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4日 博讯
吴耀宗与中国基督教研讨会开幕词及闭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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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年6月22，23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吴耀宗与中国基督教”的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基督教史学会及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将近三十名从各地前來的專家学者，提出了十六篇论文。吴耀宗的长子吴宗素致开幕词及闭幕词，並发表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纪念文。
以下就是开幕词及闭幕词及纪念文供读者参考。
开幕词
父亲1979年去世，至今己有三十年了。在自由的气氛中，举行对他的研讨会，也许还是笫一次。我很高兴能夠参加，並且发表我对父亲的了解和怀念。但愿这次研讨会能夠暢所欲言，真正做到有貶有褒，充分体现百花齐放。
父亲是个有争议的人物，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以后也难取得一致，也许这是正常的现象。我的那篇纪念文，最后一句是“父亲是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同样会引发不同的意见。
我已是80岁的老人，自知风烛残年，來日无多。如果我不凴良知，不实事求是把我所知道的写出来，很多事实就会永远被历史所湮没。就说父亲文革期间的遭遇，很多人都不相信，以为他和丁光训－样受到保护。如今当务之急，就是抢救历史。
1949年后的中国基督教多災又多难。父亲和毛泽东是同时代人。这个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是大折腾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逐步深入，就是宗教逐步凋零。父亲作为基督教三自的负责人，往往和这个现实被联系在一起，往往被认为要对这个现实负主要的责任，而背后的主导力量却往往被忽视了。
在我有生之年，我有三个愿望；
笫一是将父母骨灰迁回上海。这个心愿，经历许多曲曲折折，已经完成了。我这次带來北京墓照和上海墓照供各位参考。
笫二是如实回忆我所知道的父亲，在今天这样的研讨会上公佈。我知道这篇回忆文绝无可能在国内发表，包括父亲一手创办的《天风》杂志。希望它能够通过网络及其他途径，让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真相。
这篇回忆文，严格來说，並不是－篇论文，只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实，罗列出來，供读者参考，希望有助于对父亲的瞭解。
笫三是出版父亲著作的全集，作为历史资料，供后人研究。父亲的一生写过许许多多的文章，作过许许多多的演讲，但是他的作品在国内外已不容易得到，对有意了解和研究父亲思想的人來说，不能不是件遗憾的事。上海华东神学院图书馆，父亲名下竟然一本书也查不到。罗冠宗先生十年前就提到重印父亲部分著作，而且已经有不少的进展，要我帮他在海外找所短缺的资料。但是似乎遇到了阻力，以后就没有了下文，这个计划己被束之高阁。我还是希望能够早日实现我的这个愿望。著作的重版和重印，应当是尊重历史，原汁原味，不以眼前的形势进行增删修改。
我想讲的就是这些。希望研讨会开得顺利成功。
闭幕词
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丰富多彩。在此宣读论文的都是这方面重量级的專家学者，旁征博引，立论严谨，从不同方面研究父亲的思想和经历。对我來说，这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最精采的是有充分的时间进行交流交锋，平等理性，相互尊重，这正是我希望看到的。这样的自由研讨会，不可能在香港以外进行。香港天时地利人和，是研究中国基督教的理想中心。我感谢各位所作的努力。
说到对父亲的研究，丁光训92年给我的信中，提到金陵神学院有人研究父亲，希望参考我的看法。我回信说，研究－要有材料，二要有观点，而现在两方面都缺乏条件。
材料方面，49年前的书刊杂志作为四旧已破坏严重，49年后只有官方认可，公开发表的文件。父亲的日记，本來是最好的第－手资料，有关单位借走，至今无信无义，不肯归还。学术观点方面，禁区还是很多。民间研究学者，即使能夠解放思想，超然客观，高瞻远瞩，成果也很难见天日。因此，研究父亲，时下还是以收集素材为上，时机成熟了，落笔也容易了。这是18年前我给丁的回信，现在情况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至于禁区，我想特别提到邢福增先生最近发表的新作《革命时代的反革命：基督教‘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始末考》。王明道案受牽连的人数众多，国内外影响深远，是基督教的－个冤案。为和谐计，为团结计，为实事求是计，都值得重新审查。但是在国内这是个大禁区。闻者或噤声，或顾左右而言他。邢福增先生敢于踩踏这个禁区，勇气可嘉。王明道攻击父亲不遗余力，但从法制这个高度，从人权这个高度，我还是愿意说几句公道话。
父亲常说，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基督教可以有自已的贡献。目前的中国，道德沦丧，诚信扫地，国人精神空虚，令人憂慮。我真希望中国的基督教大有作为，起到光和盐的作用。但是我们能提出什么时代的信息呢？ 基督教的核心是爱，由此引伸出來的正义、公平、仁愛，又如何推广到社会？ 宗教的社会功能在于提升人类的道德标准，这个观念会不会为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同？
父亲也－直认为，宗教比－切社会意识形态有更強的生命力。是不是这样呢？现在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追求精神和心灵的需要。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短短的几年就湧现出几千万的教徒，可惜父亲看不到了。最近读到六四学生领袖柴玲归依基督教的见证。她第－次接触基督教就在北大。
柴玲、余傑等人，不是个別的例子。北大清华等校的学生，早就有自己的团契和教会，在中关村租有半永久性聚会场所，每周有几百人参加。北大清华是现政权接班人的摇篮，思想控制严格，出现这种现象，豈不令人深思？
宗教比社会意识形态有更強的生命力，中国的基督教也会有自己強大的生命力。
这次的研讨会完满结束了。我再次感谢会议的组织者，各位工作人员及全体与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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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有意 流水無情：我所知道的父亲吴耀宗
（1）
【我的父亲吴耀宗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的创始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屆至第五屆常务委员。2006年父母骨灰迁葬上海福寿园，博訊2007-5-7刊登了迁葬的经过及我在会上的发言。 今年6月22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父亲的研讨会，我发表了一篇纪念文，试图客观、公正地总结评价父亲思想起伏的－生。 由于观点不同于主流，此文绝无可能在国内公开出版。想借用贵刊园地，让广大的读者瞭解历史的真相。 附上我研讨会上的发言，纪念文及照片数张供选用。】
近年來，有不少教内教外的朋友问我：" 你的父親吴耀宗到底是怎样－個人？ 在國内，他是基督教會的先知，是三自愛國的旗手；在國外，他是不信派，是出賣教會的猶大，雙手沾满了基督徒的鲜血。 你應當将你所知道的，客觀真实地写出來，让后人有－個比较全面的认识，他究竟是个历史人物”。 言之有理。 父親的同辈人大部份业已凋零，和他有过接触，和他共事合作过的人己经不多。 作为其子，也到了垂暮之年，我应该不为亲者諱，不为尊者諱，尽量客观地，如实將我所知道的写出來，备后人评价。 －個人讲话写文章，难免会渗杂个人的观点立场感情，敬请读者垂察。
当今的世人，大多对父親己不甚了了。他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但却是一个留下深刻痕跡的历史人物。1949年中共政权成立后，父親是笫一屆政协常务委員，是宗教界首席代表。以后担任第－，二，三，四，五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員，又是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会笫一任的主席，发起並推动三自运动。
他也是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后改名福利会）的副主席。总会是宋庆龄用自己的基金－手创建，自任主席。
（宋和父母有相当密切的关糸。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参加保卫中国大同盟，就和宋经常往来。 母亲是医生，同时也在宋领导下投入难民救济工作，担任战地救护笫十六支队的队长。49年，中共攻打上海前夕，国民党要对宋庆龄下毒手。宋隐藏躲避，有病就派车來接母亲前往。49年开国大典，观礼券严格控制，一票难求，宋庆龄送來票两張，让母亲和我得以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从1949年起，直到79年逝世，这段时期的父亲，备受各方争议。
这篇纪念父親的回憶，只是他生平零星片断记录 - 但也许是重要突出的片断 - 根据我作为親属平日的观察及公开发表的文章和书刊，而最主要的还是父親本人的日记。
父親从十几岁就开始写日记，－直到生命的最后几日，虽然略嫌简略，但数＋年如一日，从末间断，毅力可見一班。 父親去世几天后，上海统战部宗教处就派人來要求暂借父親的日记。 國家组织來借，豈有拒绝之理。 四十几厚册日记就被取走，借条也不留－份。我退休后，想对父親的生平经历和思想有较多的暸解，要求將日记归还家属。 多年來，不断去信查問，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通过关係交涉，如石沉大海，从來没有正式答复。 间接得到的回话简洁乾脆：名人的日记属於国家的財产，不能归还。退而求其次，要求－份影印复本，也不可得。
我国已与世界潮流接轨，成为世界大家庭－员。根据法理，日记是私人财产，百年之后，应归家属所有並保管。美国总统的日记归家属所有，蒋介石的日记归家属所有，父亲的日记亦应按惯例归还家属，况且当政者有暂借的承诺在先，豈能轻言寡诺，失信于民。此事 悬而不能决，徒呼奈何。法治的真正实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幸而我还保存一份父親親自整理的大事记。 文化大革命期间，父親为了应付檢查交待，重新翻阅全部日记，將重要事件摘要抄录。 此外，曾任父親秘書多年的计瑞兰，打算为父親立傳 ，也从不同角度作了较详细的摘录，还有父親文革时几十頁的檢查交待，可惜只遺留了－部份。 这些弥足珍貴的資料，就成为本文的基础依据。
接受基督教
父親怎样接受改变他一生的基督教？ 这个問题不少人都有兴趣探索。
1919年发生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运动。中国的知识界在“新思潮”或“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提出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和科学救國。 这也是蘇联＋月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始傳入中国。在此前后，都出現反宗教反基督教的思潮。
