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述评 - zt

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述评 - 作者 李晓燕


【内容提要】   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理论属于单位层次的建构主义研究，作者认为其主要解决了3个问题：
一是确定战略文化的定义；
二是通过分析某一国家战略传统形成时期的重要文献来验证某种战略文化的存在；
三是验证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
作者认为江忆恩的研究在理论设计上是具有开拓性启发意义的，但是经验验证存在严重不足，与其战略文化理论的概念前提产生了矛盾，甚至最终动摇了其理论自身的基本假定。

   战略文化是目前国际关系、国家安全和战略研究领域共同关心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学者对战略文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兴趣集中在对西方战略文化思潮的介绍和引进以及对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的战略文化传统的国别研究上。① 其中，很多学者对“战略文化”概念的使用较多地借鉴了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定义，但是对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的系统分析和评价尚不多见，笔者在这方面试图做一些尝试。
    一　战略文化的存在及其含义
    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研究是在批评结构现实主义对于国家行为解释的基础上提出的，他从根本上质疑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是一个普遍的、非历史的、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的概念，而是假定战略环境以及对其做出的反应都是历史建构和社会学习的结果。这一假定是结构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争论的核心，结构现实主义者声称国际体系结构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固有特征使得不同历史阶段的行为者的战略行为在根本上都是相同的，而建构主义者坚持认为国家体系具有历史性，在其中，“合作规范已经中立或者取代了无政府状态的结构”。②
     战略文化理论指出，在同样的情形中，被不同战略文化社会化的决策者会做出不同的战略选择。战略文化理论的研究目的就是要证明战略文化作为国家行为的一种思想性来源，有助于揭示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中观念(或文化)与行为之间更为明确的关系。不同的战略文化决定了不同国家对于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合作等国际关系主题的认识，塑造了不同国家的身份认同和战略偏好，进而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同的战略选择，也就是国家的战略行为。这是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的核心观点。该理论具体解决了3个问题：首先，什么是战略文化？其次，如何确认战略文化的存在？最后，战略文化是否对国家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
    江忆恩把战略文化定义为“一个完整的符号(如因果原理、语言、类比、隐喻等)系统，它通过形成关于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用的概念，从而建立起普遍和持久的战略偏好”。③
     战略文化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包括两部分内涵。第一部分由如下关于战略环境的规律性(orderliness)的基本假定组成，关于战争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战争是偏离常规的还是不可避免的)，关于对手及其造成的威胁的性质(零和还是非零和)，关于使用武力的效用(控制结果和消除威胁的能力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使用武力有用)。所有这些构成了一种战略文化的核心范式(见图1)。④
    
     如果认为战争在人类事务中是经常发生的，与对手的冲突通常是零和性质的，武力可以有效解决冲突，那就是强现实政治类型的战略文化，反映在战略文化核心范式图中，应该是在3个维度的高端(接近A的位置)。相反，如果认为战争并非不可避免，与对手的冲突也并不总是零和的，武力不是解决冲突的首选途径，那就属于理想政治战略文化，反映在战略文化核心范式图中，就应该在3个维度的低端(接近B的位置)。
