5‰。据此可知人口死亡有一定的规模。根据泗县、泗洪、天长、盱眙四县资料，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1‰，1960-1964年为26.2‰，1964-1982年为22.1‰。泗洪遭遇了1954年大水灾，1955年人口大大少于1954年，因此，泗州灾前人口增长速度较慢。
1956年划泗洪、盱眙和淮阴设洪泽县，其中划出人口最多的是泗洪和淮阴，分别有13个乡和11个乡。1985年，这些划给洪泽县的区域又重新划归原县，1994年出版的《泗洪县志》是以1985年以后政区为标准的，故1956年的区划变动可以不加考虑。既便如此，何以该县1964年人口统计数会与人口普查数接近，不解。
总之，不知何种原因，1956年至1985年的泗洪、盱眙两县政区变动所产生的人口变动，竟然没有在人口数字中反映出来。1953-1958年泗洪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7.5‰，盱眙县则高达62.5‰。令人不解的是，1958年盱眙县净增人口3.1万，泗县净减人口3.2万。两县境域并不相邻，可以会出现如此奇特的变化，不得而知。
《盱眙县志》称1958年，盲目接收安置外地流入人口2.7万人。我猜测流入人口主要来自泗县。因为，排除1958年不计，从1953年至1957年，泗州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5‰，与1953-1958年的人口增长速度相似。这说明，1958年的人口变动，主要是泗州境内的人口流动。同书还称，1960-1962年又有约2万余外地人流入，并在境内山区落户。最有可能流入的外地人口，仍可能来自泗州府境，也可能来自淮安府境。由于没有具体的移民原籍数，只能将泗州视作一个整体来处理。
从1958年底至1960年底，泗州人口净减少21.3万。两年间盱眙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45个千分点，合计约1.3万人口。泗洪超过15个千分点，以此作为灾区各县的平均水平，则需增加人口2.7万。泗州净减少人口多达25.3万。除此之外，两年间盱眙县的净迁入人口多达1.4万。外来人口的大部分可能自泗州其他县份迁入，姑忽略不计。
《泗洪县志·大事记》称，1959年，仅崔集等4个公社浮肿病患者就达万人以上，并发生非正常死亡现象。其他公社如何，死亡情况如何，语焉不详。《泗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春，县境各地食堂口粮标准低，营养差，社员普遍浮肿，外流加死亡，全县人口总数大大减少。《盱眙县志·大事记》也记载了1959年大旱，受灾面积达到43.8万亩，社员口粮下降42.5%，至1960年春天，全县缺粮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但是，由于救灾经费发放及时，又调运返销粮500多万公斤，最终没有出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相反，成为周边灾民避难的乐土。
凤阳府境包括蚌埠市、淮南市、凤阳、濉溪、凤台、怀远、宿县、灵璧、定远、寿县和嘉山县一部分。1953-1964年，凤阳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5‰，1964-1982年为30.4‰，三年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规模相当大。又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1954-1957年凤阳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2‰。然而，1954年凤阳府人口增长率为31.1‰，1957年为22.8‰，平均为27.9‰。这一时期凤阳府人口并无大量外迁，两套数据不吻合。凤阳、凤台、灵璧、蚌埠、怀远、定远六县市志有历年人口记载。其中怀远县有大片政区于1958年和1959年划入蚌埠和凤阳，蚌埠和凤阳的历年人口却又是按统一的政区统计，故怀远县数据无法用于计算。定远县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8‰，仔细分析，1957年和1958年人口总数均有人为缩小的痕迹，弃而不用。其他四市县合计，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6‰，与《安徽省志》所载人口自然增长率近似。
1950年代凤阳府境内有8县2市。在凤阳等4个县市的抽样中，蚌埠市被包括其中。1953年凤阳等4市县人口占凤阳府人口的30.5%，蚌埠市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84.2‰。蚌埠城市人口的高增长，可能会使凤阳府境灾前人口的估计值偏高。不过，灵璧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5‰，与蚌埠市合计，也只有31.9‰。虽然此值仍然偏高，但与事实相差不远。灵璧县1956年人口低于1955年，在于1954年的大水灾造成1955年的粮食紧张。1955年，全县吃野菜中毒2万余人，即是饥荒之结果。灵璧县人口不正常的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蚌埠市人口的高增长。又查宿县资料，1952-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7‰。据此可知，《安徽省志》所载凤阳府灾前人口自然增长率偏高。兹定为23‰，与庐州府相同。