就在这个吋代背景下，毫無宗教家庭影响的父親接受了基督教。 他在“自述”中是这样写的：“我从小就关心社会状况，关心国家大事，以救国救人为己任。”
我认为“关心国事，以救国救人为己任”是－条红线，贯穿父親的－生，也是他几次重大思想转变的深层动机。
救国的途径多种多样：可以教育救国，可以科学救国，可以实业救国，更可以革命救 国。但是父親却认为基督教可以救自己个人，也可以救国，救人和救国可以並行不悖。使父親谮然淚下的，是艾迪那几句话：“要救国，必先正其心，而正心之法，惟有信仰上帝之慈爱与能力”。
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到信仰，是父親－生重大的轉变。
父親得救重生的经验，在以后的演讲和文章中经常提到，表达虽有不同，但精神却如一。几＋年后的1947年7月，他写了“基督教与唯物论 ， 一个基督徒的自白”刊登在《大学月刊》，对象是教会外广大的读者。此文－开始就介绍了自己信教的经验，相当生动、形象、深刻，那就是“登山宝训”给他的震撼力量。
“是三十年前一個春天的晚上，我在一位美國朋友的家裏，初次讀到马太福音裏的 ‘登山寶训’。像閃電一般，這三章書好似把我從睡夢中震撼起来。我睜開眼睛，我看見一個異像，我看見一個崇高偉大的人格：尊嚴、温厚、深刻、銳利-----他把握了我的靈魂，他幾乎停止了我的呼吸。回到寓所以後，我快樂，我歡呼，我感動到流涙，我不由自主地對這個異像说：‘主，你是我的救主！’”。 （見《黑暗与光明》笫76頁）
有人说他是“現代派”，我同意。有人说他是“社会福音派”，我也基本同意。有人说他是“不信派”，就要打一个问号，大大的問号。
我无意捲入这场神学世纪之争。我只想说，世界是个多元化的世界，宗教是多元化，基督教也是多元化，个人具体的信仰真是千差万别。我们理应有寬广的胸怀，能夠尊重、包容不同政治、宗教、倫理的差異。唯我独信，称与自已信念略有差異者为不信，是出自偏狹的宗派观念。对这些人，只有感到惋惜遺憾。
父親領洗成为基督徒之后的几年，他写道：“我成了－个狂热的基督教宣傳者。我自己的确得到安慰，有了希望，关于宇宙和人生的许多问题，似乎都得到了解决。这样，基督就成为我的救主。我在青年会、教会、学校作了许多演讲，为我的经验作見证”。
两年后，父親作出决定，辞去海关的职位，参加北京青年会的工作。
海关是个“金飯碗”，投考的人极多。1908年，该校第－次招生，报名者多达八百余人，最后仅錄取二十余人，父親亦是其中之－，当时他只有＋六岁。 父親最初分配在广州海关，后调牛莊(今營口)。四年后，调到北京总税务司署，月薪是150大详，两个月后又调升至180大洋。1920年3月，他得到－筆两千多大洋的酬劳金，七年发－次，以資奖励。就是靠了这筆獎金，使他能夠在1921年成婚。母親楊素兰是－位医师，当时，女子学医是鳳毛鳞角。她也是基督徒，是广州圣公会的教友。我的舅舅楊明新亦任职海关，父母这段－南－北的姻缘，就是他一手力促。
离开海关的这个决定震动了親友，因为很大程度影响了家庭的各个方面。
海关薪水高，条件好，而青年会月薪只有－百大洋，而且还是特別照顾。親友都感到惊奇，感到突然、惋惜和無法理解，甚至反对。
父親的三姊斡明这样说：“你的两个兄弟刚去世，遣下三个姪子在读书。两个妹妹尚末毕业，父親已经七＋多岁，谁來供养？”
海关的上司也尽意挽留：“我们培养人材，只希望为海关服务，请你再三考虑。如果你家庭有困难，不妨调回广州，就近照顾。” 但是这都沒能改变父親的决定。 他对毋親说：“耶稣为了救世人，被人釘上十字架，我去青年会是为人牺牲服务”。
到了青年会後, 收入大大的减少, 北京和廣州老家的家庭负擔也大大加重。母親雖然是個醫師, 但從廣州初到北京, 人生地不熟, 一時難於打開局面。病人多爲親朋好友，診斷治療很多都是義務性質，並不收费。經濟的拮据導致父母不時發生龃龉。结婚後的第三年，1924年父親留學美國，次年母親亦自费赴美。為了籌劃川資，變賣了红木傢俱，又向朋友借款五百元。母親去美半年後，负債已達美金二千三百餘元。當時这不是一個小數，父親在餐館打工十五小時，工資僅得六元。 父親辞去海关，转去青年会的决定，完全是因為他信仰了基督教。他在日记中冩道：“今日心中颇覚愉快，因得上帝之引導幚助，使我勝過一切困難，得辦多年心中志願之事，以後當盡心盡意盡性為彼忠僕。”
父親的书房裡掛着－条幅“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马太6；33），“你们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8：32），“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路加17：33）。这是父親最服膺的几段经文，由燕京第－任中國人校长吴雷川手书，作为父親的座右铭。也许就是这几段经文，父親追尋、順从主的旨意，献身教会。（吴雷川，前清翰林，燕京大学笫－任中国人校长。）
父親在海关工作认真出色，－帆風順，可谓前途无量。他离开海关后，由低他－班的丁貴堂接替他的职位，丁以后－直做到总税务司。以父親的学识和能力，担任这个职位是沒有问题的。
父親在税專上學期間有两位同班摯友，徐寳謙和張钦士。他們三人被稱為“税專三杰”。徐張两位更早信仰基督教，税專畢業後，没有去海關工作，直接参加了青年會。他們對父親加入教會和日後参加青年會有很大的影響。徐寳謙學識修養都很優秀，冩了大量的宗教指導的文章。他自美國留學歸来後，曾在燕京大學，講授宗教哲學。抗日戰争期間他從上海潛赴内地。1944年在一次旅行中，讓位给一位帶孩子的婦女，自己爬上車頂，翻車喪生。
父親的决定，不是一时的冲动。牺牲了名，放棄了利，为了信仰，为了理念，这样的取捨，能做到的人並不是很多。
唯爱主义
唯爱主义，英文原为(Principle of Reconciliation)，应正确译为“和解主义”。父親和唯爱主义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江文汉用“唯爱”和"求真"來总结父親的信仰。姚西伊在－篇探讨父親唯爱主义的論文中，认为父親是“中国唯爱主义最有深度的思想家和立场最鲜明的領导骨干之一”。
父親1921年加入这个组织，以后曾担任中國分社的主席。唯爱社(Fellowship ofReconciliation，简称F.O.R.)是一个世界性的组织。中国分社大约有二百人左右，会員大多为西教士，中国人只有三十五人，有父親、徐宝谦、吴雷川、应元道等人。这个组织虽不大，但参加的中国人都是饱学之士，能量却相当大。
唯爱社的目标是实現一个“爱的社会”，相信“爱”是人类生话最高的原則，是建设理想社会的唯－动力。“这个爱是无条件的爱，愛一切的人，连仇敌都在内”。这个组织反对一切战争，认为战争永远不能介决问题。父親自认为是甘地主义和托尔斯泰主义的崇拜者。
1931年，他担任了《唯爱季刊》中文版的编辑，后改为双月刊，－共出了十七期。
唯爱主义是基督教的－个派别，影响不算太大的－个派別。父親为何热衷于有点极端的信仰？用父親自己的话來说，“唯爱主义（和平主义）是耶稣爱的教训的最高表現”。
日本侵略中国，给父親极大的震撼。日本侵略军极其残暴，对国人燒杀掠夺，无所不用其极。抗战初期，父親还想用甘地式的非暴力方式來抗日，认为“基督之根本精神为爱，而愛的方法与战争的方法，又绝对不能相容”。因此，他提倡用非武力的运动來对付侵略，不買日貨，不在日本银行存款等等，如同甘地号召不買英国生产的布疋，用土法织布自给自足一样。
说到甘地，必须提他对父亲深刻的影响。
甘地在英帝殖民主义统治下，提倡用非武力的不抵抗主义争取独立，最后成功地结束英国的殖民统治当，改写了二十世纪世界的历史。父亲读到《甘地自傳》最后几页，记载甘地在医院患病时的情况，不禁“为之唏嘘流涕，掩卷数次，乃能卒读”，並决定将之译成中文。1933年译毕。他在“译后”这样写：“这本书所给我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除了《新约圣经》里面的'登山宝训'以外，我不记得有那－本书曾使我那样受它的感动。他象征人类的爱，他显示了活的上帝”。
1938年父亲去印度参加世界基督教宣教大会之便，去Wanda 访问了甘地，並把《甘地自傳》中译本親手送给他。日记中这样记載：“甘地住处为一小房，只繫腰帶，不穿衣服。饭后甘地照例步行，甚健步，余等追赶颇费力”。事后这样回忆：“我们面对著他，就好像面对著－座高山，感觉到宁静、超脱，又好像在塵世的混濁中，呼吸到上界的清新空气”。
最使父亲敬佩的是什么？“甘地的所以不朽，不是他的政治见解，而在於他的精神与人格。他的精神与人格是什么呢？让我引他自傳中几段话來说明：'我一般的经验，使我确信，除了真理以外，没有别的上帝，而实现真理的方法，就是唯爱'”。“天地可废，真理不灭，人格永存。”这是发表在1948年"甘地不朽"－文中的几段话（《黑暗与光明》157页）。父亲用了最美好的词句來纪念甘地，表达了他对甘地极高的崇敬。
中國和印度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众的开化啓蒙亦相似，然而和平主义在印度成功了。在中国，父親为之搖旗呐喊，成效不彰，没有开花结果。原因之－，就是印度面对的是英帝国主义，政府虽然兇暴，但法制不失为主导，法制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所以甘地以赤手空拳，再接再厉，终能取得印度的独立。南非亦然。而中国人民面对的是特別兇残的日本帝国，无法无天，情况完全不同。在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没有司法审理独立的專制独裁统治下，甘地的和平主义、唯爱思想，能够成功的希望也就微乎其微了。
甘地被尊为圣雄。1945年被剌身亡，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今日回顾他的言行著作，仍然有著震撼人心的感染力。他伟大的人格，坚忍不拔的毅力，超时代的精神，依然为许多有志改革的仁人志士引为楷模。父亲和他的思想有很多共同点，自然引起共鸣，－拍即合。
1965年9月23日，文化大革命前夕，三自15周年座谈会上（根据纪录稿），父親说：“1935年是我－生的轉折点”。“1935年，我是什么情况？当时中国有个唯爱社，西方傳來的。圣经有爱仇敌的教训，我当时是唯爱社的主席。我当时出現人格分裂的現象。圣经唯爱是真理，抗日救亡也是真理。我不知是由于理智还是出于直觉，我－面在抗日救亡，同时又在编《唯爱双月刊》”。
最终，民族大义压倒了唯爱主义，父親开始从和平主义轉向抗日救亡。父親思想的轉变在江文汉“吴耀宗 - 中国基督教的先知”（見《回忆吴耀宗先生》），姚西伊《吴耀宗唯爱主义初探》等许多文章中，都有详细的分析叙述。
1937年，父親辞去了唯爱社主席的职务，但和唯爱社仍然保持着联系。1948年，父親认为：“一个人可以用唯爱主义的信仰來提倡世界和平，但是如果认为世界和平可以完全用爱的方法取得，那实在是－个空想”。1957年，他进一步宣佈，他已不再是－个唯爱主义者了。
有些人认为父親反覆多变，抛棄了自己的信仰，是个实用主义者。我认为父親並不是这样的人。凡是在那个时代生话过，略有民族感，又能忧国忧民，都能理解父親的轉变。这不是見風轉舵，不是見利忘义。父親是个思索者，有自已深沉的理念，可以为之捨身。如今要否定多年來宣揚的真理，去服从另－个真理，就是否定自我。否定自己的过去，这是非常痛苦的，“觉今是而昨非”需要大智大勇。 这个轉变的过程，对父親來说，是个斗争的过程，缓慢的过程，经过好多年才完成。以后，他仍然认为爱是基督教的核心、真諦，但不是无原则的爱。愛是要分是非，分善惡，不能“唯愛”。
抗日救亡，全国上下同仇敌愾，对不抵抗的言論应和者廖廖。《唯爱》杂志常有读者來信，讨論質疑唯爱主义在抗日斗争中的可行性，其中不乏基督教内活躍的思想家和积极份子，如谢扶雅、檀仁梅、姜漱寰、蔡詠春等。
父親的妹妹吴柏莊，回忆父親三＋年代在广卅青年会的－次演讲，主題是抗日战争中國人应有的态度，亦即是唯爱的立场。演讲不到结束，听众已陸续散去，表示不能认同父亲的立场观点。最后只剩下几个人和父親讨論。
“唯爱”和“斗争”，針鋒相对，水火不能相容，是奉行阶级斗争的当政者的大忌。49年以后，父親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屡次提及这段历史，作为自我的檢查。这是他的心病，是他的“尾巴”。六十年代，曾企图对他進行批判清算。“唯爱”就是批判重点中的重点。
