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的“包围曼谷”行动已经持续了几周。如媒体预料的那样，如此大规模的民众行动，如此你死我活的斗争姿态，擦枪走火是迟早的事。26日，“红衫 军”领导人之一的素廷（Suthin Taratin）遭到枪杀，当时他正在曼谷一个投票站进行演讲，一辆小汽车靠近他，向他射来两颗子弹，一颗打中了他的腿部，另一颗则打穿了他的脑门。凶手 虽然身份不明，但媒体猜测非常可能是来自反政府阵营。泰国的政治局势虽然混乱，但脉络非常清晰——敌对者分为水火不容两大阵营，一边是支持为泰党即他信、英拉集团的广大平民（包括农民、城市草根），他们以“红衫军”的形式大闹街头；一边是泰国南部的广大中产阶级、企业家为代表的精英阶层，“黄衫军”则代表着他们的利益。
（图注：当地时间2014年1月9日，泰国曼谷，反对派领导人素帖参加集会，为“封锁曼谷”行动预热，他坐在地上吃午餐。据悉，数千名泰国反政府示威者走上曼谷街头，为13日的“封锁曼谷”行动预热，要求泰国总理英拉下台。）
一个国家，总有不同的阶层，各有利益诉求是正常的事。民主的设计，应当是各政治力量在治国理念上寻找最大公约数，以协调各方利益。只有一个精密的制度设 计，才能保证各方力量得到制衡，民众满意或部分满意选举结果，国家才能有秩序地发展，民主才真正发展到与它威望相匹配的地位。然而，泰国的民主却彻底失败，与其共同崩裂的，还有整个国家。此前舆论认为，包围曼谷的反英拉运动撕裂了泰国社会，甚至有可能使泰国陷入内战。素廷的死，非常有可能引发反对派的疯狂报复，进而令泰国内战、分裂成为现实。
这个星球上，成功的民主国家不到20个，但失败的却有很多。很多人认为终结了极权统治，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就会自然到来，但事实并非如此。通往民主的道 路上布满了各种陷阱，一不小心就会踩进去，既有可能出现凯罗塞斯所指的“并非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的“灰色地带”，比如哈萨克斯坦；有可能出现“伊斯 兰复辟”，民众一夜之间重新举起《古兰经》，比如埃及、突尼斯；也有可能变成面目可憎、效率低下的民主，比如印度，三分之一立法议员有官司缠身，其中不乏 杀人、强奸等罪名；更有可能成为索马里的“无政府主义”，山头林立，各派武斗，民众之间以AK47互相射击，重返霍布斯的“丛林社会”……这些国家的民 主，总是因种种外力遭遇扭曲、变形，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不如说是在执行中。”泰国的民主呢？则跌入了另外一个陷阱之中。
在2006年军事政变、他信倒台之后，泰国就一直被所谓的民主所煎熬。泰国的民众，表面上掌握着选票，在程序上拥有决定最高领导人的权利。因此，无论是 农民、工人、手工业者，还是中产阶层、企业家阶层，都迸发出巨大热情，试图以选票实现自己的利益。问题是，哪一方选举上台，他的对手则会以街头政治形式大 唱反调，进行种种反政府示威，非要将领导人拉下台不可。这时，被煽动的民众就成为政敌的打手，以“民主”之名，为反政府暴行贴上冠冕堂皇的名号。英拉在任仅仅两年，还没获得足够的时间与机会实施泰国的改革，却遭遇数万反对派包围，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刹那间岌岌可危。
然而，英拉未必值得我们同情，两年前，她的支持者红衫军，照样是通过街头政治，将前任泰国总理阿披实拉下马。当时，红衫军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并不比今日逊 色。 2010年4月7日，红衫军示威民众向泰国国会发起了冲击，他们驾驶卡车撞开大门，数百人强行进入国会大院。讽刺的是，今天英拉遇到了前任阿披实相似的局 面，而阿披实被媒体一致认为是“围攻曼谷”的幕后推手。说到底，依然是英拉与阿披实的两派政治斗争，民众只是被煽动、被利用，成为各自手中的“撞城锤”。
本来说，民主选举这场游戏，肯定有输有赢，输了就得服输，寄望下一次大选能赢回来。但是，落败的政党通过冲上街头的方式，试图夺回政权，这令人感觉恐 惧。而数百万民众的加入，更让人毛骨悚然。这样任意破坏规则、更改结果，民主必然变成“胡搅蛮缠”。一旦双方都破坏规则，必然相互推搡、爆发冲突，贿选、 舞弊、黑箱操作还算小事，一旦暗杀、武斗泛滥，国家必然陷入灾变之中。即使英拉被围攻下台，他信力量在重整旗鼓后，必然再次站在新政府的对立面，这形成一 个死循环。
