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维嘉（斯坦福大学博士 企业家）
近年来基因测序技术的快速发展造成考古学和族谱学天翻地覆的变化。美国国家地理协会从2005年就开始了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用基因测序技术勾画出人类在地球的迁徙路线图。目前参加测试的已经有来自130个国家的75万人。参加的人越多，迁徙路线就越准确。我前不久也参加了测试。测试的结果包括我的父母两支祖先的迁徙路线，和我的基因类型在地球各地区的分布。下面是我的测试结果分析及相关的现有关于人类迁徙的研究。
1.现代人（Homo Sapiens)的迁徙路线：灭了古人类远亲
大量的基因测试数据证明，现代人类全部起源于非洲东部大裂谷和今天埃塞俄比亚地区。人类第一次从东非出走是大约30万年前（Home Erectus,直立人）。他们从东非北上到达中东，然后兵分两支：向西到达了今天欧洲的大部，成为考古学上称为古人类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向东到达了西伯利亚，成为考古学称为古人类丹尼索瓦人（Denisovan)。中国科学院古脊椎生物研究所最近在湖南道县发现的古人类牙齿测定年代为距今8-12万年前（见2015年10月15日英国《自然》杂志），这些古人类很可能是于3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后代。我们身上是否有道县古人类的遗传还需要进一步的测试才知道。但不论是尼安德特人还是丹尼索瓦人，都在3万年前灭绝了，他们并不是今天现代人的祖先。今天现代人的祖先是大约7万年前又一次从东非出发走出非洲的现代人（或称智人Homo Sapiens)。 他们又一次北上通过今天埃及或红海南部最狭窄处到达中东。然后兵分两路，向西去欧洲，向东来亚洲。
虽然古人类灭绝了，但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流着他们的血。当我们的现代人祖先走出非洲到达欧亚大陆时，遇见了他们相隔了20万年的“远亲们”，由于长时间各自演化，他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人种了。现代人的身体没有古人类高大，但脑子比他们灵光，在约三万年的相处过程中，古人类通过被征服和交配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黑暗隧道中。由于古人类和我们祖先的交配，今天除了呆在非洲老家的人之外的全世界所有的人身上都有1%－4％的古人类的基因。我也不例外，如图1，我身上有1.3%的尼安德特人基因和1.6%的丹尼索瓦人基因，参加测试的75万人的平均是分别是2.1%和2.1%，我低于平均的原因在于尼人主要在欧洲和中东一带活动，我的祖先在约6万年前就离开那里了，而尼人到3万年前才灭绝，所以留在那里没走的人们后来还有三万年的机会和尼人交配，那里的土著身上的尼人基因就会更高。丹尼索瓦人目前只在西伯利亚发现，我的祖先是从南方进入中国，因而我身上丹尼索瓦人基因也小于平均值。
图1: 我身上的古人类基因占比小于人类平均
2.现代人（Homo Sapiens)从哪里进入中国？
现代人进入中国有三条路线 (图2) ：
第一支 南线：缅甸－云南入境
从中东向东的一路经过西南亚（伊朗，伊拉克）进入南亚。有一支走到喀喇昆仑－喜马拉雅山时被挡住了，他们沿着山脉的西南麓绕过喜马拉雅山从缅甸和越南进入云南广西一带，一拨沿海向东然后向北（当时海平面比现在低100米，海岸线大大外延），另一拨再继续北上进入四川甘肃，然后又兵分两路，西路上了青藏高原，东路从黄土高原进入中原。中原的一支一直北上到朝鲜和西伯利亚。这一支目前被认为是最“主流”的中国人。
第二支 北线：蒙古－内蒙入境
这一支从伊朗向北走入中亚,从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入哈萨克斯坦大草原，然后一路向西到蒙古，一支折向南从内蒙进入中国。另一支继续向东在大约1万五千年前从白令海峡路桥（当时海水浅）跨到美洲，沿着美洲的西海岸一路从阿拉斯加走到智利的最南端。（鄂伦春族有点像美洲印第安人有木有？）
第三支 东线：日本－东北入境
