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二○一一年九月十一日
地點：紐約市貝瑞吉區
● 旅居美國紐約的華文作家張方晦。（本刊資料）
依娃：方晦先生，請先介紹您的個人簡歷。
張方晦：好，我一九四二年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曾任復旦大學教授，一九四九年後因「政治歷史問題」被調到中學任教。母親是律師，一九四九年後任中學教師。兄弟姊妹六人。一九六○年，全家被迫「移民」到大西北甘肅省阿克塞縣。一九六二年被遣散返回父親的原籍江蘇省海門縣務農。一九六四年，因常與幾位同學在一起聚談、同時開始文學寫作（包括短篇小說描寫三年饑荒的真相）而被冠以「反革命集團罪」逮捕入獄，在看守所關押長達八年多後，於一九七二年在上海以「現行反革命集團罪」公判為無期徒刑。經過多次申訴，一九八○年由上海高院宣佈無罪釋放。出獄後曾任上海《萌芽》等報刊編輯。一九八七年出版長篇徐志摩傳記小說《飛去的詩人》，同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一九八九年來美，就讀於俄亥俄州托利多大學。一九九七年以來出版長篇小說《美國，爸媽不知道的故事》和《這五十年》三部曲。
一家六口從上海「移民」阿克塞
依娃：我採訪的目的，主要是想請你談一談你和家人在一九六零年大饑荒中的經歷。
張方晦：一九四九年以後，我的家庭先後遭受過三次大難。到了一九六○年，就巢傾卵覆了。父母都被打成了「歷史反革命」，失去了工作，失去了生活來源，被迫「移民」大西北。當時公安部長羅瑞卿，下令把城市裡的五類分子「地富反壞右」統統清理到邊遠地區去，節省城市糧食。因為大躍進造成經濟困難。
當時我們的家庭別無選擇。父親是一個體瘦多病、弱不禁風的知識分子，母親曾經被捕判刑三年，年僅四十餘歲，已中風一次，走路瘸拐。我是家中長子，只有十八歲，四個弟妹，最小的只有五歲。離滬時的二十多件行李到目的地時只剩五、六件，說是翻車行李丟失了。
我們從上海同去的有大約五百多口人，一百多個家庭。最後落腳在甘肅省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安南壩農場」。那地方是一片荒漠，幾乎是與世隔絕。我們的「新家」不是房子，而是地窩子。甘肅移民局已經派人挖好了，就是在戈壁灘上挖個深坑，上面蓋上紅柳條和蘆葦席當「屋頂」，這種洞穴一般是放駱駝的牧人的臨時歇息之地，以躲避風沙和炎熱，卻成了我們這些流放者的長期居住巢穴。
第一天，供應五百多人的大伙房開飯了，白麵饅頭，二兩一個，沒有定量隨便吃，還有燉羊肉，一人一大碗，香噴噴的。大家彼此看看，覺得還不至於活不下去。
僅僅兩天以後，伙食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幹部和管理人員的剋扣就開始了。一頓饃饃，一頓玉米麵糊糊。饃饃是一天比一天「瘦」，糊糊是一天比一天清。剛開始是一人一天一斤糧，漸漸減到一天幾兩，吃飯就像吃人參。當時農村都靠「瓜菜代」，可是戈壁灘上連草都不長，哪來的瓜菜？加上幹部的剋扣，每天每個人能分到一點點羊肉，羊肉湯，戈壁灘上沒有任何蔬菜。每個家庭每天必須向食堂交一捆柴禾才能領得到飯。因為挖柴的人多，所以挖柴就越走越遠，越來越難。往往翻山越嶺走出好幾里路，才割下芨芨草和挖掘出駱駝刺的根背回來，為了換到一點饃饃和玉米麵糊糊。那裡交通閉塞，火車站在幾百里地之外的柳園，想跑，是跑不出去的，就是跑出去也是沒有出路的，因為搭車要「單位證明」，還要有糧票。所以，死活都離不開單位！
飢寒交迫每天有七八人死掉
依娃：當時死人的原因就是因為飢餓嗎？死了人有人埋嗎？有棺材嗎？