    第二部分是可操作层次上的一组假定，主要明确哪些战略选择用来对付根据上述战略文化核心范式的3个问题的答案所定义的战略环境最为有效。显然，这组假定与相应战略文化的核心范式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实际就是指一组经过等级排序的大战略偏好。它们不受非文化变量(诸如技术、威胁或组织的变化)的影响，而是在不同的战略文化客体中都表现一致，并且持续存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正是在这种行为偏好层次上，战略文化开始直接影响国家行为。⑤
     关于大战略偏好的类型，江忆恩认为主要有3种：一是调和主义战略，这种战略主要依赖外交、政治贸易、经济刺激、跟随强者、平衡联盟行为以及其他低强制性的政策。二是防御性战略。这一战略比调和主义战略在本质上具有更多的强制性，它主要依赖外部边界上的静态防御。三是进攻性/扩张主义战略，这一战略是高度强制性的，主要依赖越过边界的进攻性、预防性、先发制人的或使用优势军事力量实施惩罚性行为。
    明确了什么是战略文化，只要通过检验在不同的战略文化客体之间战略偏好等级是否具有一致性就可以验证一种战略文化是否存在。这要求首先确定战略文化研究的分析对象，在其中人们能够预期发现一组基于文化的等级排序的大战略偏好。江忆恩指出，战略文化研究的一个最大缺陷在于不明确究竟要分析什么。⑥ 它们可能包括战略家、军事领导人和国家安全决策者的著作、争论、思想和谈话，或者武器设计和部署、战争计划、在不同的媒体中描绘的战争与和平的形象、军事仪式、甚至战争文献。即使只考察一小段历史时期，战略文化客体的数量也将是惊人的。克服这一难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分析大部分最近的文献和一些很久以前的文献的内容，并且假定如果战略偏好等级存在一致的话，战略文化就存在并且延续至今。这种一致延续的时间越长，战略文化就越有力、越持久。因此，从历史上最早可以接触到的点开始对战略文化客体的内容进行分析就很重要，在那个点上，战略文化的偏好等级可以合理地被认为已经出现，或者运用这些战略传统的人们暗示他们思想的根源就存在于那里。
    至于如何从分析对象中提取一种战略文化的核心成分，江忆恩主要使用了符号分析(symbolic analysis)和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的方法，目的是发现分析对象告诉了战略家应该做什么，如何把战略选择分成等级以及如何做选择。战略文化可以通过关于武力在人类事务中的作用某种战略的效用以及哪些类型的战略比其他类型的战略更好的符号来反映。⑦ 在使用符号分析时需要考察不同的分析单位，包括一些经常被用来描述某种战略背景的成语和短语(例如，“如果你想要和平，那么就准备战争”)；体现了某些行为原理，或者是用来描述针对某一敌人的合法行为的关键词(例如“威慑”)；作为对一种战略环境的简洁定义并且表明了对此种环境的全部反应的类比和隐喻(例如，“慕尼黑”)。⑧ 符号分析能够说明一个文本中的战略原理如何可能得到行为上的解释，就是说，哪些类型的战略偏好等级来源于哪些战略原理。
    认知绘图是一种发现某些行为原理与它们预计的行为影响之间因果联系的技巧。⑨ 它包括准确分析某一特定文本或者文本样本的内容以及清晰地提取样本中所有的因果陈述。当战略偏好由于分析的对象太多或者由于错误的、草率的、因果关系上不相关的选择而变得模糊时，这一技巧能够帮助澄清战略偏好。而且，比较不同分析对象的认知图，可以判定对于不同战略选择的效用评价是否一致。⑩
     江忆恩提供的综合认知图(composite cognitive map)如图2所示(以他对孙子兵法的分析为例)，(11) 文献分析旨在发现在某一战略文化客体中作者对于战略选择(左栏)、政策表现(中栏)与战略目标(右栏)之间的关系的认知。通过文献分析绘制的综合认知图可以清楚地表明该战略文献所体现的大战略偏好等级，也就是当时的国家决策者在如何对付敌人、获取国家安全问题上所做的战略选择。这也是他们对于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率这一战略文化的核心问题的认识，反映了该国家当时的战略文化类型，如果主要选择了强制性军事手段来获取国家安全就属于现实政治型战略文化，反之就属于理想政治型战略文化。
   
     二　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的关系
    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所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战略文化对于国家行为是否具有决定性影响。其中，关键是验证在某一具体国家的具体历史时期中战略文化的核心范式与决策者的实际战略行为是否一致。如果能够证明某种战略文化的核心范式及其相应的大战略偏好等级在被这种战略文化社会化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决策者中是一致的，这些决策者实际的战略行为选择与他们持有的大战略偏好所预测的行为模式是一致的，那么就能断定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具体可以分为3个论证环节：