这一支是第一支从云南入境时，分出一拨继续南下印支半岛，渡海到了印度尼西亚，然后从海路北上经菲律宾到台湾，日本，然后从海路（也可能有从俄国萨哈林半岛）进入东北或渤海沿岸。像第二支一样，也有一拨继续北上从白令海峡进入美洲。
图2： 现代人迁徙路线
3.我的祖先走的哪一条？
测试结果分为父系的迁徙路线和母系路线。只有男人有Y染色体，是父系单传下来的，男女都有线粒体DNA是母系单传下来的。测男子Y染色体中的基因变异就可以知道父系迁徙路线；测男女的线粒体DNA就可以知道母系。测试的简单粗暴原理是这样的：基因在遗传时会发生变异，这个变异会一代代稳定地传下去。人类在数万年的迁徙过程中不断产生变异， 这些变异会被迁徙者带到下一个地区。到了新环境的人又会有新的变异，而呆在原来地方的人的后代身上新的变异就和迁走的不同。呆在原地的由于历史悠久，基因的多样性就高（即人群中基因差别大），分出去的一小支大家带着相同的基因到新地点后时间相对短，他们基因的多样性就低。所以今天非洲人基因的多样性最高，美洲印第安人多样性最低（印第安人大批死于登陆美洲的欧洲人带来的细菌，几乎绝种， 是否和他们基因多样性低有关？）根据这些区域基因多样性特征，再加上考古的佐证，就可以拼出一张大致的迁徙路线来。估计是参加测试的男子多，所以父系的结果更为详细。我父亲出生在甘肃天水，他的父亲，祖父和曾祖都出生在那里。那我们就来看看我的父系是如何一步步从埃塞俄比亚走来的吧。
第一程10万年前：出发地——非洲
图3：“亚当”的“儿子”P305 从东非出发到达红海南端
今天世界上所有男子的共同祖先是生活在15-30万年前一位东非的帅哥。科学上把他老人家称作“Y染色体亚当”。他其实不是当时唯一的一位男子，更不是开天辟地的第一人，但只有他的后代传到了今天。一个男人最伟大的成就莫过如此了吧。
“亚当”之后，大约10万年前一个东非男子的身上发生了被标记为P305的基因变异。这个变异是今天已知的最早的一个不被全地球男子共享的基因变异。地球上大约有99.9%的人是他的后代。随着他的后代们遍布全球，不同的后代分支又有了许多新的变异。
图3就是从东非的出发图，分为三支，向北的一支抵达红海南端，今天埃塞俄比亚和也门隔海相望的地方（当时也许两边陆地相连），另一个能从非洲到亚洲的地方就是走到红海的最北头，从埃及过来。
第二程：7万年前，出发地——东非
图4：第一拨走出非洲的M168分支
当人类走出非洲，在迁徙的过程中不断分支，每个分支都有自己独特的基因变异标记。第一个走出非洲的分支的基因标记就是M168。发生M168变异的男子可能生活在7万年前东北非大裂谷一带，也即今天埃塞俄比亚，肯尼亚，或坦桑尼亚。今天除非洲之外的世界上所有男人身上都带有M168 标记。
虽然今天我们还不能确定他们迁徙的精确路线，但我们的居无定所的祖先会跟着好天气和他们能狩猎到的动物而迁徙。科学家们相信，在当时除了给力的气候，人类的智力有了飞跃的进步，特别是语言的出现给了我们祖先很大的优势，让他们能够更容易合作来狩猎和打败其他古人类如尼安德特人。
从图4上可以看出，有两支跨过红海，到达了欧亚大陆。他们最可能渡过红海的地方是红海的最南端最狭窄处（当时可能是陆地）即在今天埃塞俄比亚和也门相望的曼德海峡（Bab-al Mandeb strait)
为什么祖先们要离开熟悉的家乡去陌生的地方？答案是跟着吃的走。很可能是非洲的冰河期造成的干旱逼着他们背井离乡。从非洲出走并非是一个连续流，而是一波一波的。当气候湿润时撒哈拉沙漠就变成了稀树草原，可以通行；而当冰河期来临，撒哈拉变得不可通过，迁徙的大门就暂时关闭。有时一关闭就可能上万年。
第三程：6万年前，出发地——西南亚
图5：从中东兵分两路
P143变异标识是人类走出非洲后最古老的一支，人类在跨过红海到达亚洲后，兵分两路，图中向东的箭头进入西南亚，即今天伊拉克，伊朗地区。今天的亚洲人和澳洲人及南太平洋人（土著）全部是他们的后代。他们沿着海岸线一路向东到达了印度和东南亚，在大约5万年前到达了澳大利亚。这些到达澳洲的人很可能是今天澳洲原著民的直系祖先。
第四程：5万年前，出发地——西南亚
图6：非洲老家回不去啦，一路下南洋
祖先们在西南亚生活了几千年后，开始向各个方向迁徙：向东南去印度洋，向北去安纳托利（土耳其），黑海和里海。 M578 变异发生在从西南亚迁徙之前。在约4万年前，气候再次变冷和干旱。非洲和中东一片大旱，草原变为沙漠。这个干旱一直持续到2万年前。这两万年中祖先们无法退回非洲老家，他们只有两条路：要么呆在中东，要么离开。
第五程：三万五千年前，出发地——中亚