参与街头政治的示威者总是宣称，他们的举动是因为“关注泰国的命运”。殊不知，参与这场荒诞的斗争的人，恰恰就是对国家最不负责的人。他们的示威，可以说是一种无赖般的耍泼，却要将整个国家与民族搭了进去。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介意彼此伤害。然而，对他们的指责又是虚弱的，因为制度给了他们耍泼的自由，他们只是充分利用了设计漏洞而已。更无奈的是，这个设计漏洞，从技术上无法弥补。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现实的经验往往并非如此。一个没有完善规则支撑的民主，不仅无法反映民意，而且撕裂了整个国家。就比如一场拳击对打，只有具备擂台、 规则、裁判的前提，才是正常的体育赛事，是良性的竞技；如果没有这些前提，那就是暴力，是伤害，是杀戮。同理可证，没有规则制约的民主，只能是一场“泰式 文革”。正如香港评论家邱立本所说，“本来应该在权力殿堂中要冷静解决的问题，却在街头通过武斗的方式解决，民众打着民主的幌子，干着最伤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实践证明，没有制度安排，好伦理往往沦为坏政治，越是冠冕堂皇的口号，其暴力就越具有蛊惑性。数百万民众虽然掌握选票，但在整个民主体系中却扮演了助纣 为虐的角色。他们要么为利益所驱使，认为自己所拥护的派系能为自己实现利益；要么就被民主的概念冲昏头脑，受到某个口号蛊惑，形成群体效应，陷入集体无意 识之中。群众是个无名氏，他们可以一哄而上，却没人为革命的后果负责。勒庞指出过群众运动的可怕，“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群众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集体的力量与无责任状态，这让泰国街头运动走向荒谬与残暴。渐渐地，泰国的街头政治变成一场“概念上的革命”，扔出一个“新概念”便能发动一场运动。这令人想起了伯恩斯坦的名言：“最终目的已经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
某种意义上，泰国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天堂，因为选民可以任意发泄。除了国王不能亵渎外，泰国人可以任意指责政府、总理、国会，某种意义上形成“大社会， 小政府”的架构。讽刺的是，这种自由却是普通人的噩梦。缺乏强大的政府，导致社会安保力量严重不足。普通民众很多都持有枪支，甚至还有手榴弹。有的人结成 武装社团，不时使用暴力，其他人别无选择，为了自身安全只好结成其他团派，以增强抵抗力量。这种“囚徒困境”，造成民间的军备竞赛。大型运动常常造成暴力 冲突，导致人人自危。
再次重申，民主的确是好东西。建立良好的现代民主制度，政治学家经常将其形容为“抵达丹麦”，因为丹麦是民主最好的样本——它被学者兰特·普利斯特形容为“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它是一个精妙构建的结果。这个成功的民主模式，弗兰西斯·福山将其总结为三个要素：国家、法治、负责任的政府。他 表示，“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否则，就无法“抵达丹麦”，而会“抵达”泰国、印度、尼日利亚、索马里、哈萨克斯坦、 乌克兰……这些都是民主的不同陷阱。遗憾的是，连丹麦人也说不清自己是如何建立完善的民主，通往丹麦的路径，未必人人可以抵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 学者阿玛蒂亚·森说，民主制度至今为止仍是一种“预设”，这个药方并非人人管用。
“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民主。”或者这句话可以恰当地解释泰国民主失败的原因。泰国缺乏民主的土壤，大多选民都着眼于眼前利益，不顾国家大局；精 英阶层也通过耍泼耍赖取得政权；人人通过暴力反暴力——这样的民主注定是泥沼。福山指出，“在社会某个特定阶段，都会受到前一阶段的影响”。在泰国嫁接民 主之前，这个国度依然是由族群构成的封建社会；每个族群即使有政治领袖，其义务必然是使本族利益最大化；族群、部落之间存在积怨，暴力冲突是常态。从民众到政治家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死钻制度漏洞，以胡搅蛮缠手段干扰政治。这话其实也能解释或部分解释其他国家民主失败的案例。
