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垄断话语与压制表达、民间商业化娱乐化下,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中国的异化

 

每年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世界大多数国家地区都会有纪念活动,不少国家还有大规模街头游行示威,巴黎、柏林、纽约等城市都有盛大集会,伸张妇女权利。

 

   而在中国,情形与多数国家不同。中国并非是那种完全压制纪念妇女节的宗教保守国家,每年3月8日都有不少与妇女节相关的活动。但具体的内容与形式,却迥然不同于政治和社会自由较多的国家。

 

   一方面,中国官方在每年三八妇女节都有正式纪念活动。党和政府、人大和政协、妇联等组织机构都会举行相关会议,官方媒体也会报道。但这些内容都集中于宣传官方妇女事业成就,联谊精英女性,并严格遵循统一的文宣口径,难以独立自主的表达,没有与主流舆论不一致的声音和异议。即便承认问题和不足,也提前限定了讨论与批评反思的范围和力度。

 

   于是,官方的妇女节纪念,成了某种“官样文章”和“行礼如仪”,而缺乏实质性和批判性的内容。

 

   而另一方面,民间的妇女节纪念,普遍娱乐化、去严肃化。每年妇女节,不少高校、公司单位,都会出现“女生节”、“女神节”之类横幅和宣传,商家也借此进行营销活动。3.8成为取悦女性、为女性带来一点物质红利、各方“皆大欢喜”的娱乐节日。

 

   同时,对于妇女权利、女性遭受的痛苦、结构性不公等严肃话题、涉政治和体制的敏感议题,却从公共空间尤其线下活动中消失或边缘化。娱乐代替了批判,物化抹除了反思,狂欢节取代了“愤怒日”。

 

  简而言之,三八妇女节在中国官方和民间,都发生了异化,与妇女节的本意疏远,而被扭曲和挪用。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是高度强调妇女解放女性权利的左翼党派和国家。中共建立早期就提倡妇女打破封建家长制压迫,追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等权利。共和国建立早期也推动过女权议程。

 

  但随着中共政权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国家由革命为主线变为建设和稳定为优先,对待妇女和女权问题也趋向保守。如从强调婚姻自由,转向“劝和不劝离”,要女性“服从革命安排”、“顾全大局”。对女性的要求从鼓动打破各种束缚,到强调女性承担家庭和国家责任。官方还对于与官方步调不一致的独立女权人士、批判性的女权活动,进行软硬兼施的打压。毛泽东时代中国看似充满革命热情,实际上却很保守,对妇女操守、义务要求很高,对女性解放促进虽有成就但有限,并局限于城市精英和国企工人妇女。

 

   而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中国各阶层女性得到了更多自由就业机遇,更好的生存条件,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面对被物化、权利尊严被消解、结构性压迫仍无处不在的挑战。在金钱弥漫的环境中,女性的身体被暗暗标上价码,各种权利也被动或主动的成为交换物质的“筹码”。有的女性在大环境下转向物欲至上,不仅乡村有彩礼,大城市也有“攀龙附凤”。在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潮流下,许多女性对权利自由和女性整体利益忽视甚至鄙夷。

 

  正是这样的现实,促成中国官方和民间社会异化了三八妇女节这一本来严肃的节日。

 

    而最近几年,女权问题在中国又发生了一些悄然的变化。在官方层面,越来越倾向女性服从国家大政方针、对社会稳定的作用,如出台“离婚冷静期”,以及刺激生育、鼓励女性相夫教子,妇女政策较之前更加保守化。一些独立女权机构、宣传女权的网络平台也被封禁。这是令人忧虑的情形。

 

   但在民间,在避免过于敏感政治议题前提下,女性的觉醒和活动有增多趋势,更多女性从性别角度理解自身的处境,发出女性立场的声音。女权主义不再是孤芳自赏式的花瓶,而是在社会各角落生根发芽,与女性日常的生活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海外华裔女性团体、女权聚会和线下活动,也更活跃、言论更大胆。这又是较让人乐观的情形。

 

   当下和未来中国女性和女权主义的命运,尚在不确定中。但无论如何,女性的觉醒、追求权利自由,都是必要和值得肯定的。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起源,就是美俄等国女性勇敢的站出来抗议不公、为“第二性”呐喊、为男女平等和女性独特权益抗争。今日中国的女性应了解这样的历史,明白当今妇女权利的来之不易,捍卫权利和进一步拓展女权的重要性,抵制对妇女节的异化,追求平等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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