图7：M214 支兵分三路：南下、北上、西回
M214支兵分三路：北上进入中亚大草原（经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入哈萨克斯坦。这一支在北上后又分两支：一支向东经西伯利亚进入东亚（中国），另一只掉头向西到了欧洲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另一支继续向东南去南亚，这一支中间又分出一支从云南进入中国。
第六程：4万1千年前到2万8千年前，出发地——东南亚：
图8：欢迎我的祖先来到中国！
P186这一支太重要了，因为他们在约四万年前进入了中国。图8中那个大弧线就是从南亚往西遇到不可逾越的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这两支山脉是印度大陆板块从印度洋北漂上来挤进欧亚大陆板块形成的皱褶。喜马拉雅山每年还在增长一厘米，4万年前，这些大山只比现在低不到四百米。这两支山脉包括了世界上最高的几十座7000米和8000米的高峰，在这个海拔高度，氧气只有海平面的1/3。祖先们只能绕道而行，北边要绕到天山－祁连山以北，南面要顺着喜马拉雅山南麓一直走到缅甸和越南（历史形成的中国边界有木有道理？）。今天大部分中国人身上都有P186号变异。
这一支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吗？我不知道，如果有更多的中国人参加测试，一定能发现从蒙古高原北线和日本东线进入中国的。看他们的迁徙路线和时间才能知道哪一支最早。
今天P186 这一支的血统也出现在南亚。印度男性有23%的人属于这支血统。在东北亚，这个血统出现的频率就高得多。在日本不同地区有这个血统的比例为47%到65%； 韩国人70%－82%， 中国汉族69%－86%。 所以P186是典型的东北亚血统。
第七程：3万8千年前到2万1千年前，出发地——东亚
图9：发明了稻米的南中国先民遍布南洋
祖先们进入中国云南广西后，一支（M119）沿着海岸线向东然后向北（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低100米，海岸线远得多），这支可能就是后来南方的古百越族，和东方的古夷人。另一支变异M122（及 后来的M197）又分为两支：一支继续北上四川甘肃陕西河南河北东北最后到达朝鲜，日本和西伯利亚（很可能一部分也去了美洲，北上半道在四川甘肃又分一支向西成为藏羌人）；另一支掉头南下进入印支半岛, 继续到印尼，巴布亚新几内亚。两万年前是上一次冰河期的高峰，大量的海水被冻结在南北极和陆地冰川里，海平面比今天低130米，中国大陆的东海海岸线在今天冲绳海沟一带，东南亚许多岛屿都是连成一片的大陆。所以当时“下南洋”很多就是走过去。可以推测，在冰河期时，北方寒冷干旱，热带和亚热带非常适宜生存，所以冰河期应当有大量人口向南的迁徙，而天气变暖后才会向北迁徙。大约在1万年前，当冰河期高峰过去后，地球变暖，在中国南方的祖先和在西南亚新月沃地区的人几乎同时开始了农业。新月沃地区（今天伊拉克，叙利亚, 黎巴嫩，约旦等地区）从野麦中第一个培育出了小麦和其他大部分今天的粮食种类，而中国南方的先民则第一个培育出了稻米。从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约9000年前）中发现了稻壳。稻米的种植使得食物变得富裕且可控，人口因而爆炸式增加，密集的人口加剧了迁徙。今天印支半岛和东南亚的土著大多是过去一万年中从中国南方迁徙过去的。今天在中国汉族人身上有57% 的人有M122 血统，在波里尼西亚（南太平洋岛国）人有32%。
我的“表亲”哪里最多？
图10：我的“表亲”都生活在哪里？一张和我基因类似的人的分布图，颜色越深的地方，和我基因相近的人越多。
图10的左上角标出颜色和对应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是和我同一基因分支的人在各地人口中的占比。（分支：Haplogroup，我这个分支的最后一个变异P197距今至少两万年，所以这些分支目前都还比较粗，如参加测试的人增多，就发现更晚近的变异，因而分支可以越分越细）可以看出，我的“表亲”分布最密集的地方前三位是（i）京津／内蒙东部（ii）东北和朝鲜（iii）云南和四川。比较有意思的是在西藏和哈萨克斯坦也有我不少的“表亲”。我最远的“表亲”东到日本，西到里海，南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北到西伯利亚。
