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安倍很坏？还是日本国民不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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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民党総裁安倍晋三2012年12月在街头为竞选拉票（网图）

安倍很坏，但日本人不坏?

“安倍很坏，但日本人并不坏”，在中国经常会听到这种说法。言外之意是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首的日本政府导致了中日关系的恶化，善良的普通日本民众对此也感到困惑。这种说法同时也是在呼吁人们应将日本政府和普通的日本民众区分开来，继续与日本民众构筑友好关系。然而对于了解日本政治制度的人而言，上述说法或许有些别扭。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日本政府是普通日本民众一票一票选出来的政府。

在选举前，安倍晋三作为自由民主党的总裁对其选民，也就是普通的日本民众详细地提出了外交及经济政策。选民们在了解了这些政策之后投票选择了自民党。可以说，安倍的外交是得到了多数日本民众的支持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认为将日本政府和普通民众区分开来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不过若是仔细思考一下的话，也会看到一些未必如此的现实。

日本选举投票站示意图（网图）

     所谓民主主义制度（议会内阁制）是由选举出来的议员中的多数派来组成政府。在日本20岁以上才有选举权。日本的总人口为1亿2548万人，减去未成年人口之后，日本有选举权的人数，即选民是1亿396万人，占比约为83%。而选举中实际参与投票的人数占所有选民的比例则是投票率。2014年12月14日举行的日本众议员选举的投票率创下历史新低为52.66%，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有5474万人投了选票。

     在实际参与投票的日本选民中投票给自民党的人仅为2546万人。即便如此，自民党还是执掌了政权。因为其他党派的得票更少，自民党相对而言成为了多数派。如果仅从得票数来看的话，实际支持安倍自民党政权的只不过是全体选民的四分之一。因此，认为“安倍首相和大多数一般日本国民未必同心同德”的想法应该说是可以成立的。

     日本和英国采用的是议会内阁制，也就是由在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的政党组成政府。而这个多数的概念则是个复杂的命题。典型的例子就是实行“小选区制”的英国选举。按照小选区制，不管总共得到多少张选票，若在单个选区失利就将无法获得议席。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作为两大政党，其中的一个必然会成为某选区的第一大党。即便成为第一大党，得票率也只占整体的30~40%左右。这个多数派大党会占据下议院的多数议席，首相也将由该党产生。

     第二大党虽然也赢得30%左右的得票率，却只能成为在野党。问题是第三大党。长期以来，自由民主党一直是英国的第三大党，每次选举中都能获得20%左右的选票。然而在各个选区的选举中，却被夹在保守党和工党两大政党之间只能屈居第2位以下。由于制度的限制，第2位以下无法获得议席，因此自由民主党所占的议席数经常为5%左右。

     35%的人选择的政党可以执掌政权，30%的人选择的政党无法执政，20%的人选择的政党则基本上无法占据议席——这就是英国的政治现实。得票率虽无云泥之差，政治影响力却有天壤之别。2015年5月的选举中，英国独立党赢得了12.6%的得票率，仅仅获得了一个议席。

      反对小选区制的人一直以来主张推行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是指根据各政党的得票率决定其所占议席比例的选举制度。如果采取比例代表制的话，第三大党、第四大党也将能获得相应的议席，更多的人的意见在政治上将会得到反映。不过若是推行比例代表制，很多小政党就会在议会获得议席。这些小政党整天争论不休，不能形成多数派，容易引发政治上的不稳定。

      以比例代表制为中心的意大利，因议会中小政党林立导致政局混乱，没能顺利地应对债务危机。现在，日本和德国等议会内阁制国家采用的是小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并用的选举制度，由于过于复杂，有意见认为“难以马上得知选举结果谁胜谁负。”

      美国、法国、韩国等国家采取的是总统制，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在这种制度下，如果有多名候选人参加竞选，就会出现即使得票率仅为10~20%也能当选总统的情况。这样一来就更无法说是多数派当选了，因此在法国采用了“多数两轮投票制”，即在第一轮投票中若无人获得过半数选票，得票居前的两名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角逐，最终产生总统。

      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大政党首先进行预选，锁定总统候选人。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最终会由被锁定的两名候选人角逐总统宝座，获胜者的得票率基本上会超过半数。

