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了
下面，我要说的是另一位“六四”的死难者——北京农业大学园艺系硕士生戴
金平。那年他毕业在即，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家人也有了一个盼头。但是，转
瞬之间这一切都化成了泡影。
农大在“六四”事件中有一位研究生遇难。我是在“六四”后不久就知道的。
但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苦于查找不到线索。一直到１１年以后，即２０００年冬
天，我才从难友苏冰娴女士那里得知死者的有关信息。那是苏女士的一位老同学，
一位农大教授无意间向她透露的。之后，苏又设法得到了戴的亲属在湖北农村的地
址。但是，还没有等到与这家难属取得联系，苏冰娴女士却突然离开了人世。苏的
不幸去世犹如晴天霹雳，使我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是，当我一想到苏生前把
这家难属交到我手上的情景，我立即意识到我必须马上去完成这件她生前未了的事
情。于是，我没有等到办完苏的丧事就给这难属发出了查询的信件。
几天后，我在忐忑不安等待中终于收到了这家难属的回信。但信中所述却令我
难以淬读——想不到这又是一个苦难深重的家庭！信中说：自戴遇难后，这个家庭
所有的希望落空了。随之而来的是，戴母因悲伤过度，常年疾病缠身，完全丧失了
劳动能力。戴家本来属于湖北的贫困地区，而且是一个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的纯农户
，现在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为生活所迫，戴父不得不只身远走他乡去了武汉，靠出
卖苦力打工养家。但想不到在以后的几年里，这个不幸的家庭又连遭厄运。９５年
，戴家的小儿子突患神经分裂症，家里又失去了一个劳动力。９８年，外出打工的
戴父在武汉的汉正街无缘无故地被歹徒打死，末了还落得个状告无门的结局。一个
家庭就这样转眼之间被毁了，只剩下了一个无依无靠，被疾病折磨得几乎难以支撑
的老妇人。对于这样一位连遭劫难的农村老妇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残酷的呢！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吧！
这些年来，程仁兴，周德平，戴金平……这一个个仿佛仍活着的名字，常常萦
绕在我的脑际，令我无法忘怀。而当我一想起这些名字背后一个个如此不幸和苦难
的家庭，更让我寝食难安。我苦于不能经常给这些家庭写信，因为信件经常遭检查
和没收；我也苦于不能在电话里把要说的话明白说出，因为我的电话是受监控的。
我怕给他们带来新的伤害。但是，我又无法把他们放下。我给他们转送救助捐款，
每一次都总是提心吊胆地盼着能早日收到他们的回条。因为，如果手续上出一点差
错，或者捐款中途被截，我知道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为此我不得不谨慎从事，仔
细考虑每一个环节，转上好几道“弯”才把捐款安全地送到他们手里。
这就是我和这些受难家庭时时刻刻都要面对的现实。它是那样的黑暗和险恶，
那样的虚伪和冷酷。那样的令人憎恶。
今年春节期间，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各级党政要员们一窝蜂地跑到边远地区去
“访贫问苦”，口口声声说要关心“弱势群体”，心里不由得一阵恶心。今年三月
，我又从两代会的电视报道中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民代表慷慨陈词，口口声声说要关
注“农村的贫困”，我又禁不住一阵恶心。现在，表演时节已经过去，供他们表演
的场地也已收拾干净，还有谁能见到他们再去问一问农民的死活和疾苦！我看透了
这个制度的虚伪和腐败，更看透了那些党国大员的假仁假义，他们整日价把所谓的
“三讲”，“三个代表”挂在嘴上，但他们除了关心自己的权势和钱袋，有几个真
正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一切都被他们“代表”去了，老百姓除了任由他们欺
压和宰割，还敢说什么？还能说什么？
让我们记住周德平，程仁兴，戴金平这些名字吧！他们是敢于把那些假仁假义
的大员和代表们推到一边，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语言站出来说话的人，他们带着
家乡父老的嘱托，带着神圣的使命感，走出了家乡，又走出了校门。他们已经倒在
了天安门广场上，倒在了“共和国”的旗杆下。我不知是否还有人想起他们，但我
相信，他们的名字将被历史记录下来，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