在泰国民主的宏大构图中，还有两个关键的角色。一个是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泰国王室，一个是掌握“枪杆子”的军方。虽然泰王与军方领导人均表示“中 立”，但他们都是隐秘的“大boss”，真正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尤其是军方，其领导人深知政府力量越薄弱，自己的权力就越大。在两个“大boss”看来，民主只是给老百姓的一件玩具，供他们消遣只用，并营造人民当家作主的幻觉。这样说来，真的有点可悲。
作者：马立明 政治学博士，奇葩，夜里不睡，逼格无限大。南方血脉，于广东某报及某电视台担任评论员。
（图注：当地时间2014年1月9日，泰国曼谷，反对派领导人素帖参加集会，为“封锁曼谷”行动预热，他坐在地上吃午餐。据悉，数千名泰国反政府示威者走上曼谷街头，为13日的“封锁曼谷”行动预热，要求泰国总理英拉下台。）
一个国家，总有不同的阶层，各有利益诉求是正常的事。民主的设计，应当是各政治力量在治国理念上寻找最大公约数，以协调各方利益。只有一个精密的制度设 计，才能保证各方力量得到制衡，民众满意或部分满意选举结果，国家才能有秩序地发展，民主才真正发展到与它威望相匹配的地位。然而，泰国的民主却彻底失败，与其共同崩裂的，还有整个国家。此前舆论认为，包围曼谷的反英拉运动撕裂了泰国社会，甚至有可能使泰国陷入内战。素廷的死，非常有可能引发反对派的疯狂报复，进而令泰国内战、分裂成为现实。
这个星球上，成功的民主国家不到20个，但失败的却有很多。很多人认为终结了极权统治，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就会自然到来，但事实并非如此。通往民主的道 路上布满了各种陷阱，一不小心就会踩进去，既有可能出现凯罗塞斯所指的“并非威权也非货真价实的民主”的“灰色地带”，比如哈萨克斯坦；有可能出现“伊斯 兰复辟”，民众一夜之间重新举起《古兰经》，比如埃及、突尼斯；也有可能变成面目可憎、效率低下的民主，比如印度，三分之一立法议员有官司缠身，其中不乏 杀人、强奸等罪名；更有可能成为索马里的“无政府主义”，山头林立，各派武斗，民众之间以AK47互相射击，重返霍布斯的“丛林社会”……这些国家的民 主，总是因种种外力遭遇扭曲、变形，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不如说是在执行中。”泰国的民主呢？则跌入了另外一个陷阱之中。
在2006年军事政变、他信倒台之后，泰国就一直被所谓的民主所煎熬。泰国的民众，表面上掌握着选票，在程序上拥有决定最高领导人的权利。因此，无论是 农民、工人、手工业者，还是中产阶层、企业家阶层，都迸发出巨大热情，试图以选票实现自己的利益。问题是，哪一方选举上台，他的对手则会以街头政治形式大 唱反调，进行种种反政府示威，非要将领导人拉下台不可。这时，被煽动的民众就成为政敌的打手，以“民主”之名，为反政府暴行贴上冠冕堂皇的名号。英拉在任仅仅两年，还没获得足够的时间与机会实施泰国的改革，却遭遇数万反对派包围，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权刹那间岌岌可危。
然而，英拉未必值得我们同情，两年前，她的支持者红衫军，照样是通过街头政治，将前任泰国总理阿披实拉下马。当时，红衫军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并不比今日逊 色。 2010年4月7日，红衫军示威民众向泰国国会发起了冲击，他们驾驶卡车撞开大门，数百人强行进入国会大院。讽刺的是，今天英拉遇到了前任阿披实相似的局 面，而阿披实被媒体一致认为是“围攻曼谷”的幕后推手。说到底，依然是英拉与阿披实的两派政治斗争，民众只是被煽动、被利用，成为各自手中的“撞城锤”。
本来说，民主选举这场游戏，肯定有输有赢，输了就得服输，寄望下一次大选能赢回来。但是，落败的政党通过冲上街头的方式，试图夺回政权，这令人感觉恐 惧。而数百万民众的加入，更让人毛骨悚然。这样任意破坏规则、更改结果，民主必然变成“胡搅蛮缠”。一旦双方都破坏规则，必然相互推搡、爆发冲突，贿选、 舞弊、黑箱操作还算小事，一旦暗杀、武斗泛滥，国家必然陷入灾变之中。即使英拉被围攻下台，他信力量在重整旗鼓后，必然再次站在新政府的对立面，这形成一 个死循环。
参与街头政治的示威者总是宣称，他们的举动是因为“关注泰国的命运”。殊不知，参与这场荒诞的斗争的人，恰恰就是对国家最不负责的人。他们的示威，可以说是一种无赖般的耍泼，却要将整个国家与民族搭了进去。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不介意彼此伤害。然而，对他们的指责又是虚弱的，因为制度给了他们耍泼的自由，他们只是充分利用了设计漏洞而已。更无奈的是，这个设计漏洞，从技术上无法弥补。