      其实总统候选人的得票差距极其微小。例如，在2012法国总统大选投票中，奥朗德总统的得票率为51.62%，萨科齐前总统的得票率为48.38%，两者仅相差3.24%。在2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虽然布什的得票数比戈尔少，但布什赢得了各州的选举人票（在此不再赘述美国的选举制度），因而最终当选了美国总统。

      民主主义是否真正地代表了多数人的意见？无论是议会民主制，还是总统制，只要百分之几的选民将其选票从执政党改投在野党，政权就会发生更迭，经济、外交政策也会完全改变。在政治方面有明显政治立场的人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支持的政党的，而那些平时对政治不甚关心的人在选择政治家和政党时就会很容易受到选举气氛的影响。

      如此一来就导致了那些对自己支持的政党或政治家举棋不定的百分之几的选民最终决定国家整体政治走向的结果。政治家为了获得这百分之几的浮动票，拼命地收买他们的欢心。这一部分选民的反复无常致使政权频繁更迭，国家政策多变。1950年代到1970年代，英国保守党（资本主义政党）和工党（社会主义政党）轮流执政，政策的混乱导致了英国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

      即便如此也不能就此得出民主主义不行的结论。虽然民主主义有很多缺点，但比起缺点，民主主义本身的优越性更胜一筹。因为由民众选出来的领袖一旦推行苛政，民众可以随时改变本国的政治。在推行民主主义的国家中鲜有首相或者总统连任10年的情况。在政权更迭的同时政策也将随之改变。也正是因为如此，民主主义的国家才能持续发展。国民对“政治可以改变”抱有希望，才会拥有主动“改变政治”的气概。

      在英国，对保守党和工党的传统政策感到厌倦的选民，在80年代选择了保守党改革派的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撒切尔夫人一改保守党和工党推行的大政府政策，通过推行小政府和市场经济使英国经济得以复苏。此后，由于撒切尔夫人过度推行市场经济，英国选民又选择了提倡第三条道路的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执掌政权，实施重视市场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

     “民主是最差的一种政治制度,除了所有其他被实验过的政治制度之外。”（It has been said that 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all the others that have been tried）这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一句名言。虽然是一句喜爱讽刺的英式发言，但我觉得其中也蕴含着十分值得玩味的深意。

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总局编辑委员
村山宏 2015年7月10日

民主其实很无聊

中国迎来了新一届领导层。民众对新领导人的期待也在增高。人们期望新领导人能惩处腐败的官员，打击特权阶级，提高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改革派认为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甚至有激进的人士主张当务之急是推进实现“选举”、“保障言论自由”和“保障人权”这三大任务的改革。笔者并不反对这些看法。不过我认为仅仅推进重大的政治改革未必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正如习主席所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2012年11月23日穆尔西在开罗演讲

      “果然出现了这种局面”，看到这些年的埃及局势，笔者禁不住产生了这样的感想。在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运动的推动下，多年来掌握埃及权力的穆巴拉克于2011年崩溃。2012年埃及实行了普通民众进行投票的选举，最终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当选总统。表面上看，穆尔西总统将削弱不愿放弃权力的军方势力，推进民主化。但是，为了巩固权力基础，穆尔西总统竟然要颁布旨在加强总统权限的宪法。民众认为此举是在恢复独裁，因此举行了反对穆尔西总统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最终军队又依民意推翻了民选的穆尔西总统实施军管专制）。埃及距离真正的民主化似乎仍然任重而道远。

     话题回到中国。在中国各地，地方官员在工程项目上的贪污问题正引发关注。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在不断征用普通居民的住房，然后利用得到的土地建造新的住房和道路。利用这些住房和道路，不少地方领导赚到了大量金钱，但被迫放弃自己住房的民众却只能得到很少的补偿。愤怒的民众会选择与地方政府进行对抗。这样的骚乱在中国各地时有发生。很多人认为要防止这种事态的发生，“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