張方晦：「北風捲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是唐朝詩人岑參的詩，形容阿克塞的荒漠戈壁再恰當不過了。到了八九月，晚上地窩子裡就凍得人發抖，加上長期的飢餓以及高原反應，生病拉痢疾，上海來的人開始死亡。每天都有人死。戈壁灘上有一種植物，大家叫它沙蔥，吃起來很辣，有蔥味，拿來充飢，一吃就嘔吐腹瀉，進而喪命。
初到時候，農場動員大家種胡蘿蔔，但是那裡根本沒有土壤，長不大，就被人連根帶葉拔去吃了。還種過青稞，也是不行，顆粒無收。又沒有水，大家上山挖水渠，每個人都十指磨爛流血，手腫得比饅頭大。沒有人敢於說一個「不」字。冬天來臨了，伙房的飯越來越「水」，吃不飽穿不暖。每天都有人死亡，少則四五人，多則七八人，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被埋葬。誰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到明天，今天抬別人的人很可能過兩天被別人抬出去。
最早死亡的是一對母子，女人三十多歲，兒子大概四五歲，很可愛的一個孩子，成天在住宿區跑來跑去玩耍。一天，他們居住的地窩子突然陷塌，一根梁木剛好打在那女人的頭部，她當場死亡，那男娃子被刨出來時已經嚥了氣。農場男女老少，五百多人放聲大哭。
最初死去的幾個人，農場當局做做樣子，還用幾副薄皮棺材，挖個坑把人埋掉。到後來，每天都有人死，死的人越來越多，就沒有棺材了；那裡連草蓆、被單都沒有，把死人隨便抬出去，淺淺挖一個坑，就埋掉了。
幼童最容易死亡。一些小孩一發燒一拉肚子很快就會死掉。單身的男人也特別容易死亡。移民中有些是家庭分裂的男人、被老婆劃清界限的男人、被女朋友甩掉的男人，失業失戀的精神打擊，勞動飢餓的肉體折磨，很快能把一個男人徹底擊垮。女人相對堅韌一點。
因飢餓而死亡的人，人浮腫到甚麼程度？就像將要作繭的蠶，體內蓄滿了漿。水分從人的血管裡肌肉組織裡分離出來，整個人是透明發亮的。走路有氣無力低眉垂眼，見了人也沒有反應。農場裡七八歲的小孩都會指著一個又乾又瘦的人說：「這個伯伯只有兩天了。」他們看得太多了，經驗非常豐富，天數一到，那人肯定倒下再起不來。
快餓死的人看起來非常恐怖，浮腫後又乾瘦，整個腦袋只有拳頭大，鼻子都沒有了，陷下去了，只見兩個黑鼻孔。兩片嘴唇就像兩片曬乾的桔子皮，牙床骨暴凸出來，胳膊腿就是皮包骨頭，麻桿子一樣。一個個大男人就這樣死了，沒有墳墓、沒有墓碑、沒有名字。
短短半年時間，到一九六一年春天，五百多人，只剩下三百多人，死了百分之四十。
人變成動物、女人變成妓女
依娃：在那樣飢餓的情況下，人和人的關係是怎麼樣的？
張方晦：因為飢餓，人的心理、人的精神會扭曲變態到極點。每一個家庭都有難以置信的例子，不勝枚舉。我有一個教書的女同事，二十多歲。我去她家親眼看見，他們打回來一鍋麵片湯，為了平均分給一家三人吃，要先攪拌幾十下，然後飛快的分成三份，否則分不勻。一家人，多一口少一口都不行。
農場供應的玉米，都是整粒的，就煮熟了來吃。有些小孩消化不良，吃下去是玉米粒，拉出來還是玉米粒。我親眼看見一個小孩蹲著拉大便的時候，另一個還不會走路的孩子爬過去，在大便裡摳出玉米粒就往嘴裡送。
伙房倉庫裡有胡蘿蔔土豆玉米等，晚上就有人掘牆鑿洞，鑽進去偷吃。被積極分子發現舉報，這些人就被捆綁送到阿克塞公安局，不幾天就聽說被抓的人已死。還有一些膽子大的人破口大罵：「政府是大騙子，欺騙我們來到這個鬼地方，就是要我們餓死凍死，讓我們自生自滅，是殺人不見血。」這些人也被抓起來，不久就都死了，沒有下落。而農場幹部管理人員私吞職工的口糧，他們個個體壯如牛。
