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国，受到热烈欢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会晤。访问过程相当隆重和友好。据最新消息，双方已达成多项重要协议，如中方扩大美国商贸准入范围、互相进口更多商品、就霍尔木兹海峡畅通和伊朗无核化达成共识等。
特朗普在宴会讲话上，还提及美国缔造者之一富兰克林对孔子的推崇、罗斯福在二战期间称赞中国人民的勇敢，来说明美中具有“共同价值观”。而习近平则在会谈中提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提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蓝图。双方会谈很融洽。特朗普还邀请习近平今年9月下旬访美。本次特朗普访华，还带来庞大政商代表团，2020年至今被中国制裁的国务卿鲁比奥、深度介入美国政治的亿万富豪马斯克、华裔身份的英伟达总裁黄仁勋等都随团访华。
根据本次访华议程和情况看，中美关系显著回暖。对于较敏感的港台疆藏问题，以及香港黎智英释放问题，特朗普虽有提及但以低调方式处理，还刻意回避了记者关于台湾问题的公开提问。显然特朗普不愿令中方不快，而且内心就不很在意这些非经贸的、与美国现实利益关系较弱的议题。本次会谈议题主要集中在商贸领域，也涉及若干科技合作，还谈及重要国际局势，务实外交特征明显。
这意味着，特朗普第二任期后面的两年半，中美关系将以友好互利的合作为主，双方的竞争也会集中在经贸领域，而意识形态分歧和对立将被搁置，双边关系将进入较稳定和谐的新时期。如果今年9月中国领导人访美延续本次特朗普访华的基调和氛围，中美务实竞合压倒意识形态的新常态将更加确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征和表现。在1949年到1960年代，因为意识形态对立和国家间冲突，以及全球冷战氛围，双方是高度敌对的对抗关系，还一度爆发热战。中国视美国为帝国主义侵略者、资产阶级的最反动堡垒、蒋介石政权的操纵者，美国则将中国当作可恶的共产主义国家、可怕的红色恶魔、好斗的挑衅者。
但到了1970年代初，因为中苏关系破裂、美苏对抗激化，中美都面对苏联的巨大威胁，以及两国各自内部危机，中美执政者选择停止对立、搁置争议，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1972年毛泽东和尼克松实现历史性握手。这是中美放下意识形态争斗、务实合作的奠基。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将发展中美关系的路径延续下去，加强了中美合作，并于1979年正式建交。中美通过发展经贸和科技文化交流、互派人员往来等形式，将双边关系加以深化和常态化。
在1990年前后，中美关系曾因中国内部政治动荡和相关问题短暂转冷，中国也重启反西方、反西化的政治和宣传，中美互信有所下降。但其实中美之间的合作交流并未被根本的破坏，且很短的低潮后就重新回暖。中国巨大的经济潜力，尤其巨量廉价劳动力和庞大市场规模，让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到与中国合作的好处。同时西方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将促进政治民主和社会开放，所以加大对华投资，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融入全球化。
于是，中美之后三十多年都保持了务实合作，没有因意识形态问题而中断交流。但在不同时段、中美不同领导人执政时、不同的具体情况下，中美关系的好坏及侧重点存在差别。如两个布什和克林顿时期、奥巴马第一任期，双方关系相对融洽、合作多而冲突较少。而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和拜登执政时，以及特朗普第一任期后半段，中美的摩擦和冲突增多，对立趋势更明显。另外，民主党人执政时，更容易就中国人权问题及港台疆藏问题发生冲突，共和党人则因更务实而较少在这些方面与中国龃龉。
中美关系经历多次起伏和变化的原因是，一方面中美存在明显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而常常发生冲突、难以互信，中国崛起也挑战了美国霸权、中美竞争加剧；另一方面，中美又在诸多领域相互需要、相互依存，在全球化和巨量经贸往来下难以“脱钩”。
因为中国并非基于政治多元和竞争性政治的民主体制，权力高度集中，与讲求自由民主、权力分立的美国存在天然矛盾。中国官方宣称信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让美国保守反共势力反感。而中国经常发生人权事件，以及港台疆藏的长期问题、南海问题等，也会牵动重视人权和国际秩序的美国方面关注和批评，以及中方反制，诱发中美摩擦。美国也始终无法信任缺乏透明度、与西方制度不同的中国，还与英法德日等战略及价值观上的盟友共同制衡中国。