在《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中，凤阳府境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7.84‰，1965年为33.8‰，平均约为41‰。分县而论，凤阳县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61.21‰和35.57‰，平均为50‰左右，根据《凤阳县志》所载，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1.6‰。两套数据接近。凤台县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52.43‰和21.79‰，平均为38‰左右，根据《凤台县志》所载，为73.8‰，差距颇大。1964年4月，淮南市的高皇等8个公社和二道河农场划归凤台，使凤台增加数万人口。以1961-1963年计，凤台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3.5‰，相当正常。据《灵璧县志》，该县1962-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1.23‰，38.89‰和17.85‰，平均约为35‰，而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0.6‰。据《蚌埠市志》，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1.35‰、46.36‰和26.39‰，平均约为40‰，但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只有3.6‰，那是灾后城市人口压缩的结果。将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40‰，是适当的。
据此计算，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凤阳府净减少人口140.9万。三年大饥荒期间，蚌埠、淮南两市均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按照人口死亡率计算，均在1.5万人左右。与各县比较，城市人口死亡的规模较小。三年中，两个城市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约36个千分点，合计约有3.5万人口。《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有1960年数据。凤阳、灵璧和凤台三县人口出生率分别为7.07‰、7.81‰和10.18‰，接近或稍稍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估计1961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959年大灾刚刚发生，1958年怀孕的妇女，除了1959年死亡者外，依然按照生命的节奏生男生女，所以，一般情况下，1959年的人口出生率虽然降低，但与1960-1961年不可同日而语。1959年-1961年，定远县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8.2‰、5.45‰和6.8‰，1959年超过人口正常死亡率大约10个千分点，其他两年与正常人口死亡率相当。推及全府各县，则有5万人口。考虑到城市人口的出生率稍高，合而计之，三年大饥荒中，凤阳府全部减少人口约为150万。
《凤阳县志·大事记》称：“1959年2月17日，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预防青紫病、水肿病的通知》。6月7日，全县外流农民6784人，县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分赴蚌埠、南京等地动员外流农民返乡。1960年2月15日，全县采集代食品9068798斤，其中有薯根、鸡爪菜、茅草根、掐不齐等。1959-1960年，全县外流人口11196人，占农村原有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102994，占农村人口的30.7%。”活着的外流人口或被政府劝返回乡，或在1961年被责任田所吸引回乡。1961年凤阳县人口仍然少于1960年，返乡的人口不够补充当年的死亡人口。在凤阳县，人口迁出与返迁都在三年之内，不必专门讨论。
三年大饥荒中，蚌埠市净迁出人口约为3.7万。由于灾前人口增长率是按实际人口增长率计算的，城市人口的减少不再重复计算。不过，在凤阳府，最为特殊的是在三年大饥荒中，淮南市净迁入人口7.2万。淮南市是一个煤炭工业城市，对于能源的需求，使得城市仍在不断增长之中，直到1962年才出现净迁出人口。又据《淮北市志》记载，1959年，全市净迁出人口7.46万人。当时的淮北市名为睢溪市，人口只有数万，1990年代的淮北市，实际上包括了睢溪县。淮南市的人口净迁入与睢溪县的人口净迁出可以相互抵销。这样，凤阳府的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也就是说，除了蚌埠、淮南两市外，凤阳府境内8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达150万。附表1显示三年大饥荒中，凤阳、凤台、灵璧三县各减少人口10万-20万不等，还有寿县，1958年底人口102.6万，1960年末90.1万，净减少12.5万。宿县1957年93.9万，1960年75.2万，净减少18.7万。长丰县1957年56.2万，1961年43.6万，净减少12.6万。宿县、长丰两县的灾前时点定于1957年，若定于1958年，减少人口则更多。寿县、宿县灾后时间定于1960年，定于1961年减少人口也应更多。
