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指中共党内外和中国国内外的十大利益冲突。关于这十大利益冲突的论述，代表中共当时的治国理念，但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权力斗争的刀光剑影。
《论十大关系》成文于1956年。高岗派其时已经烟消云散。高岗是毛的亲信，他的自杀，导致毛泽东一度心情阴暗，十分惆怅，深恨自己精心筹划的权力斗争，竟然败给了周刘联盟。
还是先回顾一下吧。
建国后的1951-1952年，刘少奇主管党务，但党务之外的军政事务和公检法都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管辖之下，因此担任总理的周恩来权力极大。司局级领导由政务院直接任命，正副部长由政务院提名后由毛泽东正式任命。而周又是毛最为忌惮的政敌。杨奎松在《建国初期中共干部任用政策之考察》中记载，据高岗秘书赵家梁回忆，毛泽东曾发牢骚说“什么都是西花厅，哪有颐年堂！“
陈云在全国解放后主管经济，他经常和周恩来一唱一和，反对毛的急躁冒进。刘少奇一直是毛的铁杆，毛让他通过陈云插手经济，但刘少奇对陈云的工作很支持，或许这也是多年后在刘少奇的追悼会上，一贯以冷静收敛见长的陈云失声痛哭的原因。
毛泽东见自己的亲信刘少奇和代表反对党的周恩来、陈云等人合作甚欢，自然心生芥蒂。
中国的经济引擎是上海和广东。解放后陈毅想在上海搞特区，叶剑英想在广东搞特区。这两位都是周恩来的铁杆。毛派以美蒋反动势力猖獗、会趁机轰炸沿海城市为由，反对发展沿海经济，而周恩来的国务院则觉得发展沿海势在必行。
1952年，毛泽东指示政府各部门开展“反分散主义”斗争，要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有五马进京。高岗于1952年8月入京，先于其它四马。毛泽东成功说服党内各派同意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计划委员会，让高岗于1952年11月担任首任主席，将国务院的八个全国主要工业部门都划归高岗的国家计划委员会。陈云和刘少奇经营的财经委员会的工作也有很大一部分划归高岗。这一安排完全改变了周恩来及政务院主管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以至于国务院一度只剩下外交统战职能。
“高主席”当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正所谓“五马进京，一马当先”。新官上任三把火，高岗不遗余力地执行毛的左倾政策，造成了1953-1954年的冒进，从而将周恩来和他所信赖的李富春、陈云、和李先念等人推向了对立面。然而高岗却浑然不觉。
得意者，必忘形。高岗听到毛泽东要退居二线，便到处宣扬说中国已经解决了谁是列宁的问题，但还没有解决谁是斯大林的问题（即毛泽东就是列宁，但谁接毛的班还未定）。这一来就得罪了刘少奇。刘通过积极表态支持毛的路线而获得信任，苦心经营数十年，好不容易获得在党内默认的第二号人物的地位。如今高岗却想推倒重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周刘结成联盟。
周恩来是党内唯一的据有独立于毛的势力的领导人。他的黄埔系，康生、李克农等为代表的特务系，他在党内的历史地位，等等，都足以让人知道撼山易，撼周恩来难。如今周刘光明正大的联手，比起毛泽东和高岗的一明一暗的勾结，显然更胜一筹。
周恩来和陈云于1954年2月6日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发言暗批高岗搞“独立王国”，之后中央又举行了 “高岗问题座谈会” 批判高岗。据戚本禹回忆（第五章 第一次感触党内、军内惊心动魄的高层斗争），这个座谈会是周总理主持的，会上陈云他们一大批人揭发高岗，高岗反驳，周总理不让他反驳。这两次会议毛泽东都没有参加，高岗知道主席已经不会保他，大势已去，于2月17日用手枪自杀未遂，随后于1954年8月17日服用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毛泽东希望利用高岗向周恩来夺权的努力宣告失败。于是毛好不容易从周恩来的国务院抢出来的一大片领土，又悉数还给了国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不设主席，改为主任，由周恩来的亲信李富春掌舵。国务院开始大张旗鼓地反冒进。
大家都知道冒进的总后台是毛泽东，但反毛泽东显然不妥。于是周恩来开始利用清算高岗余毒的机会，将高岗作为冒进的代表进行批判，认为过去几年中冒进，给国内的经济发展带来低效益甚至负效益，造成严重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在党的八大上，周恩来说：“在1953年，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在建设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到处铺开、百废俱兴、不顾条件、盲目冒进的偏向，结果，影响到国家的重点建设，并且造成了财政上的困难和人力、物力的浪费。在1956年初，当《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谈到远景规划中钢的指标不能定得过高时，周恩来说：“因为定到3000万吨，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会像我们常说的，把两脚悬空了，底下都乱了，不好布局，农业、轻工业也会受影响，结果还得退下来…… 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对于国防工业，周恩来认为“国际局势的缓和，它的步子可以放慢；而从宏观经济效益看，它的步子应该放慢。”即不管是从国际大环境考虑，还是从国内小环境考虑，发展国防工业的脚步都应放缓。
