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说：“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我们说：真民主，无神圣之名。追求神圣的与否，是民主和共产主义及宗教思想的根本分歧。
一，民主不是理想，民主不能要求别人为自己做事，或者献身。民主甚至必须包容反民主的思想，比如，独裁或宗教极端思想。的确，在现代民主国家，经常需要制定一些法律条款来限制某些极端思想的传播，但那是因为这些思想往往带来社会动荡，破坏社会稳定的后果。在思想领域，民主从来不谋求超越其他思想或者观念的地位。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有民主才敢于面对一切意识形态的挑战。
一个人从民主转向专制，我们不以其为邪恶。比如对希特勒，我们不反对他专制，而反对他借专制发动战争，屠杀犹太人。对毛泽东，我们也不反对他专制，而反对他借专制搞反右，大跃进，文革。相反，一个人从专制转向民主，我们不以其为神圣。比如对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我们认为他们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远远谈不上民主的大救星。
这里的前提是：言论自由。我们认为在特定条件下，专制可以和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共存，而且这种相对宽松的专制往往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比如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法国的拿破仑，德国的俾斯麦时代，韩国的朴正熙，台湾的两蒋。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也被证明，虽然有时舆论管控紧一些，有时松一些。
如果专制剥夺言论自由，我们当然反对。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走上街头去大声疾呼。懦弱，也是民主赋予我们的权利，没有丝毫感觉羞耻的地方。当然，如果专制不剥夺言论自由，那么对其实行的正确政策，我们又何苦去反对。
二，民主不做任何承诺，不保证自己比其他制度，如专制制度优越，不提供任何理想天国的图景。争取民主，不是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而是保证普通百姓的言论自由，让大家可以指出国家政策的错误，从而有可能保证个人的权利。反共不等于相信民主，拥共不等于拥护独裁，争取民主不等于一定要打倒共产党。不管黑猫白猫，只要国家强盛，老百姓生活好就是好社会。在民主的美国，因为相互扯皮而影响经济发展的例子还少吗？生命只有一次，民主可以等待，何必梦想第二天早上醒来就是自由？何况民主化带来的更可能是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如当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尴尬年代。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是不对的，普通人有权力在生活和民主之间做出自己的价值选择。怀疑民主的未来，不是剥夺个人民主权力的理由。
三，民主不指望圣人，英雄或者烈士。民主的基础是承认人人自私，任何人都靠不住，任何人的权力都必须受到约束。有人愿意为民主献身，很好，我们支持，但没必要把他看作烈士。我们甚至可以大大方方怀疑他是不是想出风头。当然真正的民主人士也可以淡然处之：废话，我请求人民支持我，当然必须出风头。这些听起来似乎很冷漠或者很冷酷，但却是民主的真谛：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不能怀疑。最好的例子也许就是林昭。在很多人看来，林昭简直就是中国民主的先知，她那些震古烁今的语言在今天听来也没有过时。但这些人常常难以理解，为什么林昭会写出想和柯庆施冥婚的文字? 那可是一个有名的极左分子，专制的推波助澜者。其实，如果你不把林昭看成神圣不可侵犯的烈士，而是看成是一个精神病人就很容易理解。她的许多言论，尤其是在监狱中留下的就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呓语。我们不应该崇拜林昭的献身精神，而应该去痛恨那个压制自由思想的体制。那个可以把具有独立思想的活人碾压成精神病人的沉重社会车轮，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感到可怕的地方。也正是这种恐惧才会让我们迫切感到需要在社会生活中引进民主的思维，民主的因素，乃至民主的制度。我们是为一己之私才去追求民主的。
四，民主不能自以为占据社会正义，必须诚实面对各种社会问题。国内的不少公知声称，要推动中国的民主，必须“用谣言倒逼真相”，因为共产党和政府从来不说真话。其实，在中国现代史上就有一个先例，那就是国民党的垮台和共产党的胜利。从今天的资料看，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至少陈立夫陈果夫远没有社会宣传的那么不堪，国民党内部也有像蒋经国那样的有所作为者。而当时的共产党也远没有宣传的那么美妙。残酷的肃反，整风，血腥的土改等等。尽管共产党封锁严密，还是有一些消息透露到社会上。如果当时的社会舆论以及中间势力能够保持几分头脑清醒，既不全盘否定国民党，又不全部相信共产党，国共之间未必不能达成某种协调，引导中国走向一条多党制的民主道路。同样的，如果当时的共产党内部，不以维护党的名声和领袖的威望为借口，掩盖事实真相，公开红军时期打AB团的错误或罪行，毛泽东根本不可能成为一句顶一万句的神。
只可惜历史没有可惜。
问题是：为何我们又喜欢民主？原因很简单：民主尊重多数人的选择，个人的意愿有更多的机会受到社会承认。虽然是仅此而已，难道不足以显示民主的神圣？
故民主之神圣在于其毫无神圣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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