     那么，如果通过选举来选村长和市长，政治家的贪污是否会根除？如果言论自由得到保障的媒体监督政治家，腐败是否会销声匿迹？如果对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改革，特权人群是否会消失不见？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即便在民主主义国家美国和日本，政治家的贪污和企业经营者的恶行也是每天都在发生。要消除腐败和社会弊端，仅仅依靠选举和言论自由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消除产生社会弊端的土壤，必须始终坚持“民主程序”。

    什么是“民主程序”？下面以地方政府的开发项目为例做个具体说明。地方政府最初必须做的事情是举行会议向民众说明项目的情况。政府有必要向民众讲清推进开发项目需要花费多少资金、将来能够获得多大收益。此外，还必须详细说明项目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等问题。在会议上，民众可能会提出各种意见，而且可能分为赞成派和反对派，结果让讨论无法迅速统一。

      有时还必须事先确定讨论的时间是1年还是2年，必须确定最终如何汇总大家的意见。是半数以上民众赞成即可？还是需要3分之2以上民众赞成？在评估迁走的居民应该获得的补偿金额时，还需要保证公平性，也就是说应该由专业的房地产评估人士等来评估居民住房的价格，建立合理的机制，支付合理的拆迁补偿。即便如此，也应该允许心存不满的民众在咨询律师等人士后与政府进行交涉。

浙江在新建道路中的住宅

　   在开发项目实际启动后，则需要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组织来监督项目的进展情况。此外，还必须有专门的会计师等人士来检查政府使用的资金和工程现场，调查是否存在舞弊行为和浪费。同时还应该建立一种机制，如果发现存在舞弊行为，必须暂停或改变项目建设。在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对立非常严重、无法调和时，需要交由法院作出裁决。民众组成原告团，被告政府和原告团双方的律师在法庭上激烈交锋，并最终得出结论。

    如果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坚持“民主程序”，舞弊行为将得到遏制。在一段时间内，曾有企业经营者和官员借民营化之名违法低价获取国有资产，进而大赚特赚，这种行为已经成为严重问题。为了消除这一问题，仍然必须由会计师合理估算企业的资产，然后给出能让任何人都认可的价格。此外，还需要监督这种评估的独立组织。如果是有限责任企业，则需要召开股东大会，向股东说明情况并征得股东的赞成。同时，还需要建立专门查处与企业和金融有关的舞弊行为的司法机构。

     为了防止腐败、缓解民众的不满，需要建立详尽的机制、规则和程序，而且需要培养执行这些原则的大量专业人士。这样麻烦的事情必须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和很小的地方城市实施。在完善对话机制和相关法规的同时，还必须培养律师、会计师、房地产评估师、法官以及熟悉法律的行政官员。如果没有这种脚踏实地的努力，“民主主义”就无法发挥作用，也难以消除腐败。

      提到民主，可能有人马上就会亢奋地高喊“改革”，但真正的民主则是乏味的程序的累积。提到根据民众意愿做决策，这听起来非常美好，但关键问题是民主主义指的是多数派和少数派在什么地方作出妥协。可以说所谓的民主主义就是为达到彼此妥协不惜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沟通，并按照法律来促成妥协。

      要实现民主，既不需要英雄，也不需要戏剧性。相反，民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而且效率非常低下。经济快速发展可能就此一去不返。但是，欧美和日本仍然选择了民主主义，因为这些国家相信民主主义从长期来看能够防止社会弊端，符合社会整体利益。

      上面阐述的对话机制的构建、相关法规的完善和专业人士的培养等等，都是今日的中国可以做的事情。笔者认为，通过不断推进这样的小改革，有朝一日就能进行重大的改革。相反，如果不推进小改革，不在社会基础层面建立民主机制，即使实行选举，民主主义也难以发挥作用。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埃及，政治持续陷入混乱的原因在于民主机制尚未在整个社会扎根。

       更为严峻的案例或许是位于中国北方的那个“巨大国家”。20多年前，该国的独裁政权崩溃，引入了通过选举产生总统的机制，但至今民众仍然不能反对总统。总统亲信经营的国营巨大石油企业垄断了财富，贫富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渐扩大。而媒体也对总统俯首帖耳。这是因为该国虽然实行了选举制度等重大改革，但却忽略了自治机制、企业民营化以及司法制度等小改革。

     希望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总局编辑委员
村山宏 2012年12月0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