4.我的种有多纯？
上面是通过测试Y染色体得到的我的父系的迁徙图。另外一个测试是把我基因中除了Y染色体之外的所有的变异标记和各地区典型的变异相比较，看我的近代祖先（几百年到一千年）的迁徙婚配史。美国国家地理这个基因地理测试计划把世界分为9个典型区域。他们找出这9个典型区域的最有代表性的变异标记（即该组变异在该地区出现频率最高）。该计划还建立了60个国家的标准样本，也即从各国采样，用采样的平均值作为标准样本。当你的结果出来时，他们给出两个和你最接近的国家。 由于迁徙和婚配，每个人的基因都有多个区域属性，图11是我的区域属性以及和中国标准样本的比较。上面是在北京采样的中国标准样本，下面是我的测试结果。图11中红色的是“东北亚”，黄色的是“东南亚”，棕色的是西南亚。
图11：我的基因区域属性和标准中国人样本的比较
我的基因区域属性中东北亚占69%，东南亚占29%，西南亚占2%。也即在我所有的被测试的变异标记中，属于东北亚的那些变异占69%，以此类推。这什么意思？这意思是说我的“表亲“大部分分布在东北亚，东南亚是稍远点的表亲。西南亚是第三远的表亲，世界其他6个区域的人就和我更远了或者没关系了。
中国人身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南亚特征（28%）？原因在于目前东南亚的大部分土著都是稻米农业革命后从中国南方迁徙过去的。我身上有29%的东南亚属性并非一定是我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人是东南亚人，而是我父母，祖父母，太祖父母，依次上推每个人身上都有这些东南亚属性。
和我最接近的国家样本不出意料地是中国. 我的东北亚属性略少于中国标准样本。最有意思的是比中国标准样本多出了2个百分点的西南亚。回到图10 的“表亲分布图“能看到在里海的北端，哈萨克斯坦的西端还有一点点我的表亲。我猜测可能是中国标准采样在北京，而我的血统在西北，离西南亚更近。我的祖母也出生在甘肃天水，她是卷发。我小时候去过她出生的村庄，她的亲戚们眼眶颧骨似乎比当地的汉人要高。这也许是我的2%的西南亚血统的来源。
这个分析还提供第二个最接近的参照国家,是日本人。
图12：我的基因区域属性和标准日本人样本的比较
可以看出，日本人的东北亚基因比中国人更多，因而东南亚更少。因为在这次研究中没有把韩国作为一个样本国，否则我的基因和韩国一定比和日本更接近。
在东北亚的样本国里，除了中国和日本，还有蒙古。下面是蒙古人的标准样本。
图13：蒙古人的基因地区属性标准样本
蒙古人的基因区域分布比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复杂的多。出了东北亚属性和我们类似外，他们的东南亚区域基因不到我们的一半，12%。 这说明他们是从中亚草原向西进入东亚的。他们和我们和北上的祖先（他们中一部分去了东南亚）婚配就只有一半的东南亚基因。他们有9%的西南亚这也解释了他们从中亚过来的路径。看到这里，我推测我身上的2%的西南亚基因很可能是蒙古人的基因，毕竟元朝大批蒙古人进入中原。 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有4%的美洲印第安人的基因，这说明他们是印第安人的祖先。最后他们还有6%的北欧人基因，这肿么回事？这是在前苏联时期来自欧洲的俄国人和当地人婚配留下的现代印记。
结束语
这个研究是个现在进行时。每过一段时间，随着测试样本的增大，就会发现新的变异和信息，每个人的结果就会有一点更新。目前有一些结果还不是特别一致，有些分析的表述也不那么严格。一个重要遗憾是由于这个研究是人类在全球的迁徙路线，中国部分就难免粗疏。复旦大学生命学院及现代人类学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这次全球测试合作计划。复旦大学有更多在中国的采样和更多的关于在中国内部迁徙分支的信息。未来希望能在复旦再测试一次，看到自己祖先在来到中国后的迁徙路线。
但总的来说，这次测试提供的信息量极大，是一次颠覆三观的震撼经历。当小区保安再问我那个最深刻的哲学问题“你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一定会给他一个满意答复 。