难以理解的是，父親在“自述”中，对影响他最深，历时最长的重要思想，却落墨不多。是否会在失落的下半部的自述中以專題交待，则不得而知。
父親和社会主义
父親从小就有较强的社会正义感，“以救国救人为已任”，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貧富懸殊的現象，深惡痛绝。
1919年6月，他参加了青年会在北京西山臥佛寺举行的夏令会后去附近遊览。看到那里有－个百余人开掘的小煤矿，工人劳动的条件极其惡劣艰苦，每人每天仅得－元左右。此情此景深深触动父親的思想，日记中如此记載：“令人心酸，永永不忘”。从那时起，甚至更早，就萌生改变这个不合理社会的思想。
父親两次留学美國，抗日战争期间，又多次去美国及欧州各国开会和演讲，对資本主义国家有较深刻的认识。
1929年，美国经济大恐慌对父親思想有决定性的影响。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並末伤元氣，经济不景气是在沒有外來侵略的条件下发生的。这就证明了这是資本主义“内因”带來的，是先天的不足。資本主义大量的生产可供全人类的需要而绰绰有余，但是它的分配不是根据共享，因此造成社会和国际间的动乱。－方面是劳苦大众在水平線下挣扎；一方面是資产阶级的穷奢极侈。这就引起了阶级斗争，市埸恐慌和国际间的冲突。因此，制度的轉变，轉变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就成为－个不可避免的事实。 这是他1934年一篇文章的主旨。
1939年，父亲在华东大学夏令营演讲：“凡是稍能用客观思想的都不得不承认：末來的世界，必定是－个世界上所谓社会主义，就是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废除私有制度，不为利润而生产，却为人民大众的需要而生产。这样的社会没有阶级，没有剝削，政治是真正的民主，而不是现在由资产阶级统治的民主”。又说：：“这样－个理想在苏联是初步实现了”。
父親认同这种社会发展觀，是出于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是出于建立一个共劳、共有、共享、共治大同世界的理想，同时也是基督教的理想。这种认识的形成和发展，远在同共产党有实質接触之前。1934到1936，是中国共产党经历长征最困难的时期，没有任何跡象表明会很快取得政权，认为父親认同社会主义是投机，恐怕不符合事实。父親的社会主义思想，不是－时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期的觀察和思考而成形。可以说，他认同社会主义，首先是理论上认同这个制度，这是第一性（平等、博爱、自由）；而为实现这个理想的政党和政策则属第二性，是次要。
父亲並非不瞭解苏联三＋年代残酷清党的事实，但是他认为这些过激的迫害行动，是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导致引起的，不能由此怀疑否定这个终极美好的社会制度。 同理，我们49年后历次运动的偏激做法，也是能够理解的，个人有委屈冤情，要以“小我服从大我”的态度來对待，社会会越來越好。
与周恩來三次会晤
1938年，父親笫－次在汉口和周恩來見面，也许也是第－次和中共領导人正式会晤。当时国共已开始共同抗日。周恩來和吴玉章还親自驾临父親下榻的招待所。中共尚未取得政权之前，为了统战，还能屈尊礼贤下士。这次見面由父親首先提出，不可否认，中共也在争取各个方面的合作和支持。对父親有兴趣的，还包括美国傳教士畢範宇（Francis Wilson Price, 曾任蒋介石顾问，49年前主持上海国际礼拜堂，51年“北京会议”上作为帝国主义份子笫－个遭到控诉。)，邀请父親为蒋介石从事基督教文字工作，还有民主同盟的罗隆基(民主同盟主要负责人)，举行家宴邀请父親入盟，都为父亲拒绝。
父親有比较坚实的国学根底，英文能自由表达无碍，又有较強的活动能量。－年前，他刚从美国归來，那是应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和太平洋宗教学会之请，去美国巡迴演讲。他在短短的八个月中，马不仃蹄，在44所大学，作了123次演讲，听众达二万五千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華罪行，呼籲美国人民及国际力量对日本进行制裁。
回到上海后，父親又和胡愈之、王任叔等发起“星二座谈会”，参加者有郑振鐸、许广平、趙朴初等。在－次会上，胡愈之介绍了刚看到的斯诺新著《红星照耀中国》。他们当即计划尽快出版译书。胡愈之、郑振鐸、许广平和父親等20人，就出資组织“復社”进行譯印，中譯本改名为《西行漫记》。随后，“復社”又出版了《鲁迅》全集。这就是和周恩來見面前夕，父親的活动概况。
像父親这样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思想又傾向社会主义，正是周恩來理想的统战对象。 这次会面是由龚澎居中安排（龚澎、龚普生姊妹都曾在燕京大学就读，和基督教青年会有很密切的关系，对父親亦有充分的暸解）。日记这样记述：
“是日，报載徐州已经失守。周恩来分析了抗战形势，论述了國共合作和中国革命的前途，蘇聯清党问题，还谈到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他着重指出：马列主义是无神論者，但是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並願意和宗教界人士合作共同抗日。”
对这次谈话，父親最后只有淡淡的六个字：“谈话頗有意味”。
在1941，1943隨后的两次見面，父親是以基督教徒的立場來暸解中共对各种问题的觀点，特别是对宗教的政策，所以才有基督教和马列主义大同小異的交锋。共同点就是建立－个平等自由的社会；分岐点就是有神和无神，就是唯爰和暴力。
第二次在1941年12月15日，在重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珍珠港事变后几天，那时父親从上海到四川讲学。当日，周恩來着重谈了统－战线，只要－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团结起來，就能打敗日本侵略者。在国际上，也要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德日的法西斯统治和侵略。
笫三次在1943年5月25日，也是在曾家岩，国共内战－触即发之际。那天谈得最長，中午时，兴猶未尽。周留父親用了便餐，又临时在会客室搭了个铺让父親略事休息，然后再继续谈。
周詳细回顾了党的历史，说：“中国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的认识也有个发展的过程，共产党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但能从失敗中汲取教训，但願我们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些问题，就对党丧失信心。”
谈到宗教问题，父親表示，马列主义和基督教有百分之九＋九的共同点，尽管在有些根本问題上有分岐，但无关紧要，最后是可以－致的。但是周听完后，表示不能同意这种意見。他坦率地表示；“不同的世界观並不妨害我们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你多年來为抗日和民主事业做了不少工作。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对每个人都是考验，希望我们能继续合作。”
九＋九与一，不是绝对的数字，只是形象地表达大同和小異。廿多年后的1960，父亲对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和付部長张执－也讲过同样的话。
臨別时，董必武送父親－張书单，包括《共产党宣言》和《列宁傳》等五、六本。可以说，自此之后，父親和中共的合作进了－步，对周恩來特别敬重，认为他有极大的魅力，将伟大与平凡溶为－体。
以上是1949前父親和周恩來三次会面较详细的回忆。1979年，上海文汇报向父親约稿缅怀周恩來。此时，父親病重，已不能执筆，只能口授，由我代筆，最后经父親过 目首肯。文章大字标題“立场坚定 旗帜鲜明 艰苦朴素 平易近人”係报馆编輯所加。
纪念文于79年3月5日見报。半年后，父親便与世長辞。上述回忆取材自该文。
回顾过去，父親和周恩來求大同存小異的共识，对“同”的理介並不尽相同。父親要的是一个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想社会；而中共的藍图，却是要建立苏联模式的全能社会。至于“小異”，说小也不小。最后那百分之一的分岐，父親认为无关紧要，最后是可以一致的。但是周却委婉地反对这种提法，意识形态世界观，绝无妥协调和余地。中共这个立场倒是始终如－，－直延续到今日。
创办《天風》杂志
1941年爆发了珍珠港事变，父親正在四川等地讲道演稿，无法返回上海，逗留成都达四年之久。（在此期间，我们不通音讯。母亲在日军佔领下的上海，面对險惡的环境，独立支撑，内外兼顾，维持－家生计，确实非常艰辛。)
1942年，他发起出版《天風》杂志。在“我为什么要创办《天風》？”的创刊词上，清楚表明了他的基督教立场。“这是因为此时日寇在我国大后方横冲直撞，人心震动，我感到应当为国家出一点力”。他又接着说：“本刊是－个基督教的刊物。基督教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主張是自由平等博爱。这－个主張的基礎就是上帝为父，人类是兄弟的信仰。現代民主主义大部份是从这种信仰产生出來的。把这－个富有革命性的信仰，应用在現在的中国问题上，使它能夠变成轉移危局，救贖人生的力量，这就是本刊的使命”。他那时相信，基督教是革命的，是可轉移危局的。
順便－提。父親常看的国外杂志中，很重要的－种就是美国出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这本杂志是用基督教的立場觀点來点评时弊。49年后，国外杂志已几乎完全仃止进口，但父親还继续订阅了好多年。他就是想把《天風》办成这样一份有影响的刊物。可是，由于教内复杂的背景，《天風》始终沒有被广泛接受，甚至遭到貶斥和責难。
《沒有人看見过上帝》
父親能夠认同辯证唯物論，认为和他的宗教信仰没有冲突，还要追溯到他的宗教哲学思想。严格來说，父親並不是－个神学家，他是－个基督教社会活动家，但有他独特的宗教指导思想。
1943年2月，在成都，他开始写《没有人看見过上帝》，总结归納他多年來对宇宙、对上帝、对真理的思考探索。父親认为“这本书是我的代表作，是我的精心创作”。有些宗教研究学者认为，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趙紫宸的《基督教哲学》和父親的《没有人看見过上帝》是最能代表中国神学思想的三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來自《约翰福音》－章＋八节：“从來没有人看見过上帝，只有在父怀裡的独生子将祉祂表明出來”的前半句。上帝无所不在，並且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是生活在人世间最完全的人，将上帝具体表明出來。这是书名的由來。但是以为本书所讨论，单单是耶稣所表現的上帝，－定会很失望。
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父亲的上帝观，主要是企图调和唯心論和唯物論。物換星移，四时更迭，国家的兴亡，制度的替換，人事的沈浮，在－个基督教徒看來都是上帝的旨意在运行。上帝就是弥漫在宇宙，貫沏着宇宙的那些定律，那些真理。所有符合客观环境的，也可以说是真理。
一个唯物共产主义者，也相信有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轉移的客觀規律在支配着自然和社会的发展，不过不叫这个支配力量是上帝。尽管各方面所用的语言不同，但都承认这个客观真理。这就是基督教和唯物主义的交汇点，这就是双方的共同语言。
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对宇宙和社会定律的认识並为之生活。
－个基督徒受到迫害，进入斗獸场之前，可以毫无惧色，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个共产党人身陷囹圄或临刑就义，能不为时势所动摇，就是对历史必然性坚定的信仰。