颍州府境包括阜阳、涡阳、蒙城、亳县、界首、临泉、太和、阜南、颍上和霍邱诸县。1953-1964年，颍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1964-1982年为27.1‰。两个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与庐州府接近。又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所载人口总数测得1954-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3‰，两个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1.82‰和19.52‰，数据配合较好。分年度论，除了1954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庐州府外，其他数据也与庐州府几乎完全相同。据此可以肯定，灾前颍州府人口增长速度与庐州府相同。查界首、临泉、毫州、霍邱、阜阳、阜南六县资料，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1‰。这一数据偏高，是因1956年，河南省淮滨县有97个自然村划入阜南，人口可能在万人左右。据《阜阳地区志》，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18.7‰。应是准确的。
分县而论，1953-1957年，临泉县历年人口呈增长状，4年间人口净增长5.8万，而根据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记载，净增长人口多达7.5万，相差1.7万。如果假定没有人口的净迁出，按照自然增长人口计算，4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3‰而不是17.4‰。在毫县，依全县历年人口计算，4年间人口净增长5.2万，自然增长人口合计为7.6万，相差2.4万。依自然增长人口计算，4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7‰而不是17.2‰。两县人口自然增长率约23‰。为谨慎起见，推测颍州府境人口自然增长率约为21‰，较庐州府境及凤阳府境稍低。颍州府境有相当多的人口迁入了城市。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县份都有人口外迁。在霍邱县，人口的自然增长与历年人口总数的增长基本一致。《界首县志》将1957年人口出生率定为13.1‰，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9.5‰。灾前人口出生率被故意缩小。《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接受了这一数据，于是，在颍州府属各县大约30‰左右的人口出生率的排列中，界首县的数据低得特别醒目。不过，依历年人口数，1957年的人口增长率仍为17.2‰。县志作者企图降低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却未相应地改变历年人口数，露出破绽。
《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记载的颍州府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2‰，1965年为29.08‰，平均约为41‰。上述六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1‰，低得离奇。原因在于灾后人口虚报严重。如亳县、霍邱、阜南三县1962年人口超过1964年，阜阳则接近。只有界首、临泉两县稍显正常，合而计之，两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5‰，1960-1964年为26.6‰。然而，1964-1982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8‰，显示灾后三年或灾后四年界首、临泉两县人口增长速度仍是偏低的。另外，根据《阜阳地区志》记载，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0.9‰，低于1964-1982年的28‰，令人不可接受。设1961-1964年颍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庐州府同，为36‰，应是合适的。
《临泉县志》的记载显示该县大饥荒发生于1958年而结束于1960年，与其他县1959-1961年的大饥荒有些不衔接。兹不考虑临泉县的特殊情况。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颍州府境人口净减少176.1万。以霍邱、临泉和亳县为例，三年大饥荒中，三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5个千分点，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8.4万。在颍州府的各县记载中，均未见三年大饥荒中有规模性的人口外流，灾后人口的增长也未显示任何外流人口回归的迹象。所以，三年大饥荒中，颍州府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94.5万。
《临泉县志·大事记》称，1959年冬天农村出现断粮断炊人口外流，1960年1至5月，饥荒日渐严重，机关干部每月供应成品粮标准减到9公斤，农村浮肿病蔓延。机关干部每天6两粮食，仅能维持生存，我相信城里的老人、孩子的供应水平更低，甚至不足以维持生存。也就是说，在颍州地区，县城中也可能发生规模性的人口死亡。
《阜阳地区志·大事记》称，1960年5月17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来阜阳专区视察。“正当农村生活困难，浮肿病及人畜非正常死亡严重时刻，阜阳地县委领导未向董如实汇报灾情，反而采取封锁措施”。大饥荒是在黑箱中发生的。