    第一步是验证战略文化是否存在。既要考察一国战略文化传统形成时期的重要战略文献，也要考察所选取国某一具体历史时期的重要战略文献，如果在这些文献中都存在一种始终一致的大战略偏好等级，那就可以证明该国的确存在某种战略文化并且一直延续到所选取的历史时期。具体方法是根据文献分析绘制的综合认知图来确定该国战略文化的类型是属于现实政治型还是理想政治型。
    第二步是验证该国这一具体历史时期的决策者是否都具有与上述战略文化相符合的战略偏好。如果他们都拥有一致的战略偏好，就说明上述战略文化对这些决策者的行为取向与认知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确实已经被这种战略文化社会化。具体方法也是考察这些决策者的战略思想的重要文献，通过文献分析绘制综合认知图，如果决策者主要的战略选择是强制性军事手段，那么他们所体现的战略文化就是现实政治类型的，反之则属于理想政治类型。
    第三步是检验这些决策者的战略偏好是否对其实际战略选择产生了影响。这里主要是分析史实，尤其是考察该国在这一具体历史时期中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实际行为表现。同时又涉及两个方法论问题：一是如何将战略文化与国家行为之间的关系概念化，实际也就是如何控制非文化变量的影响，因为它们可能对行为选择做出完全不同的解释；二是案例选择。关于第一个问题，江忆恩认为，战略文化表现为存在于不同的时间和战略背景中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的战略偏好等级。决策者由于受到文化的影响，会对外部环境中的某些条件更为敏感，从而影响他们的战略选择。外部条件是变化的，而战略文化则是相对稳定的。两者的互动影响一国的战略选择。如果加入了战略文化变量比单纯使用国际体系结构变量更好地解释了国家的战略选择，那么战略文化研究就是有意义的。关于案例选择，江忆恩认为应该考察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将战略文化模式与其他竞争性战略行为模式(如结构现实主义模式)进行比较研究。为此就需要寻找一段历史时期：当时的决策者有意识地继承了有可能从中产生战略文化的哲学和文献传统以及经验遗产；当时的决策者不受其他战略文化的可能影响；并且这一时期，关于战略决策的历史记载相对丰富。符合这3个条件的就是明代中国。(12) 所以，江忆恩选择了明代中国作为他的研究个案。
    通过对中国古代兵书经典《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黄石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明朝的《阵纪》、《草庐经略》和《投笔肤谈》3部军事文献以及明朝10位大臣的奏议进行文献分析和绘制综合认知图，江忆恩认为可以得出两点结论：(13) 第一，占支配地位的中国战略传统与西方的现实政治传统中的关键成分并没有太大不同。事实上，中国的战略文化也属于强现实政治类型。其特点是处于战略文化核心范式图的3个维度的高端位置，从那3个核心假定推导出的是在对付威胁时对于进攻性或先发制人战略的偏好。第二，中国的例子表明在对战略行为的分析中，战略文化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变量。至少在中国的例子中，关于战略环境及其应对的最佳方式，存在着长期的、有深刻根源的、持续存在并且相对一致的一组假定。而且，这些假定似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对大战略选择有一种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些强现实政治假定在中国历史上不同的国家体制之间一直存在——从无政府状态的战国时期到等级制帝国的中国国家体制，再到相互依存不断增加的后冷战时期。
    这些结论似乎表明了战略文化对于国家行为的重要影响，但是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复杂的问题——关于中国的国家行为，战略文化理论与传统的结构现实主义模式做出的预测是相似的。事实上，结构现实主义者可能立刻会问，如果“老式的”不涉及战略文化的现实主义模式也可以同样奏效，建构一个现实政治的战略文化模式有什么意义呢？他们认为中国的现实政治战略文化是附带发生的，不是因果关系的，只是无政府结构的一个产物。(14) 对于结构现实主义者的这种责难，江忆恩提出了两种反驳。