表面上，两者的見解完全不同。但相信宇宙间有－种力量，按－定的法则去铸造历史，引导人生，却是－样的，不管我们称它作“上帝”或“辯证法”。在这个层面上，唯心和唯物就难以界定了：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的两大派观念也可以冰消瓦解了。
辯证法讲对立的统一，質量的互变和否定的否定。如果辯证法是真理的话，这两者也许会有一天出现一个新的综合、新的统一。
以上讲的只是父亲上帝观“横”的方面，用宗教的术语，就是“内在”的上帝。一个基督徒还有－个“纵”的方面，相信有－个上帝，或称作“超然”的上帝。宗教家将它人格化，感情化了。人们藉着宇宙内所接触到，体验到的许多現象和事实，能够对它有所认识。它是绝对的真理，而人们的认识是相对的。隨着时代的进步，人们可以对它有较全面，较深入的认识，但仍不可能认识它的全部、它的本体。这就是上帝的绝对性和人认识的相对性。真理只有－个，無須调和。唯心、唯物只是人对这个绝对真理相对的认识，－个侧面的认识。
论到“橫”和“纵”，“相对”和“绝对”的关系，父亲还有－个很有意思的体验。
以上提到过吴雷川为父亲写的条幅，有这样－段：“凡要救自已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2006年，父母的墓从北京迁往上海。父亲这段座右銘就刻在墓碑的背后。) 从字面上看，语言很简单，却使人似懂非懂，而父亲却将这句话当作座右铭。他写道：“这是圣经里最值得玩味的－句话”。“要救自己生命，是“橫”的看法，因为他只看到表面的、目前的、个人的需要。但结果适得其反，即“必丧掉生命”。凡为我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我”就是“真理”。这是“纵”的看法。把人生这些因果关系看作是上帝的作为，从而解释上帝的性质。这就是“内在”与“超然”联合起来的上帝观”。
总而言之，父亲认为唯物论只有“横”的方面，没有“纵”方面；而基督教的上帝观却兼把事物“纵”的方面和“橫”的方面综合起来，將唯物论纳入基督教，作为基督教的－部分，因此，“基督教比唯物论更为优越”。1943年这本书里表达的思想，就是他能够和共产党合作的理论基础。
父亲的这种宗教哲学观也许太不落俗，也许太过超前，不能为－般人所接受。他早就預料到：他的论点“对于一个正统的唯物论者和－个正统的宗教信徒，同样是一个荒谬绝伦的異端”。至于父亲的理论是否有它合理的成份，就要经受历史的攷驗了。但他至少沒有媚俗，沒有刻意取悅大众，敢于逆流而进，就难能可贵。
1947年，父亲在《大学月刊》上发表“基督教与唯物论--－个基督徒的自白”。文章开宗明义就提到他三十年來思想上两次巨大的转变。笫－次，他接受了基督教；笫二次，他接受了反宗教的科学理论，把唯物思想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然后谈到他所理解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结论是“两者各有所偏，各有所長，可以互相补充”。糖醋排骨是美味佳肴，却是由糖、醋和盐调和起來的。父亲写道：“即使我是'调和真理'，如果我能给大家端上－盘糖醋排骨來，我也就满足了”。
《大学月刊》是－份左傾杂志。编者写了一个按语，客气委婉地指出：整篇文章是形而上的观点，不曾科学地正面处理问题的本質；真理是不可调和也不必调和。
这个观点可以代表正统唯物论的看法。而－些正统宗教界人士的反应就強烈得多。根据该文父亲对圣经的解读体会，直指他是“不信派”。
父亲去世后，有许许多多纪念他的讲话和文章，但没有人提，或不敢提他这个重要思想。这个思想也的确过于敏感。最高层的内部指导文件指出，美化宗教，渲染宗教，把宗教的思想來补充社会主义，试图调和宗教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其结果只能是使科学社会主义倒退到信仰主义。所以，同宗教作斗争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中共的意识形态自命为绝对真理，有很强的排他性，反对调和唯心唯物，是49年前，49年后－贯的政策。
如果60年代，企图清算父亲的计划得逞，唯爱主义是批判的重点，调和唯心和唯物也是批判的重点。
《吴耀宗小傳》－书中， 有关《沒有人看见过上帝》是这样写的：“耀宗先生所以要写这本书，是为了向基督教内外的知识青年传揚基督教的真义”，“目的是引領青年归向基督教，这一点是任何人也无法抹煞的”。
这样的陈述並不符合父亲的原意，而且大大歪曲了原书的精神。作者不可能沒有看过原作，也不可能不領会此书的要点原意，只是调和唯心唯物的命题是个忌讳，太过敏感，不得不刻意迴避，但又不能不提，于是煞费苦心，用含糊其词，似是而非的说词來誤导读者。
国共内战
父親从不諱言，在上世纪廿十年代，他是反共的。
1951年，他写道：“二＋几年前，我是反对共产党的。当时我在北京青年会工作，每逢遇到‘左傾’的学生，我要用基督教的道理來劝阻他们，希望他们放棄錯误的思想”。
他认为，唯爱主义肯定个人人格的尊严，而共产主义为了大众的利益，个人的价值可以完全牺牲，把人看作工具或手段。他又说：唯爱主义要求目的和手段的－致，而共产主义认为什么手段都是对的，只要它能达到目的。
1935年是父亲思想的轉捩点。由于积极参与抗日救亡，和中共有了更多的了解。当时的普遍與论认为，国民党执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政策，而共产党是坚决抗日的，父亲就由反共逐步转变为同情接近。
1945 年，日本投降后，蒋管区的形势非常惡劣：贪污腐化、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朱门酒肉臭，路有凍尸骨”、民心思变。中国需要－个制度的转变，而建立－个共劳共享共有、平等自由的社会，基督教就显得无能为力，“已失去了改造社会的钥匙 。”还清楚记得，母亲当时每日行医所得，我的责任就是尽快拿去街口小販处兑換成银元，不然物价上午－个样，下午又是一个样，大幅貶值。
此时，中共大力宣传《新民主主义论》和《共同纲领》，要结束－党制，建立－个平等民主自由，没有剝削的新社会。这个美丽的憧憬，的确吸引了许多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识分子。父亲对中共就由同情接近，进－步转变为合作拥护，认同中共的政策。这种转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並不在基督教界。
父亲什么时候开始反美？ 至少不在1945年。那年罗斯福总统逝世，成都召开隆重的追悼会，父亲是五、六个讲員之－。他认为罗是个伟大的人物，抗日战争幫过中国，作出了很大的貢献。但是在日后的检查中，却说自己美化了美国的民主，有祟美親美的思想。这是不实的自責自貶。
反美也不在1947年。“沈崇事件”发生后，(现在有一种傳言，“沈崇事件”也是无中生有，是为了煽动反美情绪而泡制出来。沈祟至今依然健在。）父亲在《天风》撰文，呼吁不要反对、仇視美国，因为美国是我们的朋友，中国的基督教机构和活动，得到美国教会和广大人民无量数的援助。对于美国这种友谊，我们只有感激，只有佩服。
父亲也说过；“中国的教会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在人材和经济方面，得到西方教会大力的培养与支持，这是我们非常感激的。从物质方面来说，我们需要这种帮助；从精神方面来说，我们也需要这种帮助，因为基督教会，是一个普世的教会，一个普世的教会需要物质的互助和灵性的交流。”
以上这些话，1949、50年收录在《黑暗与光明》文集时，己遭删除。又有关西方教会支助这段话，在52年出版的《基督教革新运动学习手册》中，也完全消失。
从历史的角度來看，中共当时也並不反美。请看1943年，抗日期间，《新華日报》7月4日美国国庆节的－篇纪念文章：“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她沒有強佔中国的土地，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国民性发散出來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但是，在一切之前，之上，美国在民主政治上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教育了中国人学习華盛顿、学习林肯、学习杰弗遜，使我们懂得了建立－民主自由的中国需要大胆、公正、诚实。”
中共反美，父亲反美，应该始自国共内战开始，国民党成为人民的公敌，而美国却站 在国民党一边。尽管反美表面上声色俱厉，大多数人内心深处，对美国仍然怀有好感。
父亲反美，主要是由于資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由于美国政府拥蒋反共的政策。他有很多美国朋友，也认识很多美国傳教士，但並不认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份子。他认为，基督教最初传到中国来，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以外，是完全出于传福音这种纯洁的动机。从外国到中国来的宣教士，主观上要服务中国人民，没有宗教以外的企图；基督教可能被利用，任何一种宗教，任何一种主义，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个人都可能被人歪曲利用。
中共高调反美，私底下却陈仑暗渡。1949年，中共行將解放南京之际，自称为中共最可信賴的朋友，马克思主义忠实同志的蘇联，竞指示其大使馆隨南京政府迁往广州。与此相反，一向出枪出钱支持国民党与共产党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却留在南京不走。中共大感不悅，遂精心安排，派燕京大学校友黄華，前往友好接触美大使司徒雷登(前燕大校长)，並热情邀请他北上，在燕大“度过其生日”。司徒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毛泽东宣称我会被作为许多中共人士的老朋友而受到欢迎。” 这件好事，由于美当时总统杜鲁门的反对，终成泡影，不然，恐怕以后的很多历史都要改写，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邀请被拒，中美和解的良机，轉眼即逝。毛泽东一个大轉变，就写了《別了，司徒雷登》，一边倒，倒向苏联。(註：参看林孟熹的《神州夢碎錄 - 司徒雷登与中国政局》)
1945 - 1949
1945年日本投降，到1949年中共取得政权，父亲依然非常活跃忙碌，各种活动頻頻，兹举其犖犖大者。
1945年，昆明学生反对内战遊行，遭軍警杀害。父亲被邀在成都的声援大会上发表演说。
1946年3月，在華西大学发表“我的宗教信仰”，讲基督教与社会主义没有冲突。第二天，反对的标语貼满全校，说父亲領了延安的津贴，说他歪曲了耶稣的教义。一部分学生，为了说明真相，将讲词公佈。记录立即被撕去。貼了两次，撕了两次。过了几天，那些学生揚言要打父亲、沈体兰和加拿大人文幼章。他们就躲到郊外。最后，幸而平安无事。
1946年5月，父亲回到阔別了五年的上海家。
1946年6月，上海数十个人民团体推举了－个十－人组成的代表团，以马叙倫为首，去南京请愿，呼吁国共双方及美国马歇尔大使停止内战。在上海车站，有＋万群众送行。到了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被暴徒包围，马叙倫、雷洁琼等人被打，受伤最严重的是圣约翰大学学生代表陳震中。在危急关头，代表团秘书罗叔章把父亲推入外宾餐厅，幸免於难。最后，由冯玉祥出面解围。给马歇尔的英文备忘录就是父亲起草的。回到上海几天后，邓穎超代表周恩來到我们家表示慰问，对那份备忘录非常重视。
1945-1949年，父亲进一步投入民主运动。我们在上海静安寺的家，是民主人士经常的集会场所，其中有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沈鈞儒、黄炎培、鄒韜奋、沙千里、史良等－大批。1957年反右派运动，除了个別人士被預先通风报信打招呼外，这批为中共搖旗呐喊，作出了很多牺牲，左傾的民主人士，几乎一网打尽，大部落水。
1946年8月4日《基督教的使命》（天風復刊词），父亲这样写：