如果在那時你看到一個從上海來的女人，一點都不瘦，一點都不憔悴，那麼她一定是和哪個幹部睡上了。哪怕有丈夫，丈夫也甘戴綠帽子，不會打罵、不會阻攔。因為這個女人總能帶回來一些饅頭一些吃的，能讓丈夫和孩子吃飽一頓。其中有一個女人，三十幾歲，頗有姿色，有三個孩子，她都得養活呀。在人人頓頓都吃不飽的時候，這個女人能吃飽，吃得好一點，就看上去特別漂亮。農場的幹部駐軍的幹部，無論白天晚上隨時傳喚，這個女人乖乖的就去，不用強迫，因為撕去了羞恥的面皮後，她能換得吃飽肚子，養活丈夫孩子，還有性的享受，因為那些光顧她的幹部肯定比她老公強壯得多。她就成了一個妓女，用身體換取食物。有人罵她「破鞋、不要臉、*****，」她就馬上報告，罵她的人就要遭到懲罰。
有一個上海交大的右派分子女學生，才貌出眾，可謂沉魚落雁，父親過去是一個銀行家，嬌生慣養長大，到那裡後變成一個公共情婦，甚麼教育局長交通局長都能找她睡覺，而她也僅僅是為了溫飽為了生存而已。
這時移民中就會有「霸頭」出現。其中有一個患過小兒麻痺症的拐子，很厲害，誰都不敢得罪他。他引誘上了一個年僅十五六歲的上海女孩，就因為他能夠給女孩家一點他從伙房裡弄來的糧食，對女孩家人來說算是救命恩人了。後來他又生妙計，將這個女孩嫁給一個從甘肅武威縣「移民」來的老鄉青年，換得一隻整羊，還有兩百多斤麵粉。以這個女孩「乾爹」的身份做成一筆大買賣。一九六二年，農場解散，我們這批沒有死掉的上海移民被遣返南歸，這個人又唆使那女孩從丈夫身邊逃出來跟著自己一起回到了上海。
在那種時刻面臨死亡的時期，偷盜搶劫受辱賣身似乎都算不了甚麼，人變成了動物，只想吃，只為吃，為了吃可以做任何事情。人已經不是人了。
像是一隻在戈壁灘覓食的狼
阿克塞氣候惡劣，春秋飛沙走石，高原紫外線強烈。來自上海的女性們，剛來時臉蛋還白嫩水靈，不出半年，先是紅，後是黑，然後皮膚發硬，結成一層厚厚的痂，像殼子一樣。我兩個弟弟的臉蛋就像哈蜜瓜，粗糙的一折一折的，摸著劃手。
食堂吃不飽，肚子整天飢腸轆轆。我和十三歲的弟弟，用家裡的被子、單子、毛毯、鋼筆、衣服、小鏡子等等，凡是能拿的都拿出去，跑到比較遠的牧區和當地哈薩克人換羊肉換青稞粉。其中還有野羊肉、大頭羊肉，一床被子能換來十幾斤肉，夠一家老小好好吃幾頓。就是金屬匙羹，不鏽鋼廚用小刀，小碟小盆，哈薩克人見了也很稀罕，樣樣都要。換來的肉有新鮮的也有肉乾，有時還有整塊的羊油。羊油特別堅硬，吃麵片湯吃青稞糊的時候，切下來一些，拌在碗裡，以增加營養和熱量，讓一家人苟延殘喘維持生命。
有一次我很幸運地換到一個旱獺，背回來特別興奮，剝皮開膛，甚麼都捨不得扔掉，腸子肚子都清洗得乾乾淨淨，煮了一大鍋，全家人美餐一頓，其肉其湯都鮮美無比今生難忘。
雖然我才十八九歲，卻是一家六口的精神之柱，父親來阿克塞時就是被人用擔架抬著下卡車的，母親病倒在床上，弟弟妹妹成天都是望眼欲穿等我回來，最關心的是我手裡肩膀上有沒有甚麼吃的。有時我一個人東奔西跑，就像一隻戈壁灘上尋找食物的狼。食堂裡的飯沒有一天能讓人吃飽，偶然不餓的時候，是我從哈薩克人那裡換回來一條羊腿，一鍋煮熟，全家人不管三七二十一，飽餐一頓再說。
一九六一年，當局將我們轉移到甘肅安西縣踏實農場，那是個老農場，已經有兩百多上海移民在那裡生產生活。我們最初去的時候，吃得最多的是甜菜葉子，我父親的狀況好轉一些了，能下床，能扶著牆慢慢走路。母親也得勞動換取食物。她的工作是用芨芨草編筐子，大弟弟也跟著母親一起編筐。
「踏實農場」一百來個大大小小的孩子都不讀書，雖然名義上有個「職工子弟小學」，但管理學校的人根本放手不管，因此有學校而無學生。他們成天提著筐子去附近山丘河谷挖甘草摘野枸杞子，當時也能賣一點錢補貼家用。小女孩，十五六歲就急著找人出嫁，嫁了人就有飯吃了，是條出路。當時最搶手最吃香的是司機，因為有車到處跑，總能拿回吃的用的。嫁給一個司機，全家人都能跟著沾光吃飽。
長期的飢餓，讓許多人身體出現了問題，營養不良、貧血、肝腫大、胃病，浮腫、黃瘦等。女性們幾乎全部停經，當時叫做「乾血癆」。根本沒有女人生孩子。全農場只有一個新生兒，是從上海來時就已懷上的，那個小姑娘長到兩歲，雙腿還是軟軟的，絕對無法站立。