参考资料
1.美国国家地理网站“人类的旅程：迁徙路径“https://genographic.nationalgeographic.com/human-journey/
该网站有有关这个科学实验的所有信息和参加测试方法。简单讲：网上注册账户，交200美元后，他们会寄来一个测试盒。拿棉签在口腔里抹一抹放在一个小瓶子里给他们寄回去就坐等结果了。结果都在你的账户当中。
2.中国人从哪里来：所有中国人都来自南方
http://history.news.163.com/09/0212/08/51UJ58R400011247_2.html
政治的起源远比人类古老 | 黑猩猩的政治
摘自｜《战略：一部历史》（暂定名）
著｜劳伦斯·弗里德曼 译｜王坚、马娟娟
出版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这里我主张，人类战略的基本特征中存在着若干跨越时空的共性，包括欺骗和结盟的方式，以及暴力的推动作用。这些特征是那么原始质朴，以至于可以从黑猩猩身 上查找到蛛丝马迹。黑猩猩具有自我意识，它们对同类的了解甚至达到了足以蒙骗它们的程度，当它们有所得或遭拒绝的时候还会分别做出感激或报复的举动。它们 有自己的交流方式，会仔细思考面临的难题，甚至还懂得未雨绸缪。
人们原先认为，黑猩猩的社会关系很有限。但是在先后对野生和动物园里的黑猩猩进行多年仔细观察后，这种看法受到了质疑。显然，住在同一个地方的黑猩猩个体之 间经常聚在一起，并形成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它们不但一起劳动，还相互打架。战略研究者特别感兴趣的是，黑猩猩的行为和权位、利益有关。它们用梳理毛发、发 生性行为、提供食物等手段拉拢潜在支持者，拉帮结伙建立同盟。它们也懂得控制冲突的重要性，只有这样才能合作共处。激烈争吵之后，它们会相互亲一亲，修补 关系。它们还会刻意展示自己的弱点，目的是获得对方的信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观察一群生活在荷兰阿纳姆（Arnhem）动物园的黑猩猩，做了大量内容丰富的笔记，由此揭开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好戏”。他在1982年出版的《黑猩猩的政治》（Chimpanzee Politics）一书中，就黑猩猩社会的复杂性做出了一些令人吃惊的结论。他认为，黑猩猩的结盟方式和权力斗争显示，它们的行为举止称得上是“政治性的”。
对黑猩猩来说，天生的蛮力作用有限。掌权的雄性黑猩猩主张权力时全身毛发倒竖，看起来比实际模样更大，更狰狞。它扑向成群的属下，对方立刻四散奔逃。接着其 他黑猩猩便会谦卑顺从地问候它，或者极为精心地为它梳理毛发，让它享受应得的尊崇。然而德瓦尔发现，每当黑猩猩的等级体系发生变化时，攫取权力者并不一定 是最强壮的。当有别的黑猩猩“选边站队”或“另投他主”时，社交策略更重要。这种等级结构的变化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条不紊展开的。
德瓦尔跟踪记录的第一起“政变”发生在一只名叫耶罗恩（Yeroen）的雄性掌权黑猩猩身上。起初，耶罗恩受到绝大多数雌猩猩的拥戴。但另一只雄猩猩鲁伊特 （Luit）向它的权威发起了明目张胆的挑战。而耶罗恩面对挑衅却不知如何应对。鲁伊特还当着耶罗恩的面和一只雌猩猩发生性关系，公然侮辱权威。接着，鲁 伊特找来雄猩猩尼基（Nikkie）结成同盟，让局势发生扭转变得对自己有利。在权力斗争的过程中，两只黑猩猩动用了各种战术，它们不仅展现力量和决心， 还想方设法通过梳理毛发，陪小猩猩玩耍等手段鼓动雌猩猩叛变。过去，别的黑猩猩生怕耶罗恩发脾气不敢有什么背叛的举动，但后来随着耶罗恩发火的次数越来越 多，它的怒气渐渐失去了威力。最终，耶罗恩认输，但斗争还在继续。现在鲁伊特成了掌权者，耶罗恩准备和尼基一道发起反攻，即便不能重掌大权也要夺回一部分 往日的特权。
整个“政变”过程中，实实在在的战斗只发挥了很小的作用。黑猩猩们很少撕咬，那是所有攻击行为中最危险的举动。德瓦尔认为，与其说战斗改变了黑猩猩们的社会 关系，倒不如说它反映了社会关系的变化。猩猩们似乎知道要控制暴力，因为它们今后可能还要团结一致对付外敌。它们好像也懂得调停与和解。一旦达到目的，它 们的行为方式就会跟着改变，比如输赢双方都不再会咄咄逼人地发起挑衅。