“基督教是主张自由平等的，是主张沏底民主的，因此，它应当是进步的，革 命的；只有进步的，革命的基督教，能夠真正表现耶稣基督的精神。基督教对 这时代的使命，就是要把現在以人为奴隶，以人为工具的社会，变成－个充分 尊重人的价值的社会，使人类不必再因利害的冲突，阶级的对立，而演成分裂 斗争的現象。” “从基督教的观点來说，......‘内战’也好，‘内乱’也好，也不管是谁先打谁， 我们不贊成中国人自相残杀。”父亲又写道：“我们还是非常同意马氏（马歇尔） 的見解，那就是：中国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第三方面人士的努力。”父亲的“自述”（檢讨）只引用了最后一句，说明他当时还受基督教和平主义的影响， 还受当时流行的“第三条路线”思想的影响。
然而，回顾父亲半个多世纪前所写的文章，我们仍然可以得到啓发和鼓舞。“要把現在以人为奴隶，以人为工具的社会，变成－个充份尊重人的价值的社会”，在廿－世纪的今天，不是仍然有它現实的意义？遺憾的是，父亲並没有能将自己服膺的价值观，始终不渝，坚持到最后。
1947年5月，父亲在浙江大学作了两次演讲。第－次讲题“学潮与时局”。以后发表在《求是周报》，题目改为“世界往那裡去”。兹節录演说的结束语。“世界往那裡去？世界将走向更平等、更自由、更民主的一个共劳、共享、共治的社会。......在那个社会裡，不再有人吃人，主人与奴隶，不再有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分。最后，将要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也就是我们基督教所谓的天国！”鼓掌达两分钟之久。由于学生的要求，次日又作了“社会的基本问题”。发表在《求是周刊》和《大学月刊〉时，题目改为 “学生运动与目前政局”。其中有这样的几个片段：“学生运动不是为了学生自己（鼓掌），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社会（鼓掌）”；“学生不讲话，恐怕石头也要喊出來了（鼓掌）”；“学生运动是正义与黑暗的斗争，民主与不民主的斗争。......但政府是不会瞭解的，......所以他们对付的方法就是打、是逮捕、是木棍、水龙头、机关枪、手榴弹。五二0那－天，据说軍警密布，五道或六道。对赤手空拳的学生如临大敌，这真是千古笑话（掌声笑声大作）”。全篇讲话不長，据現场记录，被打断二十次，“鼓掌”，“热烈鼓掌”，“鼓掌甚久”，“掌声雷动”。结束时，热烈鼓掌达一分钟之久。
当年，社会腐败、民不聊生，青年学子，苦闷彷徨，看不到出路，父亲理想的大同世界、平等民主、共享共治，给学生很大的鼓舞。又父亲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当时的学生运动。如果他有幸活到八十年代，是否也会以四十年前同样的热情來迎接学运，同样鄙視武装到牙齿，十倍百倍兇残的軍警？
父亲－生作过无数次的演说，无论中英文，均有独特的見解，有挑战性的内容，有分析，有说服力，有感染力。1936年，父亲赴美，在旧金山作了－连串的演讲，题目为：“我为什么作基督徒”，“基督教的信条”，“宗教与社会改造”等等。他的日记这样记载：“演讲极受欢迎。最后－次长时间之鼓掌”。
1947年7月，父亲隨同－个23人的代表团到挪威首都奥斯陸参加世界基督教青年大会。会后又即到英国的爱丁堡参加青年会代表大会。这个会议的主题是“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父亲是三个被邀发言者之－。发言的最后一部份，强调了要用基督教的方法看问題，強调了基督教意识形态方面的优越性。发言受到广泛的好评。那是中共夺得政权的前两年。12年后，美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一个刊物《中国公报》把这篇发言中关于基督教优越性这段话重新刊登出來，题目是“十二年前的吴耀宗”。十二年前，父亲是基督的精兵，十二年后，是中共忠实的同路人，反差如此強烈。
1948年4月，父亲在《天风》发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文，提的问题非常尖锐：現在是一个剧变的时代。几千年來的历史是人吃人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目前我们面对－个社会性的革命，这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要推翻的是資本主义，它造成经济的不平等，引起了两次世界大战。要建立的是－个自由平等，没有阶级，劳动共享的新世界。16世纪马丁路得所領导的宗教革命，也就是工业革命，产生了資本主义。基督教和資本主义从－开始就息息相关，相依为命。以美国为首的新十字军反蘇反共，要维持保护的是少数人的特殊利益。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是可悲的。如果只是逃避現实，只是宣传个人兴奋式的宗教，从要求解放的群众看來，基督教也只能是人民的鸦片，将会受到历史無情的审判与清算。
父亲－貫认为基督教是革命的，可以改造人，可以改造社会，建立－个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理想国。但是，恨铁不成钢，今日的基督教已不能担负起先知的角色，如果不是革命的绊脚石，充其量，只能以基督的精神服务人群，把耶稣基督胜利的福音介绍到彷徨苦闷的心灵里去。
该文发表后，有五种英译本，广泛在国外傳播，引起了傳教士很大的不满。他们指《天风》反美反基督教，以仃止津贴为威胁，向父亲提出了“自行辞职”的要求。父亲是该社社長，为保持《天风》的生存，他在48年5月辞去了一手创办起来的《天风》社长之职。
1948年底，他去鍚兰参加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召开的亞洲領袖会议，作了四次系统演讲，題目是“上帝与真理”，“基督与道路”，“天国与历史”。在此前几天，有人（可能是沈体兰）通知我们家属，父亲已上了笫二批80人的黑名单。因此，会议结束后父亲就留在香港。49年2月，经由龚澎和乔冠华的安排，父亲和一大批民主人士，秘密搭船经平壤到東北，最后到了北京。
一个月后，去捷克布拉格参加由蘇联一手操纵的第－次世界和平大会。中国派出了陣容強大的代表团，各界精英尽出。
6月回京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会。
回上海后，忙于和教会人士交换意见，商讨如何面对新的形势。
8月再去北京开新政协。
（2）
新政治协商会议
宗教界代表八人，基督教界就佔了五席：刘良模、邓裕志（代表男女青年会）、趙紫宸、張雪岩和父亲。父亲还是宗教界的首席代表。有人撰文说，父亲“自封”为宗教界代表。
代表的产生，是由上而下，領导提名经协商产生。从來就不是由下而上，按比例选举出來。各种大小会议的组织、各级官員的任命，莫不按此原则，历来如此。代表又都必須首先认同当时的路线、方针、政策，各种决议才能保证－致通过。这就是具有特色的选举文化，这就是国情。据当时的要求标准，代表应是抗日、反蒋、认同社会主义、能同中共合作。要在基督教界，宗教界物色像父亲这样的領軍人物，平心而言，还不太容易。会后，父亲“感到－种不可形容的喜乐和欣慰，以后可以在－个真正自由民主团结的气氛中生活”。当他听到毛泽东讲“佔人类总数四分之－的中国人从此站起來了”，父亲激动得热淚盈眶。
父亲以兴奋的心情迎接新的时代。这是他二十多年來就預料期待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他的信仰完全沒有冲突。但是对大多数的教会人士來说，应当承认，他们没有这个心理準备，在无神论共产党的统治下，感到彷徨、等待、无奈、甚至懼怕。
三自革新宣言的由來
在没有开始叙述之前，也许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简单回顾一下中共对宗教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脫胎于苏联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个支部，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敌视－切宗教的基因。
苏联是第－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认为，基督教是压迫人民的工具，因此对宗教大張挞伐。根据《大英百科全书》，斯大林在二十及三十年代掌权期间，東正教会遭到血腥残害。到了1939年，国内倖存的东正教会主教仅余三、四个，全国只有－百座教堂仍然能够公开礼拜。笫二次世界大战，德军长驱直入，推进到莫斯科的近郊。斯大林动員全国人民起来抗敌。为了争取民心，团结仍然存留的数百万信徒，当局仃止打压宗教。东正教教堂一时增至二万五千多座，神职人員有三万三千人。1959到1964年间，赫鲁晓夫执政，反宗教活动捲土重來，批准认可的教堂銳減到－万。父亲去过苏联多次，－般都是路过，参观过农庄、工厂，也目睹了五一節壮观的節日遊行，可都是浮光掠影。他看到的只是开放的橱窗，对宗教的实际情况，恐怕没有多少真正的瞭解。他在世界和平大会上，見到过的東正教全俄教長阿列克谢，就是深受国家安全部器重，从事对外发言的喉舌。
中共自1921年成立之日起，作为苏共的－个支部，蕭規曹随，不可能有较为开明的宗教政策。
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建立了正式蘇维埃地方政府。1931年11月7日（蘇俄国庆日），共产党人在江西、福建交界的瑞金县召开了中国蘇维埃第－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布成立了“中华蘇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通过了“憲法大綱”。在宗教政策方面規定“一切宗教，不能得到蘇维埃国家的任何保护和提供費用。一切蘇维埃公民有反宗教宣传的自由”。
然而，父亲对中共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却深信不疑。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宗教有－天会消灭，但是从发展來看，这－天还是非常非常遥远。共产党本身不是也要消亡吗？这是理论的依据。从目前的現实來看，中共最高領导人，一再信誓旦旦向他保证信仰自由的政策，豈能言而无信？况且現在更是白纸黑字写在《共同纲領》里。
遺憾的是，从1940年就开始宣传，作为《共同纲领》依据的《新民主主义論》，从來就没有实現过，很快就变成废纸－堆。毛泽东后來说，社会主义革命，从1949年建国后就开始了。
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革資产阶级的命。民族資产阶级当然是革命的对象。民主党派，基督教不可能是无产阶级，当然也是革命的对象。革命就要斗争，斗争的手段可能不同，可能是和风细雨，也可能是急风暴雨。总之，以《新民主主义论》，《共同纲领》那些原则理论，如果继续运用到社会主义阶段，就会犯大错误，很多人，甚至包括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思想认识都没有能夠及时轉变，只有遭到淘汰。
父亲真心实意想使基督教恢复耶稣福音本来的面目，成为新中国建设中一个积极的力量。他同时也要保护教会，纠正城乡执行宗教政策的种种偏差。
1949年，父亲在北京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就请公理会的王梓仲等人，收集華北五省有关宗教政策落实的问题，单就華北五省，就有160多件。
1950年4月新中国成立半年后，在他的推动下，组成了－个“基督教访问团”去各地访问，主要是宣传“共同纲领”安撫教会人心，同时将了解到问题，向政府当局反映。团員有邓裕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吴高梓等，代表不同教派。在济南，山东省人民政府的－位付秘书长出来接待，对代表团的工作，不表示合作。地方当局既然不肯协助解决问题，代表们不得己，只有前往北京，把所暸解到情况，各地教会面临的困难，向周恩来当面汇报，希望中央政府下令保护基督教的活动，貫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这次及隨后的几次会晤就导至以后产生的三自革新宣言。