我們到達「安南壩農場」後不久，我看到一份過期舊報，說全國大學將招生不足，《人民日報》要求各地「千方百計發掘考生來源」。我就試試到場部找書記請他允許我報考大學。書記一聽哈哈大笑，以為我在癡人說夢。「你這個張老師，我實話跟你說，你來這裡了，一輩子哪裡都不要想去了，就在這待著吧。」我這才恍然大悟，當局移民我們到這裡來，就是要讓我們死在這裡。
寫出大饑荒小說被判刑十六年
依娃：我知道，你在年僅二十一歲的時候，寫了短篇小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揭露了三年大飢餓的真實原因，而坐牢十六年多。你怎麼會看出饑荒不是天災，而是人禍？
張方晦：我寫這篇小說是一九六三年。農場解散後，我們是根本不可能回到上海報入戶口的，戶口就在自己口袋裡，叫「袋袋戶口」，最後勉強落戶在我父親的原籍江蘇省海門縣，當農民種地為生。父親因為不堪精神打擊不堪飢餓疾病，一九六一年底獲准赴滬看病，五十七歲逝於上海，我趕回去的時候只見到一盒骨灰。
我是幾乎被迫害漩渦吞噬掉的人，經歷的看到的思考的和同齡人截然不同。在阿克塞農場的時候，我曾看到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和一個中年男人，蓬頭垢面衣衫襤褸，蹲在牆角，又餓又乏。據別人說，這對父女是河西走廊張掖的農民，因走投無路，離鄉背井穿越大戈壁想投奔「新疆建設兵團」而免於餓死......我老大不忍，給女孩找來一雙弟弟的舊鞋，場部給他們十來個饃就打發了......這個畫面讓我耿耿於懷，回到海門後就以這對父女的故事為題材創作了短篇小說《在曠野有人聲喊著》。
依娃：你這樣寫，意識到危險性嗎？
張方晦：我當然知道。我對母親說，萬一有甚麼風吹草動，就把我的所有稿子、信件塞進爐膛，一把火燒掉。我那時年輕耿直血氣方剛，在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奮筆疾書寫出了這篇作品。我在文中多次提到「狼」，寓意是這個社會這個政府就是吃人的狼。我把稿子在上海北京的朋友間秘密傳閱。後來因為公安局派探子跟我們交往做朋友，我們一共七人於一九六四年九月被統統逮捕。小說手稿曾在設於上海師範學院的「鎮壓反革命展覽會」上當作「罪證」陳列展示，當時轟動上海，全市大、中學校師生一概被當局安排集體前往參觀。
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二年八年餘間我被關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上海長寧區體育館召開萬人審判大會，被判處無期徒刑。同案七人。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二日由上海高級法院宣告撤銷原判、無罪釋放。高院給了我四百元人民幣，說道，「這些錢，既不能解決你的問題，也不能滿足你的需要，意思意思而已。」
坐牢的這些年，我時時刻刻都在絕望之中，時時刻刻都感到會被處死逼死。因為長期飢餓，營養嚴重不良，我的脖子上曾經長出過很多淋巴結核的腫瘤，也曾大量便血，人乾瘦得皮包骨頭，幾度掙扎在死亡線上。但是我不後悔我說過的話，做過的事情。我長期想不通的是：全國那麼多大科學家大作家大學者，從一九四九年開始，都一直歌功頌德、緊跟當局，違心地指鹿為馬，怎麼會看不出我一個十八歲高中生憑直覺都能看出來的問題？大躍進放衛星，那樣離譜，怎麼沒人看出是虛假欺騙？
五十年過去了，直至今日，我還時常會在睡夢中忽然驚醒，突然看到一個餓死的人的臉，那種神魂不寧的痛苦對誰去說？中國歷史幾千年，有哪一個暴君哪一個昏君曾經草菅人命到這種地步？喪失人性到這種程度？
我小時候，父親曾給我讀過一本書，是蘇聯馬戲訓獸專家杜羅夫寫的《我的會演戲的鳥獸》，說他訓練動物的一個訣竅就是不給它們吃飽，那樣它們就會百依百順地聽從指揮；在它們出色地完成了一套表演動作後，才給一點食物，但仍不讓它們吃飽，它們才會永遠俯首貼耳順從如奴──毛時代的農民，還不如訓獸師籠子裡的鳥獸。
