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种的邪恶：红色恐怖组织

来源: kdkboy 于 2011-12-28 23:40:48 [档案]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19287 bytes)

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日本“赤军”、法国“直接行动”、秘鲁“光辉道路”、西班牙“埃塔”、巴勒斯坦“人阵”、爱尔兰“共和军”（后两个是兼有极“左”和民族主义特征的恐怖组织）……在国际歌的悲壮歌声中，在砸烂资本主义的激昂口号中，在生搬硬套的马、列语录中，他们给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爆炸、枪击、绑架、暗杀、炸机、劫机、劫船……无所不为。

它们的外在特征与民意党十分相像：

第一，社会身份相似，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如意大利“红色旅”的创始人是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德国“红军”最初的十七个核心成员中，包括十个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助、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日本“赤军”诞生于京都大学和明治大学。秘鲁“光辉道路”的头目是军区司令的儿子。

第二，目标相似，都有正义的目标。如法国“直接行动”的目标是“动员群众，宣传其纲领、目标，最后推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日本“赤军”的目标是“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日本人民共和国”。“红色旅”中的学生们“在工厂策动罢工，向工人们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的思想，力图促使意大利发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红军”领导人迈因霍夫说：“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 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总之，在第二代恐怖组织那里，你听不到一句不正确的言论。

第三，形象相似，都是知识分子的优雅外貌，没有一个长得像暴徒。此外，还有一个相似令人奇怪，即年轻女性多、美丽姑娘多。这点堪与民意党一比高低。如德国“红军”的领导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是个“相当漂亮而腼腆的女人”，日本“赤军”的缔造人重信房子更被称为“黑发美女”。

如果你以为年轻姑娘能给恐怖运动带来一点怜爱，一点温情，使其更多一点人性，那就错了。在第二代恐怖组织中，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1976年，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法航139次班机上，使旅客“丧失生的愿望”的是一个妙龄女郎。只要德国“红军”的加布里勒（又是一个金发美女）出现在哪里，哪里的旅客就全低下头，老人泪流满面，小孩失声痛哭。劫后余生的以色列妇女达维森写道：“这个虐待狂似的德国女恐怖分子，一直拿着手枪走来走去，使我们想起纳粹。”

1978年，意大利“红色旅”绑架了前总理莫罗，在囚禁了五十五天之后将其杀害，由“具有惊人美丽”的安娜执行死刑。安娜朝莫罗胸前开了十一枪，但故意不朝心脏打。何其残忍！

巴勒斯坦“人阵”的“因罪行及美貌而世界闻名”的莱拉·哈立德，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四次（两次策划，两次率队）劫机，简直成了劫机专业户。为了便于从事恐怖活动，她对自己的美貌（媒体称她“奥黛丽·赫本般的清丽面庞，眉目含羞楚楚动人”）开刀，六次整容。

“黑九月”的瑞瑟·哈赛，护士学校学生，才十九岁，爱哭泣，在与同伙劫持比利时航空公司751航班受挫时，这位“白衣天使”不是饶了全机乘客，而是计划引爆身上的手榴弹，“和大家同归于尽”。

暴力会使人异化，暴力会诱惑人。这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刚参加恐怖运动的时候，原也不是嗜杀成性的罪犯，有的甚至怀着崇高的理想。但一旦陷入暴力，尝到那种迷幻的快感，尝到控制感、主宰感，就为暴力所掌握，人就成了非人。

西方拍了不少“红色旅”、“共和军”题材的影片，正是看中了这种复杂性。这类影片大都是优秀影片，历史、文化、阶级、人性、心理、两性……多少对立面在这里相撞、消解，化得几分凄楚、几声抽泣。

可是至今没有反映“赤军”的影片，谁也不愿拍“赤军”的影片，因为太惨、太悲伤了。

1972年，因为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斗争”，“赤军”的冈本公三、奥平刚、安田安之三人在以色列的路德机场候机厅展开了死亡攻击。他们一边冷静地向四面八方滚出球形手雷，像滚保龄球似的，一边掏出冲锋枪向旅客扫射，共打死二十六人，使一百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世界著名生物学家艾哈龙·卡恰尔斯基。事后，惟一没被击毙的冈本公三说：“当我被捕时，一个日本人问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吗？’但他能提出另外的办法吗？……我们三个战士希望死后成为猎户座的三颗明星。革命将继续下去，还将有更多的星星……”