应该指出，和周恩来会晤之前，代表们，包括父亲，絲毫沒有心理準备发表“革新宣言”，一心只求中央政府下保护令。“宣言”完全是周“教育和啓发”的结果。虽说是"教育啓发"，但却有很重的份量，指出必由之路。问题的根源和起因，並非在于执行政策的偏差，而是人民群众对这个洋教的误解。因此，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肃清帝国主义的力量，改变人民对它的印象。根源是在教会本身。最后，偏差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再也不提了。应当说，周的"啓发"就是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父親是属于能理解的，积极貫沏，认真落实；而很多教会領袖，包括代表团的其他成員，却不甚理解，只是無可奈何，勉強隨大流。
“宣言”是在周恩来三次接见代表，由父亲执笔，七易其稿，在1950年7月28日，最后确定，《人民日报》9月23日全文发表。
1950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父亲的《怎样推进基督教革新运动》－文，毛泽东次日指示胡齐木：“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載。”（见叶永烈《毛泽东的秘书们》）
有人说，三自爱国思想是父親等教会領袖早就有的，周恩来只是鼓励了他们把三自思想付之于行动罢了。
的确，三自的原则天经地义，无可非议，中国人的教会，就是应该由中国人來办。父亲早在参加青年会工作时，就认同诚静怡、刘廷芳、趙紫宸等人提出的三自本色原則。他在“自述”中写道：“五四运动和反基督教运动对我们青年的基督徒是－个很大的触动。我们有－个思想，就是基督教要革新。怎样革新呢？第一是要使基督教这个洋教中国化，使教会变成本色教会。........ ”
“因为我们要革新教会，我们当然也要革新青年会，我们不满洋人把持的独断独行的作风，我们主张採取一种由全体干事参加的会务会议的民主制度。结果总干事美国人格林勾结董事部，借口经济困难，将全体干事解僱，以后另行改组。那时候我已准备去美国留学，后來如何发展就不清楚了。”
这段“自述”说明，早在1920年代初期，父亲就有“三自”的思想，就有“革新”的行动。
但是，据官方宣称，当年的三自是旧三自，和今日的新三自有本質的区别。后者超越了本色化，其特征，一是反帝，割断和西方教会的－切关系；二是接受共产党的領导，认同社会主义，适应新中国。因此，基督教、天主教内任何的革新，都不可能是教徒自发的运动，没有共产党就沒有解放后的三自。说“周恩來只是鼓励了他们（教会領袖）把三自思想付之于行动罢了”的人，並不是不知道这个区别。故意淡化周恩来决定性的作用，只是为了突出彰显三自－貫独立自主，不受任何组织的干預和影响。再有，当年教会領袖带着去見周恩来的那－百多条意見，在文革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父亲的检查中，都说成是有“片面性”，是某些人的“阴谋”，似乎偏差並不存在，宗教政策执行貫彻得順利完美，给他提供材料的人是“别有用心”。
思想改造 - 美帝文化侵略
1950年6月爆发了朝鲜战争。北朝鲜称之谓“祖国解放战争”，中国称之谓“抗美援朝”，西方谓之“韓战”。
事实的真相，由于挡案的解密，己经大白于天下，但在中国国内仍然鲜为人知，仍然是个敏感的禁区。 北朝鲜在苏联的幫助下发动了战争，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朝鲜的金日成，以中共为师，要解放全朝鲜。经过密切协商，斯大林最后同意朝鲜領导人以军事方式实现国家的统一，“由中国出来支撐局面並争取战争胜利”。
这是一个蓄谋已久，计划周详的方案。6月25日凌晨，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線，发动突然袭击，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准备不足的南韓 军队，毫无招架之力，一敗塗地。三天之后，韓国首都汉城(今首尔)就失守。
值得指出的是，朝方事先並沒有知会中方详细的作战方案和具体的开战日期，中方和美方几乎同时得到情报。就这样，匆忙参战，牺牲了几十万人，实际上只是为苏朝两方火中取栗。
以后，美军仁川登陆，战局逆转。社会主义阵营的最高領导斯大林，指示中国介入。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70%是正規军) 跨过鸭绿江，正式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
苏联令中美爆发直接冲突，从中渔利，自己却置身事外。它所援助中朝的军事物资，並非无偿。中国欠了苏联数十亿美元，苏方不断催讨，1965年才还清债务。
中共利用“抗美援朝”，通过铺天盖地的不实宣传，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聳人听闻的“细菌战”就是子虚乌有，为政治宣传而泡制出来的)，要求人民群众捐献飞机大砲，要求青年学子踴跃参军，保家卫国。
这段历史事实，在大陆依然諱莫如深，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依然蒙在鼓里，被愚弄至今。
1950年10月26日，也就是志愿军入朝参战七日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的指示》开展“三仇”教育，指出“全国人民对美国应有－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国仇视，敌视和蔑视的态度，使人人对援朝表示积极有信心不怕困难，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与抗日运动中的亲日恐日情绪同样不能容身”。
指示的要点就是“三仇”：对美國要仇視，敌視和蔑視。这是宣传的口径，也要将指示落实到全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最早成立的三自就冠以“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这就是紧接而來的基督教三自革新和控诉运动的时代背景，充分说明了这些运动是积极配合了中共的方针和政策，是中共所直接領导的。父亲和三自爱国运动的成員只是主动或被动地执行落实这个指示。
控诉运动对中国基督教有深远的負面影响。这是－个由上而下，並沒有广大基督教人士的心理准备和实际要求的运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的公私财产，受影响最大的是依赖美国津贴的教会、教会学校、医院及救济事业。为此，政务院在 51年召集这些基督教单位的负责人到京参加全国会议以求介决这个困难局面。
会议要求与会者控诉美帝国主义，表明愿意割断和美帝的关系。这是个大是大非，严重的立场问题。这些负责人如何表现？且看沈德溶的回忆《在三自工作五十年》（1951年，父亲请沈担任《天风》主编。三自成立后，兼任办公室主任。以后是上海三自主席）。 “当时，全国性的负责人都编在第－小组，我作为《天风》的主编也参加第一小组。周力行（上海宗教事务处处长）也在笫－小组。会上，我亲眼看到各教派的头头对于'控诉'这件事顾虑重重，不敢表态。有的平时口若悬河，此时却噤若寒蝉，有的则虽发言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小组会已开到笫三天，局面仍没有打开，周力行不得不声色俱厉地推动大家起来控诉，这使某些人确实感到了压力，不得不认真考虑自己何去何从。
当然，也有人对周力行的正言厉色耿耿于怀，以至于后來对人说控诉运动是周力行逼出來的......要说'逼'也是有的，但那是当时‘大形势’的‘逼’，在抗美援朝的大形势下，基督教界还要抱着帝国主义的大腿，不转到人民这边來，行吗？”
以上是沈德溶的观点，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教会人士对控诉的被动、顾慮、徬徨。控诉运动，对父亲來说，是順理成章，理所当然。他早就认为基督教应该从資本主义的桎梏下解脱出來，恢复基督教的本来面目。1948年他发表的“基督教的时代悲剧”就表明了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但对其他教会領袖和广大教友來说，控诉來得突然，难以接受。
1965年9月23日举行了三自十五周年座谈会，发言的有陈見真、戚庆才、吴高梓、涂羽卿等人，都異口同声承认，当年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认识不足，对控诉运动有抵触情绪；从1951年起，虽然人事经济组织上割断了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但思想感情上依然藕断丝连。教会領袖的这些话，反映了大多数教徒，教牧人員的真实思想。
控诉运动不但清算了崇美亲美，反蘇反共的思想，也批判了“超政诒”，“爱仇敌”，“基督教立埸”等表現。(2005 年，为归还父亲日记事，在北京约見当时国家宗教事务局付司长张劍。他清楚表明，基督徒就是有基督教立场，表明中共对此提法己有转变。至于父亲日记，还是重申是国家財产，不能归还。) 总之，一切有違社会主义原則的都不宜宣讲了，－切不符合当时方针政策的证道，都可能与帝国主义掛鈎。会众中又安排了耳目，随时注意新动向。运动后，教牧人員往往感到無所适众，言行小心謹慎，只求政治正确，避免讲创世记，避免讲啓示錄，避免讲“爱”。很多教徒都不上教堂了。他们说，平日己有太多的政治学习，不想再去教会上政治课了。
在控诉运动中，父亲的确认真貫彻政府的意图，出了大力。他要洁淨教会，用耶稣基督的革命精神，來建立一个崭新的，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基督教会。
运动中，具体操办的得力人員是刘良模，韓文藻，沈德溶，施如璋，李寿葆等。
他们都是隐蔽在青年会里的“左派”，自称是基督徒，实际上是秉承上面的指示，起到拆毁教会，而不是建立教会的作用。名义上，各个小组帶头領衔的都是各教会的头面人物，实权则掌控在“左派”手中。如上海的学习与控诉这个至关重要的委员会，就是以陈見真掛帅为主席，真正的执行者是付主席刘良模、李寿葆和秘书长沈德溶。控诉要求深入到各个教会，不留死角。过程是依照中共过去运动的典型模式：工作组根据掌握的材料锁定斗争对象 - 发动群众 - 檢举揭发 - 控诉斗争。
控诉统一了思想（反帝和接受党的領导），培养了－批积极分子來代替原有的、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領导。各地三自革新会就在这个基础上成立起來。自从成立之日起，全国各地基督教三自，就在中共这个全能政权牢牢掌握之中。
在控诉运动中，刘良模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刘是我们上海“青莊”的鄰居（“青莊” 乃青年会同仁住宅之小区也。鄰居还有江文汉、李寿葆、施如璋、黄培永(已故，陈崇桂女婿)、蔡昭修、计瑞兰(原父亲秘书)、张仕章、董显光等，早期还有陆干臣。) 刘是青年会事工组主任，抗战时热情宣傳，指挥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而闻名，后赴美。1949年秋回国后，就参加第一届政协。周恩来问他今后工作去向，外交部还是青年会。刘让组织决定。周遂安排他回青年会从事基督教工作。刘良模对教会並无感情。他的组织关係在中央，控诉运动后，他就一直在上海政协上班。
对控诉运动，官方的评价可以用罗冠宗的几句话來表达：“控诉运动的重大意义，就在它揭露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利用传教运动进行侵略的严重罪行，使中国基督徒受到很大的教育，是－次重大的政治觉醒”。
运动的目的是“要对美帝养成仇視，敌視，蔑视的态度”，“对美帝表示不共戴天”，这个目的是否达到？表面上看来，这个因政治需要而煽动起来的运动，似乎进行得轰轰烈烈，全国敌忾同仇，但是，时机气候一变，当年領导运动的主要負责人，包括三自的领导，纷纷將自己的子女送往美国这个帝国主义的大染缸，很少例外。控诉美帝是成功还是失败？当今广大的人民群众，崇美亲美的思想是多了还是少了？有目共赌。至少，开放后的中国已经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了。
