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饥荒:粮食战争下的农民悲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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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饥荒:粮食战争下的农民悲歌(二)

2019-07-10
 
资料图片:1959年至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大饥荒,图为饥民在捡菜叶。(百度百科)
资料图片:1959年至1961年期间,中国经历大饥荒,图为饥民在捡菜叶。(百度百科)

1958年至1962年,发生在中国的大饥荒,有上千万的人口饿死,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在这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灾难过去60周年之际,本台记者王允依据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民间口述史,采写了系列报道《大饥荒:粮食战争下的农民悲歌》。今天请听第二集:饿殍遍野。

在大跃进的指挥棒下,农村虚报粮食的现象非常严重。各地报告的粮食产量从亩产千斤,到亩产万斤,最高数字是亩产12万斤。当年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荒诞的粮食报告

异议人士贾一群在各省收集了数百位大饥荒幸存者的口述视频。其中,四川省眉山县广济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在2002年回忆说,

“主要就是刮共产风、搞大跃进,不讲事实。如果你是个干部、队长,逼着你要完成多少。完不成,你就要挨打,下你的职。所以就搞假,每亩只产了三、四百斤,对外宣称亩产上万斤。”

荒诞离奇的粮食报告成为了政府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的依据,在原有高额征购的基础上,进一步恶化了对农民粮食的抢夺。

异议人士贾一群的推特。(推特截图)
异议人士贾一群的推特。(推特截图)

四川省眉山县广济乡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者在2002年回忆说,

“当干部的要升官,要做好表面工作,就是这样搞成的。你上报产多少,那就按照你纸面上的来决定交多少粮。”

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本身也出现了问题。农村共产主义运动研究者、原四川省中学教师颜智华认为,

“就是生产技术上的瞎指挥,比如搞密植、搞大兵团作战,搞少种高产多收,导致1959年粮食大减产,但这种情况下,政府仍然是高征购。政府高征购之后,农民就没有剩下粮食了。”

“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但灾难性的决策并没有就此止步。在高征购下,农民被剥削殆尽,交不出粮食,但被大跃进冲昏头脑的高层领导却不相信这是事实。毛泽东在1959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是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于是,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展“反瞒产”运动,逼迫农民交出所谓“瞒产私分”的粮食。

颜智华指出,“反瞒产”运动非常野蛮、残酷,

 

重庆退休中学老师颜智华(右)与女儿颜晓艳(左)到纽约联合国总部抗议。(*****)
重庆退休中学老师颜智华(右)与女儿颜晓艳(左)到纽约联合国总部抗议。(*****)

“就是捆、绑、吊、打和批斗,甚至当场打死人。这个残酷性,并不亚于土改斗地主。很多基层干部和社员,就是在反瞒产运动中被打死的。”

四川省自贡市五宝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者在2002年回忆说,

“那个地方打人厉害得很!打人的是县委书记,打区委书记,区委书记又一路打下来。(为什么打你们呢?为什么打老百姓呢?)任务完不成嘛。”

粮食战争的打手

在这场“粮食战争”中,执行这些残酷任务的便是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合并了原有的农业合作社,大小相当于一个乡。在组织上,它具备了从税收到治安等地方政府的所有功能,并被当地党组织全面控制。

中共中央还下达指令,在人民公社推行准军事化管理体制。在各省收集了300多位大饥荒幸存者口述视频的贾一群,对此深有体会,

“整个的农村就变成一个大军营,大的集中营,男女是分开的,丈夫和妻子没有住在一起,男的住在男营,他们的管理单位都叫营和连等军事单位。”

颜智华则认为,人民公社并没有真正的军事化特征,而是一种类似于劳改农场的监狱制度,

“它限制、剥夺人身自由,剥夺财产。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也就是耕地之后,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生活资料。”

从敞开吃到没饭吃

农民变得一无所有,被驱赶着参加集体劳动,还必须到公共食堂吃饭。公共食堂最初是让农民敞开肚皮吃的,

四川省自贡市五宝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者在2002年接受采访时,还能回忆起当年颂扬“公共食堂”的歌谣,

“吃饭哟不要钱。乡里面有了共产党,那里的人民哟吃饭,就是那个不要钱。嘿,吃饭不要钱。”

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认为,这种任由吃喝的公共食堂是造成大饥荒的关键原因,

“公共食堂的这个体制,让大家在一起吃喝,才开始的时候,不太计较,说我们粮食太多了,就猛吃猛喝吧。所以这种情况下,比较短的时间里,粮食的消费就大幅度增加。”

持类似观点的美国三一学院教授文贯中等人找到的数据表明,1958年一些农村地区在三个月、甚至更短时间里,消费了正常时期6个月的粮食需求量。

农村粮食库存很快耗尽,又无返销粮补充。1958年冬,秋收后仅两个月,农村地区就出现了饥荒,饿死人的现象四处蔓延。四川省当时是重灾区,

图片:中共五十年代末的极左政策被认为是大饥荒的肇因之一。图片显示当时曾风行一时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Public Domain)
图片:中共五十年代末的极左政策被认为是大饥荒的肇因之一。图片显示当时曾风行一时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Public Domain)

四川省眉山县广济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者在2002年回忆说,

“我们附近,曾经达到一天抬3、4个人出去。他们那些屋里的老人,走着走着就倒了。”

2013年,颜智华采访到大饥荒幸存者,原四川省涪陵县永安公社白云大队6队原队长何国胜。他说,

“1958年公社化之前,大队有人口230人,(1961年夏)撤销伙食团的时候,只剩下97个人(饿死133人)。 ”
人吃人

出于求生的本能,绝望的农民开始吃草根、啃树皮,甚至吃一种并非食物的白善泥(观音土)。

颜智华2014年访问到一位大饥荒幸存者,原四川省铜梁县跃进人民公社西郭管区1队的龙太良。他还能回忆起白善泥的“滋味”,

“(我们)去挖些麻头(植物麻的根)来吃,还有棕树子,哪样没有吃过?黄泥巴也吃过,黄泥巴吃了拉不出来。(你是吃的黄泥巴,还是白善泥?)应该是白泥巴。”

白善泥口感细腻,给人带来饱腹感,却无法消化、排泄困难,很多饥民被这种所谓的“食物”胀死。与此同时,很多地区发生了人与人相食的惨剧。

作家依娃认为,根据现有的研究,全国范围内人吃人的事例数以万计。在饥荒重灾区,村村均有人相食。

四川省乐山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饥荒幸存者在2002年回忆说,

“(画外音:饿得人吃人吗?)就是有那种饿昏的,就被煮着来吃了。还事先把水烧着,还没有死的,就弄起来吃了(就是还没有死,就剁着来吃了?)(她当时把谁煮着来吃了)她就是把自己家孩子煮着来吃了。”

饿殍遍野的故乡已经不是故乡,逃亡“似乎”才是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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