六安州境包括六安、霍山、英山、金寨县的一部分和岳西县的一部分。1953-1964年，六安州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8‰，1964-1982年为21.4‰。据此可知当地存在人口的规模性死亡。在《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中，1954年和1957年六安州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25.28‰和19.12‰。金寨县和六安县合计，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2‰，当时属于湖北省辖的英山县，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3‰，与《安徽省志》数据吻合。《六安地区志》记载的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17.3‰，不可相信。《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又记1962年和1965年人口六安州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8.88‰和35.1‰，平均约为42‰。金寨、六安、英山三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合计为25.9‰，其中前两县1963年人口皆超过1964年，浮夸甚为明显。不仅如此，根据《六安县志》，1961年六安县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皆为0.6万余人，全县人口总数却较1960年减少4万。1961年六安县人口死亡率仅有7.3‰，已经正常，人口不可能大规模外流。据此判断，六安县1961年的数据也是编造的。1961年的人口数量不得不加以压缩的原因，在于1964年数据的限制。《英山县志》的质量较高，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6‰，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在30‰-34‰。比较而言，在六安州，英山县灾情最轻，因为1953-1964年人口增长速度最高。尽管如此，仍认为《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所载1962年人口出生率有所夸大。谨慎地将1961-1964年六安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36‰。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六安州境净减少人口21.7万。以六安、英山两县计，三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4个千分点。推及全州，约有2万人口。六安州境减少人口共达23.8万。由于未见三年大饥荒期人口外流的记载，加之对于灾后人口增长速度是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率来确定的，因此，大灾期间的人口外流可以不加讨论。
安庆府境包括安庆市、怀宁、桐城、枞阳、潜山、太湖、宿松、望江和岳西县一部分。如上文所述，《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有关安庆府辖县人口出生率、死亡率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数据无法对应。根据《安庆地区志》，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8‰，1954-1958年为6.3‰，将桐城、潜山、望江、怀宁、岳西五县人口合而计之，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4.5‰，1953-1958年只有2‰，皆不可信。其原因有二，首先，1954年大水灾对于宿松、望江等沿江县份影响较大，但此两县人口却是增长的，不沿江的桐城1953至1957年人口却呈负增长。其次，从1955年至1957年，安庆地区诸县县境调整较大，在无法获得各县人口数据的情况下，无法确定人口增长速度。《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记载安庆府灾前两个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57‰和18.56‰，平均为15‰。以此作为安庆府境灾前人口增速。
桐城县1964年人口少于1963年，故排除不计，怀宁县1963年从安庆市获得一个区的土地与人口，也需排除。潜山、望江、岳西等三县1960-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0‰，1961-1964年为30.5‰。《安庆地区志》所载同期数据分别为34.8‰和39.9‰，与《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所载1962年人口增长率相近，但却较分县合计数据为高。产生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安庆府属县政区的变化。由于英山县灾后两个时期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还要低一些，本着谨慎的原则，本文采纳潜山等三县合计之数据。另外，《安庆市志》记载了安庆市历年人口，只是由于1963年的政区变化太大，无法采用。
据此计算，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安庆府境人口净减少34.6万。据望江、潜山、怀宁三县数据，三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率约1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约有3.9万人口。全府减少人口38.5万。
据上引《安庆地区志》1959年，安庆地区外流人口15977人，三年外流人口可能达到5万人甚至更多。假定此处所指外流即是净迁出，安庆府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33万。