也许，对美的评价，还是43-45年期间《新华日报》的言论比较客观中肯：美国是个特别可爱的国家.....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源于.....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美国的民主政治对落后的中国做了一个示范的先驱......。
肃清美帝文化侵略 与 燕京大学
在中国十三所教会大学中，燕京大学有比较浓厚的宗教气氛，得益于校内的宗教学院。宗教学院的学生和大学的学生同吃同住，可以交叉选课。宗教学院院長趙紫宸又是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开设陶淵明选读等课程。宗教学院学生(都有大学毕业学历)必须参加一个团契进行指导，在实际活动中取得经验。
49年中共取得政权后到52年院系调整，燕京这片世外桃园基本上是風平浪静。学生中有十几个团契，每个团契大小不－，人数从几人至十几人或更多，兴趣多样化，有的偏向严肃问题的探讨，有的側重交谊，有的兴趣在聖乐歌咏。团契活动可在宗教楼或教授家中举行。这十几个小团契又组成一个大团契，选出負责人协调组织活动。团契不分宗派。很多同学都有宗教家庭背景，其中不乏知名教会領袖的子女。和我先后同学的就有涂羽卿之女涂长松、崔宪祥之女崔应琦、宋尚節之女宋天真、宋天婴、凌贤揚之女凌文廉等。当时在校人数不过千人左右，可见基督徒学生比例之高。
楊绍唐之子楊安溪是福音团契的負责人之一。该团契与公会派的大团契虽然都在一座楼内活动，但并无很多的联系和往來，却和王明道的基督徒会堂关系密切。他们虔诚友爱团结，但确实对政治没有兴趣。我有两个经常参加他们活动的朋友，就多次劝我不要留恋世俗，很多很多的迹象表明，耶稣即将笫二次再来。1951后基督教的革新控诉运动，在校内并末引起多少漪涟。礼拜照做，宗教活动照常。一年一度的亨德尔“弥赛亚”神曲 的公演是校内及北京市的盛举，一直持续到51年底。有几次，大学部和宗教学院的同学对我说：“你的父亲走得太快，我们跟都跟不上”这些话间接地，多少反映了社会上基督教正在进行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1年，来了一群农民装束打扮的校外人士，一连数周主领礼拜晨更。小小的宗教学院礼堂挤得满满的。他们就是山东马庄来的耶稣家庭代表，以敬奠瀛为首。他们介绍了“家庭”公社式的生活，一切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享，灵性交流，友爱互助，看来己具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也是人间天国。他们在燕京备受尊敬，似乎给中国基督教提供了改革和前进的样板。我参加过多次活动；活动充满激情，主要内容是引领会众追求圣灵充满讲方言，认为这是灵性的最高境界。朝战爆发后，各教会外援断绝，陷入困境，而“家庭"却依然能夠自养、自立、自传，不受影响。
赵紫宸把他们请到燕京来交流，可能是为了探讨中国的基督教如何本色化，本土化。万万料想不到，一年以后的1952，中共中央统战部协同全国三自，就派出强大的工作组，对耶稣家庭採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攻其－点，不及其余，最终连根拔除。
耶稣家庭是中国教会史重要的－页。在动乱的中国社会，的确吸引了不少人，其中不乏知识分子，甚至高级知识分子。由于採用了科学种田，产量较高，和附近农村的凋蔽形成鲜明的对照。1949年是“家庭”的全盛时期，在城市中，在山东以外也有很大的发展。
49年后，耶稣家庭的成员奉公守法，最早签名拥护三自革新，人数为各宗派之冠，又组织医疔队支援抗美援朝，平时捐献济贫抗災，为政府在农村培训医务人员，模范事跡屡次受到表揚，又有《天风》正面、肯定的报导。《天风》是三自的机关刊物，它的立场态度代表了三自的立场态度，也代表了父亲的立场态度。如何转眼间，“人间天堂”就成为革命的对象，成为“人间地獄”（沈德溶语）？
有人臆测认为，耶稣家庭的神学思想属于基要派，与父亲的思想格格不入，因此，顺理成章，父亲决定整肃这个过时、落后的组织，使之适应新社会云云。不用讳言，在神学思想层面来说，的确存在差异，但是父亲，包括三自决策层，一贯宣称要尊重各教会的传统教义和信仰，没有能量，没有理由，自作主张去整治一个当时极有社会威望的组织，况且这个组织竭诚拥护三自和抗美援朝。在五十年代初期，父亲唯恐不能团结教会的大多数，包括反对他的宗派。认为父亲因神学思想不同，对耶稣家庭深恶痛绝，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不符合事实的。
新政权成立后，中共执行的是全方位－元化的统治，要将全国各种大小组织，都置于其绝对的控制下。1951年，燕京宗教学院就在这种思想的指寻下，受到全面的整顿，现在轮到了耶稣家庭。燕大和宗教学院被整顿撤消，師出有名是美帝文化侵略的工具，而耶稣家庭呢？
考虑到52年前后，农村正在积极推行合作化运动，要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集体生产，同时加强党的领导。耶稣家庭这个党领导真空，影响又很广泛的宗教组织，怎么可能被容忍存在？被取缔是迟早的事，过得了合作化，过不了人民公社。如果只是神学意识之争，何必採用阶级斗争运动的手法？何必劳驾中央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亲自出马？很明显，这是由上而下的决定和行动，由三自出面，由左派沈德溶具体执行而已。最后，“胜利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耶稣家庭的统治和利用” (《天风》语)。
敬奠瀛后被判刑十年，庾死牢狱。所公佈的所谓罪行，並无反对中共领导及社会主义制度，不足以上纲上线。而大灶小灶伙食不平等，包办婚姻，木板体罚等，充其量只是封建作风。上述情况在革命队伍中亦屡见不鲜，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只是冠之以革命的需要。两位美国英国传教士朋友，亦无证明是帝国主义所派遣，从事破坏或情报工作。而耶稣家庭却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利用，被彻底解决。
耶稣家庭一案有没有可能也是阶级斗争岁月中，另一起冤案假案错案？有没有可能，像胡风，刘少奇等许许多多的铁案一样，得到重新审查改正？可惜，当今已经很少有人为了社会正义公道，甘冒风险，挺身而出，为弱势群体讲话了。基督教的三自领导，迄今为止，也尚未有面对现实，自省的觉悟和勇气，再加上当年的执行者，现在依然在位，大权在握，不可能否定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
再回来谈燕大的三反五反。在此之前，燕园基本上依然是书声朗朗。有过几次政治大课，请左派名流来主持，但参加者自愿，没有点名，没有小组讨论，会后可以纷纷议论。
对基督徒学生震动较大的是社会发展史：团契中开始讨论创造论还是进化论。当然不可能有标准答案，但却刺激人去思考这个新社会中无法迥避的基本问题。
总而言之，从解放后到三反，平心而论，宗教政策在燕大执行得还比较好，没有刻意刺激教徒的宗教情绪：饭厅里可以看到低头谢饭，圣诞夜可以看到一波波报佳音的队伍，还公开宣称，基督徒也可以加入青年团。 人们有个乐观的错觉：燕大有较高的学术水平，51年就成为国立，毛泽东还题了校匾，可以长命百岁了。没想到这只是急风暴雨来临前的宁静。
大规模运动开展之前，青年团委在外语楼组织了一个辩论会：“美国人开办燕京是不是文化侵略？”。来的学生不多，冷场了好一阵子，无人发言，最后由团委几个干部读了准备好的讲稿结束。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就是如今活跃在海外，发表大量离经叛道言论，当年的团委书记阮铭。
三反五反本来是个经济领域的运动，移植到教会大学就变成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运动。这个运动蓄谋已久，势在必行，只是建国伊始，为了收揽和稳定学术和教育界知识分子的人心，暂时不动声色。如今利用抗美援朝所掀起的反美势头，在教会大学深入批判崇美思想。北京中共市委派出张大中进驻燕京领寻运动。张大中的直接领导是蒋南翔，中共中央委员，团中央书记，以后任清华大学校长，对知识分子执行极左的迫害政策。张大中曾在燕大就读，是个职业学生。进驻燕大时，是北京市委委员，团中央委员。他在2006年撰文回忆当年的情景(摘要)：
“当时中央有个文件，部署在全国各高等学校进行思想教育运动，宣传“马列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当时不叫“思想改造运动”。我是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委派进驻燕大直接指挥工作组。针对当时学校里“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我们就针锋相对地搞“抗美、反美、蔑视美国”。这个运动的背景就是“抗美援朝”。当时把所有跟美国有关系的人都梳理了一遍，重点批判了陆志伟、张东荪和赵紫宸。虽然批斗得很厉害，但没有组织处理，生活上得到一定的安排，不像“反右”那么厉害。
工作组还动员陆志韦的女儿上台控诉。消息传到美国，在华人中引起很坏的反响。
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很难再全面地考虑美国人办燕京大学的学术貢献这些方面，都是尽量从揭发角度看美国人在燕京大学做了什么坏事。这样的做法，现在看来是粗暴的。”
张大中坦率的回忆，能够面对事实，实事求是，值得肯定。有勇气进行反省自责的人并不是很多。这段回忆也勾划出历次(以前以后)运动的经典模式：党绝对的领导，锁定斗争重点，发动党团员积极分子，罗织罪名 (可以断章取义，可以歪曲誇大，可以捕风捉影)，动员知情人，亲朋好友，同事师生，甚至子女出来揭发诬陷，上纲上线，用口号和大字报来煽动起群众的仇恨，批判斗争 (批判对象不得解释反驳，否则就是反攻不老实)。
基督教界开展的控诉运动，亦是照此模式进行。
陆志韦最不能承受的，就是爱女陆瑶华也上台批判父亲。这是工作组得意之作。以后论功行赏，陆瑶华“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以陆瑶华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以后谅也不会有太平日子过。
陆志韦、赵紫宸都是基督教界的代表人物，也是三自革新运动的发起者，也是我所敬佩的学者。他们简朴平易，人品学问俱佳。陆赵两人从来没有敌视新政权，他们对49年以后的变化，都采取同情合作拥护的态度。
一身正气的陆志韦，曾经面对军阀、汉奸、军警，横眉冷对，大义凛然。
1948时局急变，已经是校长的陆志韦，拒绝“迁校”，留京迎接解放。他鼓厉学生参军参干，主张人民政府接管燕大。他又是第一届政协委员。这一切并未能使他免被整肃，他终于作为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代理人而被清算。 燕京宗教学院院长，作为美帝代理人的赵紫辰也同遭厄运。
赵紫宸对中国神学思想和神学教育方面有巨大的贡献。他是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代表亚洲地区的副主席。虽然他不是一早就认同社会主义，但中共进驻北平后，他写了很多长信向西方报导中共治下的新气象。他是新政协的基督教代表，也是三自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像赵紫宸这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理应受到礼遇，对中共的形象有百利而无一害。然而为了要根除教会所办的教育、医疗、慈善等机构，削弱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这些机构的负责人都作为美帝的代理人而受到猛烈的斗争和批判。在势不可挡的洪流冲击下，玉石俱焚。赵紫宸作为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份子，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批判。神学院院长不能当了，圣公会的圣职被革除了，中国的基督教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1954年举行的全国会议上，赵象征性地被安排为三自常务委员。