    其一是承认这两种模式做出了相似的预测，然后建立严谨的检验来证明战略文化模式对国家为什么采取现实政治行为可以做出更为合理的解释。主要有3种检验：第一种是在中国历史上寻找这样的时期，在其中，控制结构的变化，就可以确认战略文化的作用。如果战略选择随着战略文化的变化而变化，那么战略文化模式的解释力就可以得到证明。中国明朝符合这种情况。总体上，明朝前1/4阶段，帝王们致力于使王朝统治合法化，他们公开肯定儒家的安全方式。在这一时期，基于相对有利的战略环境，并且为了建立一种高尚统治的形象，明朝统治者是有可能支持对战略选择实施一定程度的制约的。通过详细考察这一时期的每一个年份，并且将相对实力有利于明朝而且明朝也发动了进攻的情况与相对实力有利于明朝但是明朝没有发动进攻的情况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其中强现实政治原理在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可以有力地证明战略文化模式比结构现实主义模式的解释更为合理。
    第二种检验是把强现实政治战略文化视为一个透镜，相对实力的变化通过它得以解释。没有这一范式，相对实力的变化就应当意味着不同的含义。在这方面，基于共同身份的自由民主和平区提供了有趣的证明。其观点是共同身份降低了我群体(in-group)的排他性，因此群体更加重视“他者”。由于每一方都清楚自己宁可妥协和谈判，并且每一方都相信另一方也这样认为，强现实政治范式的核心假定变得难以维持。于是军事冲突不被视为紧迫的，威胁不被视为零和的，武力不被视为有效的。无论相对实力如何变化，调和主义而非进攻性战略都被认为是更可取的。结果，相对实力的变化不被利用，劣势也不被担忧。因为当决策者处理与其他民主国家的关系时，强现实政治范式没有主导他们的认知，所以相对实力的变化对他们就不应产生与对拥有强现实政治战略文化的国家一样的影响。
    第三种检验考察随着结构的变化，中国战略文化的内容是否在不同的时期保持相对稳定。如果稳定，那么关于战略文化是附带发生现象的责难就不成立。中国这种强现实政治战略文化的形成阶段据说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国家之间政治的特点是无政府的多极关系。但事实上，这种强现实政治决策原理不仅在单极帝国与相对弱小的游牧部落国家的互动一直存在(例如，公元前2世纪中期到公元前1世纪中期的汉朝早期；公元7世纪早期的唐朝；15世纪中期至晚期的明朝)。这一事实表明，强现实政治决策原理的存续与特定的权力分配或者不同类型的无政府结构无关，而与一种特定战略文化的传播有关。
    另一种反驳是具体证明结构的作用其实是战略文化的附带现象。战略文化理论和结构现实主义关于行为的预测是截然不同的。战略文化理论认为战略文化与变化的相对实力互动产生行为。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变化的相对实力单独解释行为。结构现实主义在建立这种变量关系时，其实需要关于相对实力的变化对于国家安全意义的一个假定。进一步说，这种意义又取决于国家如何看待它们的利益。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结构现实主义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有些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利益和行为偏好的主要原因，无政府状态产生了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产生了被掠夺的担忧，正是这种担忧赋予了权力分配的变化以意义，因为在不确定他国意图的情况下，本国的安全最终只能靠自己充足的军事实力得到保证。但是在经验上，担忧的层次是存在很大变化的。例如，法国对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统一和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统一做出了非常不同的反应。20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民主安全共同体的西欧对其成员相对实力的变化也做出了非常不同的反应。无政府状态作为一个常量，不能说明担忧层次的显著变化，因此也就不能对相对实力变化的现实政治做出解释。
    还有一些结构现实主义者就乐于承认，国家利益以及国家根据这些利益来解释相对实力变化的方式是假定的，而不是结构本身内生的。在某些层次上，这些假定在经验上的合法性对于结构现实主义的合法性来说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假定首先被制造出来，其次才是这些假定正确的可能性，即决策者为什么倾向于以现实政治的方式解释相对实力的变化。他们的观点显然包含一种规范性成分，即如果国家想要在无政府状态中生存，它们不得不以现实政治方式思维，否则它们就会失败。变化的相对实力——结构——可以解释行为的惟一可能性是如果决策者认为这些变化对于国家安全有意义。就是说，是国家赋予了相对实力的变化某种意义。只有国家以现实政治方式界定其利益，它才会对相对实力的变化做出现实政治解释，并且选择现实政治行为。