德瓦尔认为，黑猩猩们这一战略性行为的核心要素在于，它们能否在个体之间相互交流，能否意识到各种社会关系，比如别的黑猩猩如何结成同盟关系，以及如何瓦解 这些联盟等。在做出决定之前，黑猩猩们要完全了解自己行为的潜在后果，并在某种程度上规划一条通向目标的路径。果然，黑猩猩们展现出了上述所有特性，德瓦 尔因此得出结论“政治的起源比人类更古老。”他在后来的作品中以这些独到的见解为基础，用各种证据表明，灵长类动物具有表达容忍、自我牺牲、约束克制的能力，这意味着它们有心灵沟通，理解他人感受的能力。要做到心灵沟通，至少对他人要有一定的情绪敏感度，最高的境界是具备理解他人观点的能力。德瓦尔认为，这是“社会交往、协调活动以及合作应对共同目标等行为规则的核心。”
战略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特性是欺骗，即为了改变他人的行为而故意发出不真实信号。有些猩猩会趁强势的雄性黑猩猩不注意的时候骗取同类的食物，或者开小差偷偷追求母猩猩。同样，做出这些行为也需要和其他猩猩进行一定程度的沟通。要想误导别人，就得先明确理解他们的正常行为。
不管是黑猩猩还是人类，所谓“战略智慧”是从严酷物质条件下的生存需求出发，通过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相互作用发展而成的。试想人类的大脑，它的重量只占成人体 重的2％，却消耗人体20％的能量，远超其他任何器官。既然它的运行成本如此昂贵，那就必然有极其重要的用处。理查德·伯恩（Richard Byrne）和纳迪亚·科普（Nadia Corp）研究了所有灵长类动物主要分支中的18种，将它们的新大脑皮质大小和实施欺骗行为的数量进行比照。他们认为，大脑尺寸和一般社交智慧之间存在某 种联系，后者包括合作共事、应对冲突以及施展诡计的能力。按照进化论原则，当遇到更强壮、更缺乏智慧的其他物种发起挑衅时，这些技能无疑极具价值。如果新 大脑皮质的规模限制了某个动物的精神世界，那么与其相关的其他同类也会受到牵连，这也决定了当它遭遇冲突时能够找到多少个同伙。因此，脑部尺寸越大，该物 种运作大规模社会网络的能力就越强。伯恩提升了“马基雅维利智慧”这个概念，在战略和进化之间建立了联系。尼可罗·马基雅维利为十六世纪意大利人找寻到的 这一基本生存技巧，竟然与大多数原始社会群体的生存需求如此相似。
这个概念的发展部分结合了对大脑生理发育的研究，对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密切观察，并考虑到了生态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我们的祖先早期遭遇了种种智慧挑战：他们 要仔细琢磨如何才能高居树上而不掉下来；如何造个安全的住所并在那里睡上一觉；按照什么样的顺序操作才能得到并吃到那些或外表长刺、或外壳坚硬，但却营养 丰富的稀有食物。体力劳动涉及一连串的动作，需要事先计划。无论促进人类大脑进化发育的是何种生态需求和实际需要，在某种情况下，这个关键性驱动因素演变 成了维护具有一定规模和凝聚力的社会群体的需求。要想在群体中有效发挥作用，就需了解其他成员的各自个性，他们在群体中的等级地位，他们喜欢谁、忠于谁， 以及所有这些情况在特殊条件下可能意味着什么后果。
暴力战略
有一种重要的复杂情况是，动物们需要对付与自己没有社会联系的其他群体，并同它们展开较量，查尔斯·达尔文称其为“生存竞争”。潜在的合作与限制冲突意识或 许塑造了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可一旦和外来群体发生对峙，这些意识就会被别的指令所替代。个体攻击行为是动物们的家常便饭，但群体之间的搏杀几率就低多 了。蚂蚁是最好战的动物之一。有人说，它们奉行的外交政策是“永无休止的侵犯、武力争夺地盘，尽其所能消灭邻近群体。如果蚂蚁掌控了核武器，它们很可能不 出一个星期就毁灭整个世界。”蚂蚁群体中有专门负责打仗的兵蚁，它们没有生育能力，因此即便在战斗中阵亡也不会威胁部落的数量规模。蚂蚁的作战目标很明 确：抢夺食物，占领地盘。一群蚂蚁战胜其他群体后，胜利者会把败军的粮食储备转运到自己的巢穴中，败者不是被杀死就是遭驱逐。蚂蚁打仗毫无战略可言。它们 凭借的是残忍无情的蛮力消耗。蚂蚁们紧紧贴在一起，形成一大团，肆无忌惮地不停猛攻敌人的防御工事，完全没有谈判和协商的余地。