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现实的经验往往并非如此。一个没有完善规则支撑的民主，不仅无法反映民意，而且撕裂了整个国家。就比如一场拳击对打，只有具备擂台、 规则、裁判的前提，才是正常的体育赛事，是良性的竞技；如果没有这些前提，那就是暴力，是伤害，是杀戮。同理可证，没有规则制约的民主，只能是一场“泰式 文革”。正如香港评论家邱立本所说，“本来应该在权力殿堂中要冷静解决的问题，却在街头通过武斗的方式解决，民众打着民主的幌子，干着最伤害国家利益的事情。”
实践证明，没有制度安排，好伦理往往沦为坏政治，越是冠冕堂皇的口号，其暴力就越具有蛊惑性。数百万民众虽然掌握选票，但在整个民主体系中却扮演了助纣 为虐的角色。他们要么为利益所驱使，认为自己所拥护的派系能为自己实现利益；要么就被民主的概念冲昏头脑，受到某个口号蛊惑，形成群体效应，陷入集体无意 识之中。群众是个无名氏，他们可以一哄而上，却没人为革命的后果负责。勒庞指出过群众运动的可怕，“彻底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是群众最明确的任务……群众只有强大的破坏力，他们的规律永远是回到野蛮阶段。”集体的力量与无责任状态，这让泰国街头运动走向荒谬与残暴。渐渐地，泰国的街头政治变成一场“概念上的革命”，扔出一个“新概念”便能发动一场运动。这令人想起了伯恩斯坦的名言：“最终目的已经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
某种意义上，泰国是自由至上主义者的天堂，因为选民可以任意发泄。除了国王不能亵渎外，泰国人可以任意指责政府、总理、国会，某种意义上形成“大社会， 小政府”的架构。讽刺的是，这种自由却是普通人的噩梦。缺乏强大的政府，导致社会安保力量严重不足。普通民众很多都持有枪支，甚至还有手榴弹。有的人结成 武装社团，不时使用暴力，其他人别无选择，为了自身安全只好结成其他团派，以增强抵抗力量。这种“囚徒困境”，造成民间的军备竞赛。大型运动常常造成暴力 冲突，导致人人自危。
再次重申，民主的确是好东西。建立良好的现代民主制度，政治学家经常将其形容为“抵达丹麦”，因为丹麦是民主最好的样本——它被学者兰特·普利斯特形容为“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它是一个精妙构建的结果。这个成功的民主模式，弗兰西斯·福山将其总结为三个要素：国家、法治、负责任的政府。他 表示，“成功的现代自由民主制，把这三种制度结合在稳定的平衡中。”否则，就无法“抵达丹麦”，而会“抵达”泰国、印度、尼日利亚、索马里、哈萨克斯坦、 乌克兰……这些都是民主的不同陷阱。遗憾的是，连丹麦人也说不清自己是如何建立完善的民主，通往丹麦的路径，未必人人可以抵达。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 学者阿玛蒂亚·森说，民主制度至今为止仍是一种“预设”，这个药方并非人人管用。
“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民主。”或者这句话可以恰当地解释泰国民主失败的原因。泰国缺乏民主的土壤，大多选民都着眼于眼前利益，不顾国家大局；精 英阶层也通过耍泼耍赖取得政权；人人通过暴力反暴力——这样的民主注定是泥沼。福山指出，“在社会某个特定阶段，都会受到前一阶段的影响”。在泰国嫁接民 主之前，这个国度依然是由族群构成的封建社会；每个族群即使有政治领袖，其义务必然是使本族利益最大化；族群、部落之间存在积怨，暴力冲突是常态。从民众到政治家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死钻制度漏洞，以胡搅蛮缠手段干扰政治。这话其实也能解释或部分解释其他国家民主失败的案例。
在泰国民主的宏大构图中，还有两个关键的角色。一个是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泰国王室，一个是掌握“枪杆子”的军方。虽然泰王与军方领导人均表示“中 立”，但他们都是隐秘的“大boss”，真正国家权力的所有者。尤其是军方，其领导人深知政府力量越薄弱，自己的权力就越大。在两个“大boss”看来，民主只是给老百姓的一件玩具，供他们消遣只用，并营造人民当家作主的幻觉。这样说来，真的有点可悲。
作者：马立明 政治学博士，奇葩，夜里不睡，逼格无限大。南方血脉，于广东某报及某电视台担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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