在燕京期间，因为父亲的关系，赵先生常请我吃饭，但不谈当前的政治，不谈当前的基督教控诉。然而，先生努力探索在新形势下，教会何去何从，却显而易见，如何本色化似乎是他关心的重点。
运动开始后，一部份燕大学生，主要是生物系的党团员，调去宗教学院开展工作。我也被调去协助查阅中英文资料和作会议记录。一个年岁较大的宗教学院于姓学生，查出隐瞒历史及国民党员身份，最后在全校大会宣判后，作为潜伏特务，当场被捕。 不记得参加过赵先生的批判斗争会。他的问题似乎是和香港圣公会会督何明华的关系，基督教立场和《用爱心建立团契》一书。
赵的圣职是何明华所按立，又担任反动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副主席，帝国主义代理人即由此而来。（何明华，Bishop R.O.Hall,英国人，在香港任主教43年，一生服膺社会福音改良主义，建立了中国华南地区圣公会主教教区。抗日期间，领导教会为救济难民出过大力。1956年出访北京，与中国政府保持良好关係，被誉为“粉红色的主教。） 基督教立场，当年等同反动立场。立场只有一个，就是人民的立场。赵先生立意要将宗教学院作为燕大的一部分，长期延续，说成是和共产党争夺青年。
至于《用爱心建立团契》更是胡乱上纲上线。志愿军在朝鲜浴血奋战，对美帝要仇恨，而此书却要人讲爱心，豈不是对抗美援朝唱反调？这些指控，今日看来，幼稚可笑，当年却是非常严肃严重。
陆、赵两位受人尊崇的学者，在大庭广众，遭到无理羞辱，令人难以接受。
张大中的回忆坦承运动粗暴的方面，但依我看，运动的真正目的与意图仍不便与人道。运动前，燕京宗教学院基本上是赵紫宸的天下，他是决策者，是中心。他的几个得意门生也是他心目中将来的骨干和接班人。欲要全盘彻底改造宗教学院，将其变成党所能控制领寻，又有一支信得过的队伍，就必须打倒赵和他忠实的追随者。蔡泳春和所谓的几个“爱徒”被认为是赵的骨干，长期被“挂”起来，没完没了地检讨交待，既不作结论，又不分配工作，身心俱疲俱灰。
赵复三当时是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主席，被北京市委派来协助领导学院的运动。应该说，他对运动的开展、最后的处理，都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最后，被结合进学院新的领导班子，担任关键的教务长要职。此后，学院就受党全面的控制和领导。
赵复三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期间，由抗日、反蒋而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身不由己，从事基督教工作，以后官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过了没有几年，由于对反右、大跃进、反右倾，讲了一些真话实话，被认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文革时又被断定是“长期潜伏的美蒋特务”，隔离交代。期间，“大哥自杀、二哥碎尸、母亲孓然一身、孤苦病死”。文革后的1989年，赵率团赴法开会，爆发了“六四”。他不能认同当局用暴力镇压学生，决定滞留海外，潜心治学。近年来，作了很多反省反思，“觉今是而昨非”，重新认识基督教的价值。对52年这段往事，作为当事人、见证人，却始终保持沉默。
赵紫宸先生的晚年悲苦凄惨，被人揶揄藐视，像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前的情形。一代学人，满腹经纶，一生贡献给基督教，宣扬爱的福音，落此下埸，哀哉！在文革肆虐的1972年，全国一片恐怖，赵先生转辗托人通过我和父亲联系。在2月25日一信中有这几句话：“暮年情况，除安度外，尚觉无事能作。尤因耳聋，只常静坐。好友陆志韦、胡经甫均已不在。来看我的人十分稀少，几至于零，宋张载说 ‘生我顺事，殁我宁也’，七年来未与 兄通信， 笔扎虽仃，思念不已。” 又说：“弟在文革中备受前曾作牧师和男女青年会干事与工友的斗争。所谓‘基督教爱国会’即是一武斗、全武斗、半武斗、部分武斗、变相武斗的机关。今日思之，依然不寒而栗”。抄录至此，眼前浮现出一帮子我所认识的人，披的是基督教的外衣，干的是伤天害理的勾当。 这次运动是以彻底摧毁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正义感为目标，是随后大规模整肃的预演。反右、文革斗争的惨烈，远胜于此。运动后，基督教也元气大伤。
父亲对燕大所发生的一切，只是通过我的去信，略知一二。通过其他的渠道，父亲听说，赵紫宸问题严重。
赵紫宸和父亲1930年代相识后即一见如故。虽然他们的神学思想不尽相同，但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却能相互切磋，互视为良师益友。49年以后，文革前后，父亲每次进京开会，必定抽空驱车前往拜望（还有卢广绵和关锡斌，（管易文）。卢曾任辽宁青年会干事，留学美國，是中国合作社專家。关曾任岭南大学宗教主任，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后参加新四军。）。赵晚年写了七万字批判美国世界级神学家尼勃尔（Reinhold Niebuhr）的文章，就是这几次见面的结果。父亲和赵先生都曾深受尼氏自由主义的影响。批他，主要因他反共。
赵紫宸受批判以后，他的几位得意门生也受到无休无止的审查，身心俱疲。51年应赵邀请由美返国充实神学院师资的蔡泳春，情况更惡劣；批判后，不分配工作，没有工资收入，生活完全无着。
1951年11月30日，党中央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出，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
陆、赵、蔡等人都附合上述标准。北京卫理公会的郑汝刚，也是解放后从美回国，先受批判，后被捕判刑。上海的基督教青年协会总干事涂习卿也在此时遭到清算。 涂羽卿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博士，回国后任沪江大学教授、圣约翰大学校长，解放前夕，受聘为青年协会总干事，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涂是个有强烈民族感的正直学者，爱国也爱教，是三自的创始人之一，曾协助父亲为宣传中共的宗教自由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又动员他在美国行医的女儿和女婿回国服务。只因他有留美的背景，又有个美国人妻子，52年的运动，劫数难逃。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他也属被清算之列。他被无中生有，指控为和帝国主义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大会小会轮番批斗，迫他交待。令他痛心的是，迫害他的为首份子，竞是他三十年代沪江大学的学生，青年会送去美国留学的李储文。士可杀，不可辱，他曾跳楼自杀 而未遂。自杀是绝望、无声的抗议.
此事反映到华东局，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发话了，青年会那帮左派打手才不甘心地暂时停止斗争。
自此之后，涂仍然回到他喜爱的教学工作，奔走往返于沪宁线，心情也较舒畅。基本上离开了青年会这个是非之地，但名义上，他还是总干事，所有重要文件，派人送来要他签名，为了对外制造一个假像：青年会依然存在，而且照常运作，宗教自由政策执行顺利。青年会是教会的外围组织，它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不是教会，但比一个教会，一个宗派，有更深的影响，也受到国际社会密切的关注。
这样的安稳日子过了没有几年。文革一开始，青年会和三自就将大字报送到学校，指控涂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是埋伏在中国基督教内的特务。他被隔离审查，因无法忍受侮辱，又曾割颈动脉，企图自杀。以后迫害逐步升级，关入专门囚禁重要政治犯的少管所。尼克松访华后才获释，但精神已经失常，1975年含冤谢世。
涂先生至死，名义上，仍然是青年协会的总干事，三自常委，全国政协委员，不了解内情的局外人一直以为他有名有权，受到尊敬重用。
1979年举行平反悼念仪式，我代表父亲前去参加。涂家拒收四个人所送的花圈，认为他们是迫害涂先生的元兇，送花圈完全是假仁假义。这四人是李储文（涂专案组组长）、李寿葆、施如璋和另一人。 2006年，我见到罗冠宗，提起涂羽卿一案。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是文革的荒唐事”。
需要一提，上述四人，反美运动中，冲锋陷阵，但时机一到，他们率先将子女送往国外，主要是美国。这种现象岂不发人深思？
平反只是一纸组织文件，并无任何实质意义。受害者已经含冤而逝，基督教事业已经受到打击，目的已达，而冤狱的制造者却没有受到惩罚，没有受到道义的谴责，没有半点良心不安。他们以革命的名义行事，是忠实执行组织的指示，有功无过，越凶越狠功越大。论功行赏、重用、提拔。在那些年月，能据高位者，泰半都是这种人。 嗣后，左派打手之一的李寿葆就掌控了青年协会的实权，也实际掌控了全国各地的青年会，因为协会是各地分会的统一领导。一年前，李只是协会的驻京联络员。和谁联络？如何联络？青年会是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而民青联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统战组织，李寿葆的兄弟李寿琪是共青团的重要干部。其中的关系脉络也就清楚了。 在女青年协会，李寿葆的夫人施如璋如法泡制，排挤了国内外都有威望，但有留美背景的邓裕志，取而代之，当上了女青年协会的总干事。文革以后，又扶植了儿子李亚平为男女青年协会付总干事（我曾亲眼目睹，文革期间，李亚平在父母的縱容下，对住在楼下的江文汉拳打脚踢。江当时是全国青年协会的副会长，正在接受“左派”的审查）。至此，男女青年协会就成为李施的囊中物，名副其实的家天下。
邓裕志是父亲同事中我很敬重的一位。她一生贡献给社会，和父亲共同创立和推动了三自爱国运动，是三自的副主席。1995年，我曾去探望她。她一人独居，孤苦落寞，无权无势，年老多病。说到每次向协会要车看病，都受到刁难，哽咽落泪。邓的骨灰存放龙华公墓，无人祭扫，无人过问，完全受到冷落。
2006年，父母的骨灰从北京迁葬到上海郊区青浦的福寿园基督教墓地。我希望邓裕志也能在此长眠，与父亲为邻。解放前她所创办的劳工夜校的学员，积极支持，福寿园也表赞同。可惜邓的一位远亲表示异意，未能实现。
涂羽卿、邓裕志是父亲推动三自的得力助手，和父亲有多年很深的私交，对他们的经历、表现、人品、能力，再清楚不过，如今落难，也爱莫能助。父亲给我的信只说，涂和赵紫宸一样，“问题严重”。三反五反，涂竟是只“大老虎”？实在无法理解。现 在，父亲的羽翼已被剪除，什么时侯轮到他本人？
父亲也没有概念，全国各地的教会和基督教机构的负责领导人，在这次运动中有多少遭到批判斗争清算，他们的大多数，和陆、赵、涂一样，多少都吃过洋面包。 这是削弱清除中国基督教影响的第一个战役。全国13所基督教大学和慈善机构，包括最具盛名的协和医学院，同遭厄运。燕京大学寿终正寝了，北京大学是燕园的新主人。基督徒学生想借间教室作团契活动也不获许可。
将外国人办的学校团体，收归为国人自办，此乃天经地义，理直气壮。如果采用和平的手段，团结大多数人，同样可以嬴得人民的拥戴。然而当时奉行阶级斗争的哲学，目的是清除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则又当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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