那段歷史不能忘記，值得留下真實的文字，讓我們的子孫後人牢牢記住，以史為鑒。
(根據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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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畸人陈巨来 香烟壳上记风流
2011年03月02日
相比较一般意义上的笔记掌故，陈巨来所知道的老八卦属于逸闻界的重金属，非一般人所能消受。
记者/王悦阳
一个小老头，面容清癯，身躯干瘪，面庞尖削，脸色煞白而体不胜衣，更有一对状如猿猴的大招风耳朵——他就是以篆刻闻名的陈巨来。或许，这使许多热爱其珠圆玉润般印章的人们未免有些大失所望。然而，就是这位面有“异相”的绝顶聪明之人，却成就了一番别样人生。
陈巨来原名单，字巨来，晚号安持老人，斋名安持精舍。自幼承袭家学，打下坚实基础。1924年拜浙东篆刻名家赵叔孺治印，得之奖掖，为赵氏门下60位学生中的大弟子，故师生情谊最深，成就亦最高。陈巨来常年混迹于上海书画界，为张大千、溥心畬、张伯驹等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刻印，享誉上海滩，名传海内外。陈巨来以其对篆刻的独到领悟，加之勤奋耕耘，以佛家的静心和定力，一生刻印逾三万方，凭着智慧、勇气、胆识，攀上了中国印章圆朱文的峰巅。作家施蛰存以“石破天惊留好手”加以赞誉，就连不肯轻易赞人的国画大师、鉴赏家吴湖帆先生也画上“占魁梅花图”赠之，以示首肯。
然而在今日，陈巨来广为人知，并非完全由于其在篆刻史上的赫赫声名，而是由于他撰写的一本回忆录《安持人物琐忆》。这批陈巨来晚年以蝇头小楷写于旧卡纸，甚至香烟壳上的文字，主要讲的是民国时期上海文坛、书画、篆刻界名家闻人的掌故轶事。追溯起来，其最初稿本是陈巨来亲手交给施蛰存的，其时陈、施二人一同被关押牛棚之中为难友，陈唯恐自己来日无多，就将文稿托付施，殷嘱倘有机缘一定为他出版。上世纪80年代末，经施蛰存之手，陈巨来的文章开始陆陆续续在《万象》杂志上长期连载达7年之久，影响巨大，深受读者追捧。
又是10年过去了，近日，这部书稿终于正式结集出版，并配上珍贵历史图片，以最完整版本示人。尽管岁月荏苒，故人远行，所有的当事人几乎都已不在人间，然而各种淹没无闻的前尘往事、琐碎杂谈，一经陈巨来信手拈来，文白相间的文辞加以润色修饰，竟然都再次变得鲜活生动起来，种种情态如在眼前。大量“老八卦”集体性浮出水面，不仅让今人多了不少逸闻谈资，而且其所撰写的种种趣事，亦可看作一部民国版的“世说新语”，其影响恐怕会绕梁三日，余音不绝了。
修辞温和，内容凶悍
自青年时代起，陈巨来就生活在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为他与社会名流的结交提供了有利的条件。20世纪初的上海是中国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是一座东西文化交融的现代化城市，从古到今，从洋到土，光怪陆离，良莠不分，可谓应有尽有。
在这里，陈巨来如鱼得水，因而得以相识吴昌硕、张大千、冯超然，沈尹默、张伯驹、叶恭绰、吴湖帆、溥心畲、陈从周、潘伯鹰、谢稚柳、陈小翠、李秋君、陆小曼等一大批金石书画名流，交往之中的趣闻轶事自然不少。从《安持人物琐忆》中所载的百十余人中不难看到，这群性格各异的人物足以构成一幅非常完整的旧上海文坛、艺坛众生相。尤其在他们已经远去的今天，许多人的奇闻逸事读来甚至有些不可思议。
