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美”是门生意——个人稳赚不赔，国家代价沉重

在中国，“反美”对个人而言，意味着安全、正确、前途光明；对国家而言，它却意味着高昂成本、战略误判与发展机会的流失。

 

在中国高度强调忠诚的环境中，态度本身就是资本。美国长期被描述为“外部威胁”的象征，从“美帝国主义”到“遏制围堵”，从意识形态对抗到制度竞争，围绕美国构建的叙事框架，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政治话术。

 

这种体系有一个现实功能——筛选忠诚。当一个人公开表达强烈的“反美”立场时，他不仅是在发表观点，更是在进行政治表态。这种表态与官方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在重大议题上“站队正确”，在体制内部展示政治可靠性

 

在这种环境下，反美不需要复杂论证，也无需严密逻辑。它只需传递一个信号：我站在安全的一边。于是，“反美”成为一种低风险、高回报的姿态投资。在舆论场上，它可以赢得掌声；在官场体系中，它可以积累信誉；在媒体语境中，它可以转化为流量和名声。个人“稳赚不赔”——你不需要承担后果，却可以获得收益。

 

如果把情绪暂时放下，从历史事实出发，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1900年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签署《辛丑条约》，需向列强支付巨额赔款。后来，美国政府决定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用于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并促成了清华大学的建立。这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起点之一。

 

在抗日战争期间，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物资援助。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参与作战，美国工业体系为中国提供了重要支持。那一时期，中美关系是战略合作关系。

 

1979年中美建交后，双方经贸往来迅速扩大。美国市场、技术与资本，为中国制造业腾飞提供了关键外部条件。2001年中国加入WTO，美国的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既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也是技术、教育和投资的重要来源。

 

个人可以用情绪换取收益，但国家不能，需要为反美承担沉重的成本。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直接将新中国卷入与美国的军事冲突。这场战争巩固了政权内部的凝聚力，但使中国长期陷入国际孤立，并承担了巨大的经济与人员损失。对一个刚刚经历内战、百废待兴的国家而言，是沉重的负担。

 

冷战初期，为了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唯苏联马首是瞻，号称“同志加兄弟”，最终反目成仇。苏联解体后，为了抗衡美国，中国向俄罗斯投怀送抱，围绕遗留的边界问题，北京不惜拱手相让被侵占的领土；在乌克兰问题上，对莫斯科保持倾向性的支持，以求俄罗斯的“同情”，共同牵制美国的影响力。

 

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是结构性竞争的集中爆发，从更深层看，并非完全基于具体政策分歧，而更多源于制度竞争。美国代表的是自由选举、权力分立、新闻自由等制度安排，中国坚持的是一党领导、集中统一的专制体制。

 

在这种结构下，美国的存在不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制度象征。它的繁荣、开放与社会活力，会被中国人“羡慕嫉妒”，从而威胁中共政权，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恨”，持续强调美国的“外部威胁”，从而在内部形成凝聚效应，转移内部矛盾，强化政治忠诚，凝聚民族主义情绪。在政治心理学层面，这是一种经典的“外敌整合效应”。

 

令人可笑的是，当“反美”成为情绪消费品，却与现实背道而驰。美国大片和美国文化在中国大受欢迎，大行其道；赴美留学移民成为热门选择；中国企业争先恐后进入美国市场……一边高喊对抗，一边深度依赖。这种结构说明，经济与社会发展逻辑，并不以情绪为转移。市场、技术、教育与资本流动，遵循的是效率与利益原则，而不是情绪标签。

 

国家之间可以竞争、博弈、对抗，但前提应是理性评估，而不是情绪驱动。美国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它既可能是竞争对手，也可能是合作伙伴。关键在于如何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防范风险，而不是陷入单向的敌意叙事。当“反美”成为默认选项时，思考就停止了。当思考停止，代价就会越来越沉重。

 

对个人而言，态度投资也许能带来短期收益；对国家而言，情绪投资却可能透支未来。历史并不站在情绪一边，它更偏爱理性与效率。如果一个国家把“反对谁”当成核心战略，而不是把“如何发展”作为中心任务，那么它终究会在全球竞争中失去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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