周恩来显然是偏重于轻工业和农业，希望全国人民有饭吃，而不愿意让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倾全国之力发展国防工业。我们不知道周的观点是对是错。如果周占了上风，应该不会有三年大饥荒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但596工程或许会推迟。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大惊，知道自己的担忧完全不是空穴来风，走上前台已经刻不容缓。但是毛泽东虽然是个搞权术的泰斗，对和平时期的治国理政确实一窍不通，像走上前台并不容易。毛于1956年2月14日至4月24日系统听取了35个部委汇报，但直到1956年4月11日都没有做任何记录，似乎完全没有开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周恩来派李富春给毛泽东铺好了走上前台的阶梯，即治国理政的六大关系。
李富春代表国家计委于4月18日和4月24日两次向毛泽东汇报。第一次汇报时系统介绍了经济建设的三大关系。在4月24日再次听取李富春的汇报时，毛泽东总结出了六大关系，如获至宝。但这六大关系显然国务院的，而不是毛的真知灼见。于是毛冥思苦想了一晚上，加上了四大关系，即党与非党、革命与反革命、是非关系和国际关系，形成十大关系，迅即于4月25日在一个讨论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抛开原定议题，径自讲起了治国理政的“十大关系”。从三大关系到十大关系，期间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一个无关的会议上急切地抛出十大关系报告，显然是迫不及待地想清除哪些“主席不懂治国理政”的流言。正因为事起仓促，中共中央办公厅没有安排录音和速记，只在事后根据几位与会者的笔记整理出一份记录稿，但与现在我们读到的《论十大关系》相去甚远，毛泽东自己也很不满意。如今的大学教授们，可以把这个记录稿归类为仓促而成的预印本，其目的不是文章质量，而是抢占先机。毛泽东唯恐别人不知道他的《论十大关系》，又于5月2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再次做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
其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的治国理政，正是周恩来和李富春、陈云、李先念和薄一波等人一直希望推动实行的国家经济指导方针，尤其是前六大关系，在国务院已经讨论多次。周恩来在之前的讲话中也频繁提到这些关系和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在周恩来过问下，国务院体制研究十人小组于1956年3月26日正式成立，专门研究这些关系和矛盾。4月2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这个小组的报告，着重讨论如何在解决这些矛盾中反对急功近利，好高骛远。这些在周恩来纪念网上的文章中都可以查到。
如今将在国务院达成共识的大政方针借毛泽东的口说出来，自然是大好事，所以周恩来于5月3日便立即在国务院具体详述了毛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并加进了很多具体化的内容。5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周恩来的传达报告记录稿印发给各省、市、自治区。这是最早下发的《论十大关系》传达文本，即是后来的《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主席“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报告的记录》。可惜这个传达报告只有一小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即收集在《周恩来经济文选中的《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属于十大关系中的最后的国际关系的一部分。毛泽东认为是夹带了周恩来的私货，但偏偏这个传达报告在党内外大受欢迎，所以毛泽东也不好出面辟谣，但一直到十年后，于1965年12月14日才同意将《论十大关系》传达至县团级，但一直到死都没有容许《论十大关系》公开发表。
年轻的读者可能没有看过《论十大关系》，所以我在这里略提一下吊一吊他们的胃口：
第一条是工农业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国务院的共识，就是要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提高人民生活，也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经济基础。
第二条是沿海的工业和内地的工业之间的关系和矛盾。陈毅其时在上海当市长。上海的企业家们都希望上海能发展轻工业，成为经济中心。陈毅很支持他们的想法和建议，巴不得能把上海建成经济特区。但左派认为抗美援朝刚结束，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沿海地区会遭到敌人轰炸的危险，不宜发展。周恩来的国务院是支持陈毅和其他领导人建议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叶剑英想在广东搞特区，但毛深知叶是周恩来的人，所以派了陶铸去和叶剑英捣蛋。陶铸后来后悔了，但为时已晚，因为毛泽东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第三条是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周恩来认为过分强调国防工业的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1956年韩战已经结束，赫鲁晓夫已经向西方阵营伸出橄榄枝，共产阵营和西方阵营的关系已趋缓和；从国内的宏观经济效益看，投资轻工业可以发财，投资国防工业却没有什么回报。