各县县志《大事记》有相关记载，在潜山县，三年来全县人口死亡率比正常死亡率高60%。岳西县1959年1月出现浮肿病人，4月，16万余人挨饿。1958年岳西县人口总数为25.3万，即灾荒初起，饥饿人口即达总人口的三分之二。桐城县1959年全县浮肿、消瘦和妇女子宫下垂等病患者人口达到35888例。望江县也于同年出现浮肿病人，沈冲公社641名病人，患浮肿病的288名，1月至3月11日，全公社共死亡502人。采用这种举例子的方法，无法得知全县人口死亡的总数。县志作者本来也不想让人知道这一数据。在英山县，1959年4月，全县有浮肿、干瘦病患者26695人。
池州府境包括铜陵、贵池、青阳、东至和石台五县。1953-1964年，池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7‰，1964-1982年为24.5‰。据此判断，即便存在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死亡的规模也不可能很大。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池州府人口增长率：1954年和1957年分别为19.69‰和22.49‰，平均为21‰。根据《池州地区志》记载的历年人口数计算，1953-1959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3‰。两套数据基本吻合。又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1962年和1965年池州府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8.6‰和31.4‰，而据《池州地区志》，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0.8‰。考虑到铜陵铜矿的建设及城市发展导致的人口迁入，两套数据也是吻合的。《铜陵县志》所载灾后人口数据相当可靠，1961-1964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44.81‰、42.24‰和36.89‰，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57.5‰。铜陵铜矿的建设导致外来人口大量迁入，总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自然增长速度。兹以《池州地区志》的记载为准测算灾后人口。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池州府人口增加了0.5万。以《铜陵县志》为准，三年中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死亡率约16个千分点，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8万。池州府减少人口约为1.3万。根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所载1960年铜陵、青阳和贵池县的人口死亡率和《铜陵县志》历年人口数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万，与上述估计值近似。
《青阳县志·大事记》称1959年浮肿病在本县城乡蔓延。《铜陵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春，本县农村一些地区出现饥荒，部分群众患浮肿病和子宫脱垂病，非正常死亡时有发生。又称：“大部分病人转危为安。”人口死亡的规模不大。
太平府境包括芜湖市、芜湖、当涂和繁昌，后设马鞍山市。在太平府，根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府境中各市县皆有程度不等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只有马鞍山市的灾情相对较轻。1954年和1957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2.6‰和25.3‰，平均约为18‰，1962年和1965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38.1‰和34.5‰，平均约为36‰。在当涂县，1953-1957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1‰，灾后1961-1964年为45.3‰。《安徽省志》所载灾前人口自然增长速度与《当涂县志》吻合。只是由于芜湖和马鞍山市接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人口的实际增长率应当大大高于自然增长率。将芜湖与当涂县合计，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5.3‰，其中芜湖县在灾前5年净迁入人口7.3万，导致了人口的高增长。灾中及灾后，市内人口大量迁出。太平府境内的马鞍山市，灾前人口的增长更为迅速，1958年迁入人口即近18万。1959年外迁3万余，以后不断外迁。人口的迁入与迁出过程复杂，且接纳大量的外来人口，如马鞍山市从上海、南京、阜阳等地接受大量人口，依人口增长速度推算死亡人口是不可行的。依《安徽省志》所载1960年人口死亡率，估计是年太平府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7万。
为了推得三年大饥荒中太平府的全部死亡人口，可以池州府作为借鉴。在池州府，依人口增长速度测得全府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万，而依《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1960年只有1.4万，占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的70%。依此比例，太平府三年中的死亡人口合计约为9.6万。表3中的灾前、灾后人口数据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计算得出。芜湖、当涂和繁昌三县人口依《当涂县志》所载人口增长率推得，芜湖和马鞍山两市人口则依实际人口数加入，灾前、灾后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依1953-1958年人口数及1961-1964年人口数推得。需要强调的是，在本计算中，灾前、灾后人口增长率不具备计算的功能，对于其准确性的推敲，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当涂县志·大事记》称，浮肿、小儿营养不良、妇女子宫下垂、闭经四大疾病在县各地有不同程度的发生，以县直机关和城关镇发病最严重。县城中的灾情何以甚于乡村？