比如陈巨来记章太炎，说章氏为人作祭文时，喜用古拗难读之字，他人无法读通，请其自读，然章自己一时也难以辨识。再如记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周瘦鹃，说他因早年失恋，养成癖好，以香囊盛旧女友所赠之情书，藏于内衣中，永作纪念。而在书画篆刻界，怪事更是层出不穷，既有在世为自己登报报丧，三天后宣告复活者，也有以专门伪造古今名画钤印为生的奇人；既有执意在题写大雄宝殿匾额时落款“粪翁”者，也有将毛泽东所赠之烟吸掉一半，另一半藏于盒中四处炫耀之人……一时间，“名士”、“狂客”如过江之鲫，更有趣的是，这群狂狷之士之间又各有交集，奇闻逸事目不暇接，读来不免使人浮想联翩。或许，所谓的“民国范儿”，也就在这书案上、烟榻间、妓院里、酒楼中尽显无遗了。
陈巨来笔下记述最多的，莫过于吴湖帆了。据陈回忆，早在1926年夏，他在赵叔孺老师家中，见座上一客，蓄短须，穿缎马褂，戴饰有珊瑚小珠的瓜皮帽，高谈阔论，状若无人，待其出示所藏隋代《常丑奴墓志》请赵叔孺鉴定，上有湖帆名，巨来才得知此乃大画家、收藏家吴湖帆。因吴本人当时已有大名，加之才气过人，眼界又高，因此对陈巨来昂而不礼，因此巨来也不敢随意开口。随后赵氏取出自藏《云摩将军碑》供吴氏欣赏，上钤有“叔孺得意”印，吴氏激赏并推此印为高古绝伦，赵氏一听笑了，说刻印的主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吴氏惊愕，当即笑容可掬地与巨来握手，从此，两人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以印为媒，前倨后恭，短短近百字，就刻画出了吴湖帆的名士气度。陈巨来一生为吴湖帆刻印达百余方，吴湖帆也为陈巨来作过许多画，仅扇面就有45柄。值得一提的是，吴湖帆夫人潘静淑也善画，而外间绝少得之，书画界只有陈巨来一人得藏。事实上，据陈巨来记载，由于他从中周旋，帮助吴湖帆摆脱了“小三”的纠缠，故而吴夫人对其有特别好的印象，这才赠画的。而除了讨小老婆，吴湖帆与人设局骗取古画，倒卖牟利，充当和事佬为友人夫妻劝架趁机吃豆腐等种种令人咋舌的旧闻，也都随着《安持人物琐忆》的正式出版，不再埋没于烟尘之中了。
当然，不独吴湖帆，这类颠覆名人光辉形象的故事在陈巨来笔下可谓数不胜数。如《西山逸事》写末代王孙溥心畲，不提他的书画成就，而专门写一些难与人言的逸事，如陈毅市长曾请他担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终因小人攻击而不受，远赴台湾；写他吃了油条手不洗就画起画来，往往油迹满纸；写他在法国无以为生，求助于张大千汇以美金五千元始得回台湾……
再如海派艺术大师吴昌硕，陈巨来说他虽自称耳聋，但是有时其子女细声谈论老人贪吃零食时，吴昌硕必高声申辩，坚决否认。还说吴昌硕晚年只要有人请吃酒席必参加，且一定要大吃不已，回家时患胃痛。更有趣的是，由于看到儿子偷偷藏起了友人送来的麻酥糖，耄耋之年的吴昌硕甚至半夜悄悄起床偷吃两大包，以至于梗在胃中无法消化而导致不起……种种描写虽多为名人难以启齿之事，然而在这个八卦流行的时代，不可否认，许多原本高大却模糊的历史人物，就是在陈巨来写于香烟壳上的这些文字中，渐渐丰满，活灵活现起来。
风流韵事，真假难辨
既然是“琐忆”，其中所谈及的自然多是一些日常琐碎之事，诸如女画家周炼霞行为不羁，上厕所不避人，甚至自云有面首十人，庞左玉气量偏狭专好吃醋，陈小翠作诗喜抄古人旧句，张大千待友至厚却极为好色等等。陈巨来往往极为乐于挖掘彼时男女间的风流韵事，并以之为消遣的谈资笑料，颇有老辈风流，风月场中过来人之感。