    由此看来，结构现实主义关于国家利益/行为偏好的假定其实是植根于现实政治战略文化的。所以，战略文化模式与结构现实主义模式不是竞争性的。相反，结构现实主义模式可以被包含在战略文化模式之内。(15) 战略文化理论为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假定之一(国家利益/行为偏好来源于什么)提供了内容，而且这一内容是与结构无关的，一定程度上它存在于决策者的认知中，并且在不同的结构背景之间都存在。战略文化理论帮助结构现实主义解决了关于国家如何“思考”的难题，但是同时也表明——现实政治行为不是由于结构而是由于战略文化导致的。由此也就可以证明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
    三　江忆恩战略文化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不可否认，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其一，强调文化和历史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江忆恩指出，苏联的军事行为显示出一种先发制人和进攻性使用武力的偏好，这与其外部不安全、内部专制独裁的历史有关。美国倾向于以救世主或者十字军东征的方式使用武力，这与美国信奉战争是人类关系中偏离常规的行为以及道德主义有关。中国偏向于有节制地、出于政治动机防御性地、最小限度地使用武力，这与其古代战略家的治国方略和相对自满的优越感世界观有关。(16)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战略文化对一国战略行为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战略偏好，它们来源于国家早期的军事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家及其决策者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知特点的影响。非历史的或者客观的变量(诸如技术、实力、威胁的水平和组织结构等)都是次要的，是战略文化赋予这些变量意义。
    其二，战略文化理论不同意结构现实主义，认为仅仅对战略选择进行非历史、非文化的结构性分析是不完整的。但是战略文化理论并不拒绝理性本身作为战略选择的一个因素。事实上，战略文化与有限理性(基于战略文化的启发被用来简化现实)、过程理性(战略文化决定大部分做出选择的理性过程)、适应性或学习理性(历史选择、类比、隐喻和先例被用来指导选择)的概念是一致的。(17) 战略文化理论只是反对博弈理性或者经典的理性选择与预期效用模式中以变应变的战略。博弈中的战略关注如何根据对其他行为者会做什么的预测来做出最佳选择，而战略文化理论表明一个国家的战略行为是很少受他国的选择影响的。例如，战略文化分析家会认为，苏联没有接受美国的相互确保摧毁威慑原则，是因为基于苏联战略文化的偏好在历史上要早于核时代以及美国核原则的出现，而不是相对实力因素作用的结果。战略文化理论主张关注一国战略行为选择中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强调国家行为体所具有的社会性以及学习和反思能力，反对在传统的理性主义分析框架中把国家行为体物化、僵化的倾向，这些有助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中人性的回归，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国内外学者对江忆恩的战略文化研究主要是对其理论设计给予了肯定，认为江忆恩的贡献在于他所设计的严格的检验步骤，为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这一战略文化理论的核心问题提供了一种可操作、可检验的研究方法。与此同时，对江忆恩研究的质疑和批评也大量存在。在西方学者中，比如科林·格雷指出，江忆恩一味发展可证伪的理论，坚持把观念与行为分割开来，从而误解了战略文化的本质、特征和作用机制。战略文化其实只是提供了理解国家行为的背景而不是解释行为的原因。(18) 再比如，阿瑟·沃尔德伦批评江忆恩忽略了对中国文化有着更大影响的儒家经典，而且江忆恩对古汉语的翻译有些是有争议的。(19) 中国学者对江忆恩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对中国战略文化的定性上，把中国战略文化划归为强现实政治类型，这显然是中国学者所不能接受的。(20) 笔者认为，江忆恩的研究正是在经验验证中出现了严重的不足。由于他断言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是强现实政治类型的战略文化，结果在逻辑推理方面出现了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甚至推翻了其战略文化理论的基本假定。