广德州共辖广德和郎溪两县。1953-1957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1-1964年为31.8‰，1964-1982年为27.6‰。数据相当合理。与《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比较，县志所载灾前人口增长速度要高出许多，主要在于广德县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大超过人口自然增长率。灾后县志人口增长速度偏低，则与两县数据的作伪有关。
《郎溪县志》记载了历年迁移人口，1958-1961年净迁入人口0.3万，除1958年迁入稍多于迁出外，其余三年人口的迁入与迁出基本相等。然而，将每年自然增减人口与净迁移人口合计，再核以历年人口总数，仍可发现1959-1961年共有1万人口不知所踪。郎溪县的迁移人口记载得相当完备，此1万人口实为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广德县，1959-1960年也有约1.9万人口失踪。也就是说，两县的人口谷底均被抬高，导致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偏低。
1958年，两县均有较多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故将灾前时点定于1957年底。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两县净减少人口6.3万。四年间，两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0个千分点，合计约有0.9万人口。两县减少人口约7.2万。依上述分析，大灾中的人口迁入与迁出基本相等，故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两县县志《大事记》均将灾荒的发生归咎为粮食的过度征购。在广德县，1959年全县粮食总产1.58亿斤，各公社报县1.8亿斤，县上报2.1亿斤。结果购过头粮3400万斤。以平均每人每年消费原粮500斤计，3400万斤粮食是6.8万人的口粮。是年广德全县人口不足30万。郎溪县的浮夸还要严重一些。1958年只收粮食1.2亿斤，虚报为9亿斤，结果粮食统购过头，导致人口死亡。
宁国府境包括宣城、南陵、宁国、泾县、旌德和太平六县。1954年，宁国府迁入大量江北灾民，虽有部分迁返，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留居，因此，宁国府的人口得到较快的增长。根据宁国、南陵、旌德、泾县四县资料，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9.7‰，而根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所载，人口自然增长率只有27‰。宣城、太平两县的人口增长情况不明，既使增长速度低于此值，但仍可将宁国府的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于35‰。1961-1964年宁国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0.3‰，低于1964-1982年的23.1，很不正常。分县而论，知宁国、南陵两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1‰和11.9‰，太低，显系人为提高大灾中的人口数据所致。旌德、泾县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合计为33.5‰，但却低于同一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如果认为灾后宁国府人口不可能外迁，则自然增长率就是人口增长率。事实上，1962年上海市劳改局在宣城县建军天湖农场，人口迁入0.8万，户口也划入宣城。也就是说，宁国府人少地多，山野空旷，自太平天国战后，一直是移民的迁入区。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率估计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只可能低估，而不可能高估。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宁国府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40.9‰，设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0‰。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宁国府人口净减少37万。以上述四县为例，三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3个千分点，推及全府，合计约有1.1万人口。按照《宁国县志》的记载，灾年中也有部分人口外流，灾后返回。所以，这批人口不予计算。宁国府的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所载人口死亡率，1960年宁国府死亡人口约为13.9万。如果按照正常死亡率9‰计算，其中正常死亡人口大约1.4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12.5万。这是一个大大低估的数据，不可相信。分县而论，除了旌德县外，其他三县在大饥荒中的人口，都存在高估。最典型的如宁国县，1962年至1964年，每年自然增长人口均为0.8万左右，合计2.4万，然而，依历年人口数，三年中增长人口一共只有1万左右，1.4万人口不知所踪。《宁国县志》称，1962年农村经济调整，外流人口次第返回。然而，从历年人口数据所见，却是人口继续外迁。南陵县的情况与此相似，灾后三年每年人口自然增长1.2万左右，而人口总数除1962年稍有增长外，另外两年几乎不变。