第四条是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和矛盾。1954年因为高岗的冒进而过多征粮，农民们苦不堪言。1955年纠偏少征粮。效果很好。
（以下略过）
《论十大关系》传达后各方反映热烈，连一向淡出政局的朱德元帅也于1956年8月向中央递交了关于学习贯彻《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觉得解决了这十大利益冲突，缓解敌我矛盾，减少积极斗争，与人为善，这样“就能够动员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新中国。
毛泽东后来给江青的信中提到林彪等人“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其实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才真是周恩来和他的国务院派系为了反冒进而借助了毛泽东。
然而多疑的毛很快便认定自己被人利用，觉得周恩来主导的批高岗、反冒进，正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为党政军的领导们都知道他才是冒进的总后台。他虽然数次做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心里却并没有真正接受其文章中的观点。据《中共党史知识问答》记载，1956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但与会的大多数人不赞成（可见当时的民主集中制还是有效的）。据胡乔木回忆：“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毛每次在北京受到挫折就离开北京，到处煽风点火。毛于1957年4月30日在第12次最高国务会议期间邀请民主党派座谈，无意中透露了真情：“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起草、经刘少奇审改的《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当时，中宣部将起草好后的稿子交给了刘少奇。刘少奇改完后批示：“主席审阅后交乔木办”。但毛泽东接到此稿后批了三个字：“不看了”。后来在批评反冒进时毛泽东曾说，那篇社论写好后曾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三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毛泽东于1958年对该社论动以雷霆之怒进行批判，自我否定了《论十大关系》中的若干观点，说有人（指周恩来）利用“十大关系”作为反冒进的理由，说该社论借助刚传达的十大关系宣传“反冒进”，犯了原则性错误。此是后话。
据邓力群回忆：“1956年8月中旬，八大政治报告第一稿出来后，刘少奇请薄一波来提意见，一波同志来了以后，说这个报告里只反右倾保守，不反急躁冒进，是片面的，应该加上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我们吸取一波同志的意见加上了，通过的时候也是这两方面都照顾到了。”后来邓力群还说：“八大一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原来一直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论十大关系的思想起草的，反对的就是右倾保守的倾向，到了陈云同志、周恩来同志提出，五六年我们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冒进，才在八大报告中写进了反冒进的内容，到定稿时确定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这么一个方针。”
毛泽东知道反冒进有利于民，但不利于己。己大于民的思想，在毛的内心深处是根深蒂固，所以毛奋起反击，已经势在必然。
柿子自然是捡软的捏。知识分子就是天生的软柿子。于是便有了引蛇出洞和反右狂飙。
1957年当时担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的李慎之，认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1956年10月份，即在毛愤然离开北京后的几个月内酝酿出来的。
此时的五马之中，两马（高岗和饶漱石）已经烟消云散。剩下的三马（邓子恢，邓小平和习仲勋），只有邓小平是毛的亲信。于是毛让邓小平主导反右，同时敲打刘少奇：如果你不老实，中共老二的地位可能不保。所以邓小平从来不肯承认反右的大方向是错的。
邓小平于1980年3月19日在指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如何起草时说：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其实真正“杀气腾腾”的，正是邓小平和毛泽东。其实邓小平心里早就知道反右是不对的。他第三次复出后大权在握之时，便不让将他在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收入《邓小平文选》中。为什么呢？因为其中说右派“极为猖獗“、“极为狠毒”、“对于‘毒草’的开放，是为了从反面教育群众，为了锄掉可以作肥料”，等等。邓小平多年以后，仍然认定“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引蛇出洞，大获成功。在毛泽东于1957年2月27日、3月12日和3月17日三次讲话，让党外人士兴奋莫名，奔走相告。只要看《傅雷家书》，便可见一斑：