是“神风突击队”吗？二战那支狂热的日本空军借尸还魂了？“赤军”已经不大像第二代恐怖分子，而是有点像第三代恐怖分子了。

人间最慈祥的爱是母爱。观世音菩萨、圣母玛利亚、妈祖……都是人类母爱的象征。假如真有圣母玛利亚，真有观世音菩萨，1972年是她们落泪最多的年份。路德机场惨案、慕尼黑奥运村惨案、轻井泽雪山惨案……她们长时间地哭，也不会想到二十九年后还将痛哭一场。也许她们哭得最厉害的是轻井泽雪山惨案，因为轻井泽惨案使日本人精神永成残废。

1972年2月，警察在严寒的轻井泽山区发现了“赤军”的一个隐蔽基地，五名“赤军”骨干分子逃窜。在随后被警察的追捕中，五个人占领了深山中的一个度假旅馆，抓了一个人质与警察对峙。接着事态越卷越大，当局调来一千二百名警察参加围攻。现场子弹纷飞（恐怖分子似乎有打不完的枪弹），却长时间攻打不下。全日本有百分之九十二点二的观众通过电视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数百名新闻记者躲在盾牌后匍匐而行，闪光灯一闪一闪。谁也没有将这个事件与惨案挂起钩来，只觉得这事极具新闻价值。警方先是对“赤军”分子劝降，开来装有强力扩音系统的装甲车，呼叫：“想一想你们的前途，投降吧！”“你们的罪过并不大，放下武器，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权利！”又请来了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请他们观察现场，提一些建议。但心理学家提不出什么好建议，呆了两天，又走了。而“赤军”分子继续开枪，使包围的人不敢抬头。这时已查明恐怖分子是某某大学的学生，当局动用飞机把三个大学生的母亲从外地接来。三位母亲站在最前列用话筒呼叫孩子，声泪俱下。其中坂东国男的母亲坂东美子太太很有文化素养，试图从政治角度劝说：“你们知道尼克松先生正在中国同毛主席会谈。出来吧！你们的任务已完成了。”但她的话没有引起反应。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文的不行，武的不行。全国人民都渐渐介入了这一事件，只要谁自认为自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在电视机前拨通警察局的电话，献计献策，有一位甚至提议使用遥控催眠术使恐怖分子陷于睡眠状态。

为什么恐怖分子不出来？人质还活着，他们的罪其实并不大。按日本当时的法律，判三年就出来了。谁也没想到他们是滔天罪犯！这个谜底在警察攻破大楼后才揭晓。

原来他们是“赤军”的“执法者”，轻井泽深山营地是“赤军”执行“革命法律”的执法点，后山坡上埋有一年来被处死的十四具“赤军”“变节者”的尸体。在与警察遭遇前，他们刚刚执行完对几个“变节者”的死刑。警察坦白了……

警察从后山坡雪地里挖出来十四具尸体，全都是被脱光衣服打得血迹斑斑后捆绑起来丢在雪地里冻死的。其中有四个年轻的女学生。有一个是因为带耳环而被打死的，因为带耳环被“赤军”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表现。还有一个是因为结婚和怀孕，违反了组织法律，“被指控为阻碍集团行动”，赤条条地绑在树上冻死。她死的时候已经妊娠八个月了。一旦批判开了头，就制止不住了，打人最凶的是“赤军”女头目永田裕子。

每个“变节者”在被处死之前都有经过“Sokatsu”程序模拟审讯。所谓“Sokatsu”，按牛津字典解释，就是推理过程：“用一个总的概念或假设，把许多孤独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进入“赤军”的“Sokatsu”法庭，只有一死。

在这种法庭上，“赤军”对以前的战友严刑拷打。“有一个男人被他的十九岁和十六岁的弟弟们用刀戳死。另一个人由于疼痛难忍，咬断自己的舌头，流血而死。最残忍的是有个女人被捆绑起来，堵住嘴，推到茅房的地板下面，而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就在她的上面干着平日的事情。她能够听到他们谈话、吃饭、喝酒。过了三天才死去。”

日本全国都哭了！

坂东国男的父亲在一颗树上上吊，临死前给全国人民留下道歉信：“我以自己的死，对我儿子的罪过表示歉意。”

其实“赤军”自己的心也在颤抖。他们每次恶行过后，都陷入恐惧中。他们还是有思想底线的，第二代恐怖分子——还是有思想底线的。

在路德惨案结束后，大厅的空气中还散发着火药味、血腥味，人们在恐怖分子尸体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Rimbaud回忆录》，折角的那一页写着这样的诗句：“我把自己出卖给谁？我该崇拜什么禽兽？打击什么神圣偶像？碎谁的心？赞成什么谎言？踩着谁的血迹？……”这是一个年轻的恐怖分子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