徽州府境包括屯溪市、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和婺源。需要指出，徽州府的人口普查数据存在问题。1953年和1964年歙县人口分别为354290和417129，与《歙县志》所载359306和424203接近。县志记载的年底数，理应多于人口普查的年中数。1953年人口普查中屯溪市人口为53734人，1964年无数据。很显然，1964年人口普查汇总数据中遗漏了时归安徽省直属的屯溪市。调整后，1953-1964年徽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8‰。
查阅歙县、黟县、休宁、婺源四县县志，1953-1958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9.3‰，1961-1964年只有16.9‰。根据《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1954年和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均为27‰，1962年和1965年分别为36.88‰和34.59‰，平均约为35‰。除非有特大自然灾害，一般说来，灾前人口增长速度不会低于1953-1964年人口增长速度。分县而论，1957年休宁县人口较1956年要少1700人，令人不解。查《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1957年休宁县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0.47‰，人口自然增长多达5500人。如果《休宁县志》的记载成立，《安徽省志》的记载也无错误，则意味着这一年休宁县有7200人外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据《休宁县志》，休宁县一直是一个移民迁入区，1958年含山县有2671人迁入，开发山区，以后半数迁回。1958-1962年，浙江新安江水库移民迁入本县，人数不详。排除休宁不计，其余三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0.1‰。此四县灾后人口增长率很低，最大的错误出在黟县。据《黟县志》，1962年人口少于1961年，而在《安徽省志》中，黟县196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4‰。根据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估得1962年黟县人口只有60472人，而在《黟县志》中，却是61745人。采用《安徽省志》数据，将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定为35‰。
从1958年底至1961年底，徽州府境人口净减少1.8万。在歙县、黟县和休宁，三年中的人口出生率大约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合计约0.5万人口。徽州府境共减少人口2.3万。来自浙江新安江的移民应该扣除，假如他们的人口约有1万人，全府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3万。
表3 1959-1961年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增长率：‰，人口：万，比例：%
|
府州 |
灾区 县市 |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53-1964 1953-1958 |
1958年 人口 |
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964-1982 1961-1964 |
1961年 人口 |
死亡 人口 |
1958年 全府州人口 |
死亡人口 比例 |
|||||||||
|
庐州府 |
7.2 |
-3.4 |
23.7 |
499.0 |
25.5 |
33.0 |
389.7 |
116.0 |
499.0 |
23.2 |
|
||||||
|
和州 |
2.0 |
-9.6 |
16.5 |
76.2 |
27.0 |
39.0 |
56.9 |
19.3 |
75.1 |
25.7 |
|
||||||
|
滁州 |
3.3 |
14.9 |
35.0 |
84.5 |
24.5 |
40.0 |
74.7 |
11.1 |
84.5 |
13.1 |
|
||||||
|
泗州 |
4.5 |
9.7 |
18.1 |
219.5 |
24.5 |
26.2 |
198.2 |
25.3 |
219.5 |
11.5 |
|
||||||
|
凤阳府 |
10.2 |
-1.5 |
23.0 |
662.3 |
30.4 |
40.0 |
521.4 |
150.0 |
662.3 |
22.6 |
|
||||||
|
颍州府 |
10.0 |
-3.4 |
21.0 |
826.1 |
27.1 |
36.0 |
650.0 |
194.5 |
826.1 |
23.5 |
|
||||||
|
六安州 |
3.8 |
5.4 |
23.0 |
151.3 |
23.6 |
30.0 |
129.6 |
23.8 |
151.3 |
15.7 |
|
||||||
|