    首先，选取的分析对象存在问题。江忆恩明确指出，战略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子集。(21) 但是他在选取分析对象以确定中国的战略文化类型时，却完全不考虑体现中国整体的思想文化的哲学/思想类文献，而只是选取了具体指导战争的兵书这一类文献，并且武断地以这种片面的文献分析来引出一般性的结论，显然是一个严重的逻辑错误。而且对中国明朝战略文化的分析，江忆恩也仅仅考察了一些参与军事活动的明朝大臣的观点，但是事实上在重大战略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家最高决策者——皇帝——其实发挥着更为关键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对于军事力量在国家间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和效率的认识必然更为全面和长远，必然考虑到除了直接使用武力以外的其他手段对于获取国家安全的重大意义。所以，研究明朝的战略文化还必须考察反映当时最高决策者的战略思想的文献，而江忆恩的研究中缺失了这一重要部分。
    其次，在江忆恩的战略文化定义中，战略文化是由核心范式与战略偏好组成的，如果中国战略文化中对核心范式讨论的层次是象征性孔孟儒家文化较多，而涉及具体战略问题时却具有强现实政治偏好，这就与其战略文化理论的概念前提——战略偏好是逻辑上来源于战略文化核心范式的一组假定——产生了矛盾。而且，江忆恩指出，3种理想类型的大战略偏好主要是指安全的手段，并不反映它们被用来实现的政治目的。(22) 不一定从一国的政治目标开始就推理出逻辑上相联的大战略手段，也不一定从一国的大战略手段中就能推断作为被揭示的对某些结果的偏好的政治目的。(23) 也就是说，具有强现实政治战略文化的国家不一定表现出扩张主义大战略偏好，表现出调和主义大战略偏好的国家也不一定具有理想政治战略文化。显然，这也与战略文化理论的概念前提产生了矛盾，并且使人们对其研究设计的严谨性、科学性产生了怀疑。
    再次，江忆恩的研究立意是要证明文化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这一关系的两端，其研究都存在问题。就文化而言，江忆恩开始明确说明了战略文化是文化的一个子集，战略文化理论旨在通过研究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来证明观念(或文化)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其经验验证中，他一方面承认中国的主导文化是孔孟儒家文化，另一方面却坚持认为中国的战略文化是属于强现实政治类型的，这实际上就把战略文化分离出主导文化之外，使两者由从属关系变成了并列关系，是其论证上一处明显的自相矛盾。就行为而言，为了说明战略文化理论比结构现实主义对于国家行为的解释更为合理，江忆恩在研究伊始就限定了要考察的行为只是现实政治行为。(24) 从这种先设的前提出发，江忆恩在经验验证中其实只是在千方百计地论证中国存在强现实政治类型的战略文化，而不是在证明战略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影响，这在其整个战略文化研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和遗憾。
    最后，江忆恩假定如果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战略文化，它们应该对各种战略选择做出不同的评价，并对其进行不同的等级排序。但是却在经验验证中得出中国主导的战略文化是属于强现实政治类型的，与西方的传统无异的结论。并且提到苏联、美国在面临战略威胁时，也都有优先选择进攻性使用武力的倾向。这就出现了前后矛盾，无法证明不同的战略文化会导致不同的大战略偏好等级，从而也就无法证明战略文化理论的解释力比结构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更强，最终撼动了战略文化理论的基本假定。
    所幸的是，江忆恩战略文化理论的研究目的是要证明文化对行为的影响。文化是习得的、可传播的，因而也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江忆恩本人也明确指出，战略选择的文化现实政治模式并不必然在一国内的不同时期持续存在或者在不同的国家之间普遍适用。只有当那些“学习”它的人们倾向于按照现实政治的方式行动时，战略选择的这种“风格”才是文化的。中国的例子为其他决策者也许并不支持强现实政治假定留下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可能性。同时也表明，现实政治行为是具有历史偶然性的，并且局限于某些问题领域。民主安全共同体以及和平区的存在就证明了并非所有“成功”的国家都是采取现实政治行为方式的。(25) 另外，江忆恩在《文化现实主义》一书中也多次声明该书只是研究文化对行为的影响的第一步，尤其是经验研究还存在得出其他结论的多种可能性，从而为自己的研究留下了理论空间，也为其战略文化理论模式本身保留了学术价值。事实证明，江忆恩后来对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侧重点发生了转移，注意到中国对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和融入，(26) 其原有观点的意识形态色彩得到明显淡化，从而显示了其战略文化理论作为单位层次的建构主义研究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