相比之下，研究发现大猩猩身上体现出了战略智慧。其他物种的雄性之间可能会为了争取和雌性交配的机会展开一对一的厮杀。值得注意的是，有时候两个邻近的黑猩 猩群体之间会发生冲突，并导致有些黑猩猩死亡。这种情况不符合黑猩猩生活的常规特性，它更可能发生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这也再次表明，黑猩猩之间的战斗是 策略性行为而不仅仅出于攻击本能。
在有关黑猩猩交战的观察记录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的研究成果，她是研究黑猩猩社会生活的开拓型学者。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她在坦桑尼亚冈贝河国家公园观察研究黑猩猩。她好几次发现，单独活动的猩猩会被附近其他部落的雄性黑猩猩杀死。
一次，两只掌权的雄性黑猩猩吵翻了，导致部落分裂成卡塞卡拉（Kasekala）和卡哈马（Kahama）两部分，敌对双方由此在冈贝河国家公园里展开了一 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从1973年延续至1974年，最终以卡哈马部落不复存在而告终。卡塞卡拉部落抢占了卡哈马部落的地盘，并掠走了母 猩猩。古道尔发现，采取防守行动的时候，黑猩猩们会呼朋唤友地去打仗，很快赶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为了实地察看存有潜在争议的地区，黑猩猩们还要在部落边 界附近巡逻。由于存在被强势部落抓获的风险，巡逻的大猩猩表现得异常谨慎，尽量避免发出一切不必要的声响，还要不时察看有没有敌对部落留下的任何蛛丝马 迹。它们收起了平日的喧闹，直到返回自己熟悉的领地才恢复常态。这些巡逻行动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黑猩猩们跨过边界深入敌人领地时，它们会一下子变得 比平时更具掠夺性。黑猩猩们不惜花费大量时间，一声不响地等待机会攻击弱小的受害对象。一旦它们出其不意地抓到猎物，就不会轻易放手，对手即便不死也是奄 奄一息。
有人认为，从上述研究中归纳得出结论过于草率，因为黑猩猩的栖息地已经被人为地缩小，而且古道尔对它们的食物供应施加了一定的外力影响。她用设置投食站的方 式把黑猩猩从密林深处引诱出来，这种做法加剧了猩猩部落集团之间的竞争。与她相反，德瓦尔观察黑猩猩的手段则是操控干预猩猩们的食物分配，降低冲突水平。 古道尔曾经不无遗憾地承认，她的干预确实怂恿了猩猩们采取更多的攻击行为，但同时也指出，这并不妨碍她得出结论，即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大猩猩们的行为举止 会变得很独特。况且，古道尔的发现并非一家之言。研究人员对其他地方的黑猩猩群落进行密切观察后也发现，虽然打仗的事情只是偶尔发生，但这显示出它们的确 有战争能力。
黑猩猩们为什么打仗？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认为，冲突的根源是它们“希望改善获取食物、母猩猩，或者安全感的途径”。黑猩猩以食成熟果实为生，而果实的数量和分布反过来也是它们 自身消化系统的产物，因此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相邻部落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很重要。当果实数量不足的时候，黑猩猩们会独自上路，或者三五成群组成小队去寻找 食物。食物分布地点很不均衡，某个部落的领地上可能食物非常充足，而有些部落则没果子吃。这就是造成冲突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强大的部落总想寻找机 会欺负弱者。兰厄姆认为，成年雄性黑猩猩会“评估暴力行为的成本和收益”，当“可能净收益足够高时”就会出手进攻。杀戮行动的后果之一是，某个部落的相对 地位会大大提高（这些猩猩部落一般规模都不大，任何一名部落成员死亡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兰厄姆把这种现象称作“权力不平衡假说，它说明造成大猩猩之间相互攻击杀戮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部落之间的敌意，二是竞争对手之间巨大的权力不对称。”这就是产生杀戮的原因，但并非潜在冲突的根源，真正的冲突根源是争抢稀缺的重要资源。