安庆府 |
8.6 |
4.5 |
15.0 |
339.8 |
23.0 |
30.5 |
305.2 |
33.0 |
339.8 |
9.7 |
|
||||||
|
池州府 |
5.0 |
22.1 |
22.1 |
109.6 |
23.4 |
40.8 |
110.1 |
2.0 |
109.6 |
1.8 |
|
||||||
|
太平府 |
4.0 |
3.5 |
51.5 |
152.8 |
27.3 |
0.0 |
136.5 |
9.6 |
152.8 |
6.3 |
|
||||||
|
广德州 |
2.0 |
11.4 |
30.4 |
47.4 |
28.3 |
44.9 |
41.1 |
7.2 |
47.4 |
15.2 |
|
||||||
|
宁国府 |
6.0 |
4.0 |
35.0 |
171.6 |
21.0 |
40.0 |
134.6 |
37.0 |
171.6 |
21.6 |
|
||||||
|
徽州府 |
7.0 |
16.4 |
20.1 |
105.9 |
20.9 |
35.0 |
104.1 |
1.8 |
107.0 |
1.7 |
|
||||||
|
合计 |
73.6 |
|
|
3446.0 |
|
|
2852.1 |
630.6 |
3446.0 |
18.3 |
|
||||||
说明：1、泗州包括泗洪、泗县、天长、五河和嘉山县一部分；表中的计算包括盱眙县，但灾区县中不包括盱眙；其余各府包括所属全部。
2、泗州的大饥荒主要发生于1959-1960年，广德州主要发生于1958年至1961年。其余发生于1959-1961年。
除了当时属于江苏省辖的盱眙县外，安徽所有的市县都陷入了大饥荒。和州、颖州、庐江、凤阳四州府境内的人口死亡的比例最高，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的23%以上，令人吃惊。就死亡人口而论，颍州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94.5万，是因为这一地区人口众多，人口基数大，死亡人口也多。次则凤阳府，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150万，再次则庐州府，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116万。合而计之，1959-1961年，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630.6万，占灾前全省人口总数的18.3%。
《中国人口·安徽分册》：“第二次死亡高峰是1958年至1961年，其中1960年死亡人数达220多万人，死亡率高达65.58‰。”这一叙述没有涉及灾前、灾后全省的正常死亡人口数，也没有涉及1958、1959和1961年的死亡人口数，不可引以为据。作为一部专门论述安徽人口的专著，没有记载1953年以后历年人口数据，研究者无法据此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
《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记载1959年安徽全省人口为3426.5万，1960年为3042.5万，1961年为2987.7万，三年间人口净减少438.8万。正如上文所说，人口净减少数并非人口非正常死亡数。1959年安徽省人口出生率为19.89‰，超过正常死亡率约10个千分点，1959年安徽省人口死亡率16.72‰，超过正常死亡率也有6个千分点。如是，灾前人口至少还应加上20万人。1961年安徽人口死亡率只有8.11‰，恢复正常水平，如是，则大饥荒中的人口低谷肯定不是1961年底的2987.7万，而是一个更低的值。1960年和1961年安徽省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1.35‰和12.34‰，合计超出正常死亡率约7个千分点，合计也有20万人口。如此，三年大饥荒中，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480万。
这一数据仍不可相信。如上文所述，《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数据是根据分市县数据累加而成的。有些市县的人口数据是真实的，有些市县的人口数据本身就是伪造的。伪造数据加总后，总数据一定会出现破绽。1961年安徽省人口出生率超过死亡率，然而，1961年人口却少于1960年，就是数据作伪留下的破绽。如果说这种差异是人口外迁的结果，那么，1961年安徽省净迁外省的人口将多达66万。按照《中国人口·安徽分册》所述，1962-1963年出现人口外迁高峰，平均每年外迁人口约15万左右。既使1961年安徽省迁出人口多于迁入，净迁出人口的数量一定低于15万。一年中净迁出外省的人口多达66万是不可想象的。
在《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中，1963年人口为3232.3万，超过1964年的3181.2万。这当然不是真实的。《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的作者就认为这是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使得人口数据得以确实的结果。在这之前，虚报人口的现象较为普遍，主要是因为当时（即灾后）很多物资的分配是按人口计算，有些社、队、企业甚至某些县，为了小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多报人口，多分物资；有些地区为了某种需要，随意指使统计单位多报或调整人口数字，如“安徽省淮南市郊区耿集公社的谷湖等四个大队去年（1962年）十月以来，多报出生74人，冒领布票1258尺，糖148斤，棉花74斤”。如上文所述，类似的数据作伪在安徽各地是相当普遍的。
陈一咨告诉杰期帕·贝克，三年大饥荒中，安徽死亡人口多达800万。这一估计可能过高。本文估计坚持谨慎的原则：就低不就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