但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全球经济引擎，在国际上话语权举足轻重，也是美国重要经贸合作对象。这样的现实让美国难以“离开”中国，反而处处需要中国。所以美国不得不部分的放弃或软化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国的对立，保持对华务实合作。
中国在与西方不同的制度基础上，实现经济崛起、在战略与科技上与美国竞争，美国面对中国在意识形态和经济贸易双重挑战下，也尝试对华“脱钩”。但事实证明，在深度全球化、中国举足轻重影响力、美国对华经贸依赖严重情况下，并不能真正“脱钩”。有限的“脱钩”也让美国“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得不偿失。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推动“脱钩”和贸易战，拜登政府联合盟友围堵中国、特朗普第二任期之初对华关税战，都没有取得理想成果，若干对华“脱钩”和遏制政策虎头蛇尾、不了了之。
所以，美国要重新考虑对华关系，再次将务实合作置于优先。这也与特朗普本人的立场和意愿有很大关系。特朗普的风格是非常务实、趋利的，对于民主人权不屑一顾，在国内都在加强威权专断，也不很在乎“美国优先”之外的议题。在国际上，特朗普与美国传统盟友、基于自由民主共同价值观的欧洲建制派不和。特朗普还崇拜政治强人，多次公开赞扬中俄朝领导人的强势和专断，羡慕后者说一不二的权威。这也让特朗普和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特朗普的支持者，尤其是“MAGA”群体，也是在意美国自身利益而不在乎他国人权。无论从美国还是全球看，自由民主也有退潮趋势，民粹和威权盛行。这样背景下，特朗普执政的美国，对华缓和、加强合作，不仅少了意识形态障碍，还多了若干有利因素。
当然，特朗普执政团队及对华政策，也一直有强硬和温和的分歧和摇摆。如国务卿卢比奥、前国务卿蓬佩奥，以及前顾问博尔顿、现幕僚余茂春等，都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竞争等主张对华强硬。但特朗普重要合作者马斯克、财政部长贝森特等，则更多从经贸方面考虑，注重与中国合作。
特朗普本人曾站在强硬派一边，开启对华“脱钩”进程，但如今显然转向对华温和路线。其实，与中国合作赚钱确实更符合特朗普的意愿，特朗普早在未当选总统时就已与中国有许多商贸往来。作为无特定政治信仰的反建制民粹政治人物，特朗普也不拘于传统政客在意的人权立场、无感于港台疆藏敏感议题，更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为难中国。至于双方在经贸和战略上的竞争，虽然激烈但非零和博弈，特朗普作为商人乐于且擅长一边竞争一边合作。
今年是美国中期选举年，特朗普面对美国国内反对声浪和经济下行压力及就业问题等，需要改善对华关系而刺激美国经济、卖出更多农产品和工业品，增加收入和就业，争取选民支持。美国各财团和工商阶层也倾向与中国合作。这样背景下，特朗普有强烈动力热情访华、改善中美关系。
而中国方面同样面对经济下行和诸多国内问题，也希望改善外部环境和发展外贸。同时，中国与欧盟存在价值观分歧、与日本关系恶化。改善对美关系利于中国内政外交，也能瓦解围堵中国的美欧日联盟。特朗普的务实色彩、不强调意识形态问题，也符合中方口味。中国也无意输出意识形态和改变美国制度，在伊朗、委内瑞拉等问题上也避免和美国对抗，也让特朗普对中方有好感。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提出中美不应陷入大国零和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也能反映中方希望避免与美国冲突失控、长期稳定合作的意愿。中美双方都意识到合作好于对抗、G2强强联合胜于两败俱伤被他国渔翁得利。所以本次特朗普访华和中美领导人会晤，也就顺理成章，几乎没有阻碍。相比2024年习近平访美与拜登会晤，双方颇有分歧、各怀心事，本次习特会要和谐的多。
虽然本次特朗普访华可以说友好顺利、成果不少，但也有其局限性。包括台湾问题在内若干敏感问题，以及双方经贸竞争和摩擦，中美都选择低调和搁置，也就意味着并未解决，矛盾和隐患仍在。特朗普执政团队中的鲁比奥等对华强硬派，即便接受对华妥协和来华访问，也不意味着认同对华友好路线，未来仍然会主张对华强硬，在特朗普政府决策中起到重要作用。另外，本次会晤气氛非常友好，但达成的成果其实并不具有突破性，还是在常规合作范畴内。
特朗普个人往往朝令夕改、政策骤变，时势也不断变化，本次访华成果能否“变现”、中美友好氛围能持续多久，也并不确定。若今年中期选举民主党控制国会、2028年总统大位易主，中美关系又可能再大幅转变。所以，对于本次特朗普访华及其成果，也不能过于拔高，对中美关系只能审慎乐观。
从更长远看，中美关系仍将是务实竞合与意识形态对立交织，有时友好合作压倒对立冲突，有时双方矛盾使得合作停滞、互相制裁。具体情况则取决于当时两国及国际形势、领导人的决策，以及突发事件的影响。中美在全球层面的竞争和“擦枪走火”的风险始终存在，却又相互依存而难以“脱钩断链”。笔者当然是希望中美合作多一些、冲突尽可能少些，兼顾经济民生和民主人权，以建设性方式促进中国、美国、全球的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