“亲爱的孩子，昨天寄了一信，附传达报告七页。兹又寄上传达报告四页。还有别的材料，回沪整理后再寄。在京（傅雷进京听毛泽东讲课）实在抽不出时间来，东奔西跑，即使有车，也很累。这两次的信都硬撑着写的。
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一月十八至二十六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二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三月十二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宽大，思想自由，和我们旧知识分子没有分别，加上极灵活的运用辩证法，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毛主席的话和这次会议给我的启发很多，下次再和你谈。
从马先生处知道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
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于北京——傅雷“
于是知识分子们的胆子便肥了起来，于是便一叠声地宣扬西方的民主，西方的议会，西方各政党的轮流坐庄。
反右当然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只是这次的沛公是周恩来。周恩来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这可是黑子白字的把柄，“西方议会的……形式和方法”，不就是右派们口中的周期选举，轮流坐庄吗？
刘少奇自然也有把柄。他看了西方媒介关于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的报道，便说“对于美联社，路透社等外国通讯社的消息，我们应该有选择地登一些。有些报纸刊登国际新闻只登说我们好的，骂我们的或者说一句美国好的都被删去，这种做法是不好的。比如说，美国政府首脑人物骂了我们，这个新闻在我们的报纸上是否可以登?我看可以登。他在骂我们，是一种真实的情况，是客观事实，骂得岂有此理，我们的报纸登一些，让人民知道有人在骂我们，帝国主义在造谣，引起人民反感。这样的新闻，虽然占我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看了会高兴，但是全国90％以上的人民已经有相当高的政治水平，是可以看出是非来的。周恩来总理骂了美国，有的美国资产阶级报纸就刊登出来。为什么资产阶级报纸敢于把我们骂他们的东西登在报纸上，而我们的报纸却不敢发表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呢?这是我们的弱点，不是我们的优点。我们的新闻报道，为什么不反映真实情况呢?我们应该让人民知道世界其实情况，让人民知道今天世界上有几派人，有骂我们的人。我们驻在外国的记者，例如驻在伦敦、新德里等地的记者，要把那里人家说我们好的和骂我们的东西都加以报道。当然，在我们的报纸上不能把人家骂我们的东西全部照登出来。”
这些话，不是右派言论是什么？我们的报刊，是党的喉舌，还是西方反动派的喉舌？
右派不堪一击，反右大获全胜。刘少奇在反右之初便向毛投降。有了毛刘邓的联盟，毛终于可以放开胆子指控周恩来和陈云离右派“只有50米远”。陈云和李先念还是支持周恩来，强调“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但已经无济于事。1958年1月11日至12日，中共召开“南宁会议“，以”反反冒进“为主题。会上印发的作为反面教材的，便是《人民日报》1956年6月20日社论。陈云知道他是批斗对象，心里一横，便称病不去。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公开了他和周恩来的矛盾，向与会者表示他和周恩来是对立面。毛对周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在1958年3月8-26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毛表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正确的个人崇拜”的主题，树立了自己在党内的绝对权威。刘少奇在1958年5月5日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代表中央批评了“反冒进”。刘以中共理论家的身份重新阐述《论十大关系》，说该文章不是“反冒进”的理论基础，而是反“反冒进”的理论基础。为了配合刘少奇的观点，1958年5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绝密”件的形式，小范围印发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一份记录稿，该中办稿本符合当时的“大跃进“的政治气氛，但据说与周恩来于1956年关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传达报告记录稿相差甚远。毛泽东高度肯定刘少奇的报告，于是周恩来被完全孤立，于是愤而提出辞职，彭老总于是也向中央提出不再担任国防部长。毛居然顺水推舟，于6月9日亲自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周恩来和彭德怀提出的辞职请求。会议简短，因为与会者均认为老九不能走。然而极左路线重新成为指导方针，已经不可避免，最终导致1959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此事也让周恩来再也瞧不起刘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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