相比极端暴力行为更让人瞩目的是黑猩猩对待冲突的审慎态度。古道尔在观察中发现，“当一小支巡逻队遇到规模稍大，或者雄性成员较多的队伍时，即便在自己的领地范围内，它们也会转向逃跑；反之，一大群黑猩猩即使走出自己的领地，只要来者在数量上不占优势，它们十有八九要追打对方。”有时候两群黑猩猩不期而遇，双方无论在成员数量还是成年雄性的力量方面都旗鼓相当，那么典型的结局是双方“互相打量，发出各种声音进行展示交流，不会发生冲突。”因此重点在于，黑猩猩在实现权力平衡的过程中表现得精明而狡猾。当遭遇强大的对手而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它们会设法避免争斗，随时准备撤退；而当自己的实力强于对手时，它们则长驱直入。因此，研究者从来都没有记录过进攻方的黑猩猩遭对手杀死的案例，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可见，输赢双方的差别不在于绝对战斗力量的强弱，而在于“双方队伍的相对规模及其组成结构”。这种对待暴力的务实态度凸显了黑猩猩的手段。
因此，进化论者认为，战略是关键资源稀缺和生存竞争二者造成的自然结果。但它所涉及的不止是就天生力量、进攻本能而言的适者生存问题。在竞争中幸存下来的动物比对手更善于思考，能够更好地把握社会关系并懂得如何去操控它们。成功既来自智慧也离不开强壮的体魄，从竞争一开始两者的重要性就不相上下，而通过外力协助来战胜对手的做法尤其聪明。
虽然现在只能从“行为和战争效果”两方面进行推断，但人们认识到，在通常所说的人类原始战争中也存在相似的行为方式，只不过这些“战略”一直被当成了“习惯性的默契”。它们看上去大多属于消耗型战略，靠经常性的战斗和突袭来拖垮敌人，造成的伤亡不大，但也不排除偶尔发动一场出其不意的大屠杀。这样的胜利往往是绝对彻底的：掠夺财产和食物，破坏房舍和田地，杀死或掳走女人和孩子。由于缺乏后勤支援，食物和弹药很快会消耗殆尽，因此这样的战斗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也不可能拉开战线。突然袭击具备诸多优势。由于原始人部落一般安全防卫措施薄弱，而且在夜色下难以觉察小股部队的活动，因此突然袭击往往令人防不胜防。而且一旦发现时机不利，袭击者还可以选择撤退。阿扎尔·盖特（Azar Gat）指出，人们有充分的动机来避免公开战斗。在谋划杀戮之前，人们巴不得受害者“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最重要的是，他们最好无法对攻击者形成有效伤害。”这些因素促成了一种“高度统一”的战争方式，它在“任何采猎和原始农业社会中”均有体现。
通过对早期人类社会和黑猩猩群体的研究，我们发现了战略性行为所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源于引发冲突的社会结构。它要求实施战略性行为的人能够辨别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特征，判断对方是潜在对手还是盟友；能设身处地地从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以便通过传递印象或误导等手段来影响他们的行为。虽然暴力行为通过展现优势、表达敌意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最有效的战略不能仅靠暴力，还需凭借结盟的能力。本书余下章节所论及的各种战略行为，其基本特征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战略性行为的基本特征从来没有发生过改变，改变的只是其所应对局势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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