特别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的故事，陈巨来写来更为有趣了——陆小曼当年在北京某教会女校读书时，有皇后之名，追求者众，她“每至剧院或中央公园游园，欧洲人、中国大学生前后常有数十人，或为之拎包，或为之持外衣……”；又写林徽音当年以同样一封“乞求安慰”的电报情书同时发给徐志摩等四位男同学，最后徐志摩知道后放弃追求林而投陆小曼之怀抱；更有甚者，竟写徐志摩前妻张幼仪与阿翁有染的逸事；写胡适之当年对陆小曼有野心，于是想聘请徐到北大教书，一来成全林、徐，二来拆散徐、陆，自己才可遗弃老妻，追求陆小曼……这些描述都颠覆了人们以往的固有认知。恰如作家小宝所说的那样：“安持老人以古朴文字儿童态度写艺坛文苑琐事轶事下流事，令生活上守身如玉阅读中嗜痂成癖的我辈十分过瘾。”
有趣的是，在贬损他人的同时，陈巨来也很聪明地常常进行自我检讨，对于往昔的风流韵事，来一番愧疚式的忏悔，读来令人啼笑皆非。应该说，从陈巨来戏谑的笔触，以及谈到男女之事时的种种轻佻之言来看，可以猜想，其中的所谓内幕轶闻，不免有添油加醋的成分。不过，也不能说陈巨来的写作就毫无史料价值。即使陈巨来的回忆录被归入“野史”之列，但这部野史也足以显示出那个时代的底色，其所记的书画家和各路人物，远非道德完人，甚至有些人可以说在道德品行方面瑕疵不小，但无不个性飞扬，在嬉笑怒骂和举手投足中，都显露出一种率真的性情和名士气概。
由于《安持人物琐忆》写作的时间，已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距事情发生时过多年，陈巨来亦身处逆境，手中无参考资料，多凭记忆书写，因此难免有不少错误之处。例如误把袁寒云诗谏袁世凯的名句“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记为“……多风雨，风雨莫上最高层”。再如写当年梁思成追求林徽音，为了替林买橘子，梁骑自行车出门，车祸伤腿，林不忍离弃腿残的梁，才舍志摩而从梁，实际从未忘情于徐。故而徐志摩死后不久，林徽音也抑郁而亡等等……以此推论，《琐忆》中错传错记之处，应该不少。不过民国时代的老派人物，本来就属于“玩得凶，传得更狠”。因此，尽管那些骇人听闻的八卦未必确有其事。但老八卦自有其生命，不一定非要附庸于事实，八卦说到底也算一种创作。故而没赶上那个时代的读者明知这些多属不经之谈，却仍然津津乐道“安持琐忆”于饭局酒会之中，甚至还有些许闻听“白头宫女说玄宗”的奇妙感觉。只不过，相比较一般意义上的笔记掌故，陈巨来所知道的老八卦属于逸闻界的重金属，非一般人所能消受。
数度沉浮，毁誉参半
但凡对陈巨来此人有些熟悉的，事实上不难看出，《安持人物琐忆》完全可以当作陈巨来自己一生际遇的怀旧录。其无非借助回忆昔日上海滩的浮华和旧人旧事，来抚慰自己萧条的晚境，甚至是一种“同病相怜”般的自哀自怜。
陈巨来的一生，数度沉浮，毁誉参半。17岁时，陈巨来带了自己仿刻吴昌硕“癖于斯”印，在岳丈况蕙风的陪同下拜访吴昌硕，时昌硕已81岁高龄，见弱冠之年的陈氏携印求教却客气地呼巨来为“巨翁”，还殷殷告诫陈巨来不要学他，赠以“似吾者俗，学吾者亡”的名言。23岁那年，陈巨来治印开始订润格，第一笔润单就是《孽海花》的作者曾孟朴。而当时的大家王同愈为了请陈巨来刻印，甚至不惜将篆刻家江建霞、赵古泥的印面磨去，可见其欲得陈刻印之心切。
陈巨来虽为文弱书生，却有“侠义”心肠。1946年国画大师张大千准备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可是从北平运来的画大多未钤盖印章，心急如焚，马上想到好友陈巨来，并请他镌刻一批印章，以解燃眉之急。陈巨来一口应允，经过半个月夜以继日的苦干，如期交差，印章方方精湛，件件适用，为张大千的画增色不少。画展按期开幕，并获得成功。张大千感激不已，从此但凡陈巨来索画，分文不取。后来张大千出游国外，还常常对友人介绍：“我有个朋友是金石家，是中国篆刻界的佼佼者，我的许多用印都是他刻的，他在上海，叫陈巨来。”这种侠义心肠也体现在他与丰子恺的一段逸事中。据程十发先生回忆，当年画院画师下放农村劳动，适逢毛主席生日，每人碗里多一块四喜肉以示庆祝。其时，院长丰子恺茹素多年，面有难色，陈巨来见状，不声不响，走到丰子恺边上，趁四下无人，悄悄将肉挟去吃掉，帮老院长度过难关。事后，丰子恺连连称谢，陈巨来却嬉皮笑脸地说道：“我要谢谢你，让我占了便宜。”
据“补白大王”郑逸梅介绍，上海解放前，有人托陈巨来为毛泽东主席刻印一方，章面为“润之”。陈巨来居然润格费照收不误，因为当时他并不知道“润之”就是毛泽东。另有一次，有人转求陈巨来刻一方闲章，章面是10字格言，要求特别精工，愿付重酬而又不须上款。当初并不知嘱刻者何人，后见伪满文件上赫然有之，才知原来是为宣统皇帝溥仪所用。
被赞誉为“三百年来第一人”的陈巨来，不仅因篆刻得享大名，同时也因篆刻而遭大劫。抗战时期，他被梁鸿志网罗，出任伪政府的铸印科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他遭遇右派之祸，“文革”中身陷囹圄之灾，事实上都和这件事有关。恰如他在监狱中对狱友所说的那样：“他们说我是反革命，因为汪精卫杀共产党盖的图章都是我刻的，只要我刻的图章盖下去就有共产党被杀了。我当然不服帖，汪精卫要杀共产党我不帮他刻图章他也要杀的。后来我就被送到了这里，判了五年刑。”
事实上，由于生性耿直，口无遮拦，加之颇为自傲，咄咄逼人，陈巨来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也吃了不少苦。韩天衡称他“说话随意，百无禁忌，与其工整的印风迥然有别”，确为实言。生活中的陈巨来脑子好、反应快，说起话来肆无忌惮，颇为刻薄，招致不少人对他避而远之，甚至怀恨不已。
上世纪50年代，由于看不惯画院领导拉帮结派，陈巨来与之大吵一架，结下了梁子。“反右”运动前夕，上海中国画院内部举办一个画师作品展览。当时画院的画师无一不是上海乃至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书画金石艺术家。陈巨来为出人头地，特意把存录自己历年印章作品的一个长卷拿去展览。起先，那长卷展开的是他1949年以后的作品。“毛泽东印”、“湘潭毛泽东印”、“朱德之印”、“故宫博物馆珍藏之印”、“梅兰芳印”等等，已经算得上风光显赫了，但是他偏偏还觉得不过瘾，在布置会场之后，又悄悄把那长卷拉开一段，于是，“蒋中正印”、“张学良印”、“程潜之印”、“张大千印”等“反动历史”就暴露无遗了。结果当然是陈巨来被“揪出”检讨。然而事情至此并未结束，“反右”运动一开场，他的这一“现行反革命罪行”加上一连串的“反动言论”自然劫数难逃，被痛批一阵之后，最终被罗织罪名，下放安徽劳动教养去了。
“文革”之后，白头欣逢艳阳天。陈巨来终于在迟暮之年赶上了几年好日子。作为篆刻界泰斗级人物，不仅出版了印谱、印话，还多次出访日本，教授学生，影响深远。除了篆刻，陈巨来雅好京昆评弹，交游广泛，甚至还特别喜欢看电影、电视剧等新生事物。有一次，书画界举行高规格宴会，席未过半，正在酒酣耳热之际，只见陈巨来突然起身走人，大家不解，以为老先生哪里不舒服了，谁知陈巨来笑眯眯地回答：“我要赶回家去看日本电视剧《姿三四郎》。饭可以不吃，电视不能不看，如此方不脱离于时代也。”
“人要死在别人的脚底下，不要死在别人的手掌中。如果某人死后，大家跺脚感叹，大呼可惜！可惜！说明此人是好人。如果此人死后，大家鼓掌叫好，那此人肯定生前令大家讨厌。”陈巨来曾经有过这番颇具哲理的话语。观其一生，在艺术上足以成为“死在脚底”的一代大师，而其为人，究竟是“死在掌中”的小人，还是不拘小节的名士，似乎尚未能有公论。随着《安持人物琐忆》的正式出版，早已缥缈而去的畸人陈巨来，其人其事，对于今天来说自然就更多了一分神秘的色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