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的世界非常不平静，国家之间的冲突日渐增多，不少国家之间还结成联盟，与敌对国家及其联盟较量。而熟知国际关系的人们会发现，各国之间的联合或敌对，并非清晰简单的，而是多维度和错综复杂的。
比如，在近年最重要的两场冲突--俄乌战争和以巴战争中，一些国家的站队耐人寻味。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却不愿积极支持亲西方的乌克兰，反而与俄罗斯友好。这与西方多数国家及美国民主党拜登时期的外交截然不同。特朗普的美国与欧洲盟友疏远，但与日本仍关系密切，和印度与中国关系都在改善。
匈牙利地处欧洲腹心，却反对欧盟、与英法德唱反调，和中俄美三国又保持友好关系。西方各国长期与中国对立，近期却又纷纷访华、改善关系，而与美国疏离。印度作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却与俄独裁者普京关系友好。在2025年2月联合国就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问题表决时，93票赞成，73票弃权，8票反对。其中美国、以色列、朝鲜、俄罗斯一起投了反对票，让许多人震惊和感到不可思议。
而各国不同政党/派别对外政策的差异、与其他国家的亲疏，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一国执政党轮替后，政策转变也时常令人讶异。即便政党轮替后对外敌友关系未变，外交政策也会有悄然的、耐人寻味的细微差异。
总之，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敌友关系多有变换，且在不同议题、对待不同对手时，同盟关系还成员会有变化。这一切看起来“一团乱麻”。
不过，只要了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理和运转逻辑，认真探究各国家、党派、领导人的价值观念、内政外交侧重点、历史传统，就能明白其外交政策动机及其内在合理性，也可厘清各国复杂的合纵连横关系，准确判断其外交的当下目的和未来趋向。
自17世纪逐渐形成基于主权国家的国际体系以来，国家利益就成为主导各国外交及国际关系的原则。狭义的国家利益指国家在主权、领土、军事、经贸上的利益，以物质的、现实的利益为主。各国无论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独裁还是民主，一般都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外交第一原则。各国之间的结盟或敌对，正常而言也基于各国间利害关系形成。
但国家利益并非决定国际关系的唯一因素，也并不总是主导因素（虽然多数情况下是）。意识形态（或者说价值观），一直是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和变量，有时甚至压倒狭义的国家利益，成为决定国家间同盟还是敌对的原因。
在法国大革命时，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等组成的反法联盟，就带有强烈的保王主义、反共和主义的保守意识形态立场，各国君主及保王党人联合，以图扑灭反君主的激进共和势力向欧洲蔓延。
在19世纪帝国争霸和殖民时代，国家利益是列强外交和对外军事行动的主要原因，但也带有白人种族主义和优越主义色彩、以“文明开化”为名侵略亚非拉贫弱国家。一战期间，民族主义成为各国从贵族到平民都积极参战的关键原因。这时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有明显重合和混同情况，意识形态服务于国家利益，国家机器又受意识形态影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红色苏俄建立和外国联合干涉，又是有鲜明意识形态色彩的冲突。二战期间，德意日三国及其他盟友组成的轴心国，则以法西斯主义为核心意识形态。而美英法中等国则以反法西斯为旗帜，并提出捍卫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而双方都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也都以反殖民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加入己方阵营。不过无论哪方哪国的外交和军事行动都以自身国家利益为核心，各意识形态都是为本国和本阵营获胜而服务。
二战结束、冷战开启，这时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争霸、各国合纵连横，有着更鲜明的意识形态对立。美国和西欧等国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苏联和东欧等国则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底色和目标，在全球竞逐。但国家利益仍是美苏等国外交行为及区分敌友的更重要因素。例如美国扶植亚非拉诸多专制国家和独裁者，苏联和中国关系破裂、中美从敌对转向结盟等,都反映意识形态并不能真正替代基于主权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传统。
而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汹涌，让意识形态之一的自由民主，一跃成为国际的“普世价值”，似乎成了世界各国和全人类共同的、必然的、最终的选择。自由民主也压倒了其他价值观，掩盖了更复杂的意识形态光谱差异和冲突。美国和英法德等西欧国家，也成为全球自由灯塔和民主阵营核心的存在。同时，中国、朝鲜、伊朗等既专制又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成了被制裁、进行“和平演变”的对象。
在冷战后近30年时间里，以民主与专制来划分阵营、判断是非，在国际上是相当流行的观念，并盛行于中国知识分子、自由派人士中。这种观念认为民主国家是“文明”的，民主国家间也是和平的、团结的，并共同对抗专制国家及其组成的“邪恶”阵营。持这样观念的人，对于民主与专制国家冲突，不看具体是非而支持或起码偏袒民主国家，而批判专制国家。而且他们坚信民主一定会战胜专制，最终全球都是民主国家，相互和平相处、世界文明和大同。
在“民主至上/民主终结论”叙事下，国家利益及自由民主之外其他意识形态问题，民主阵营内部的价值观分歧，被忽视甚至“隐身”了。但现实里，国家利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从未缺席。1990年代及之后，西方国家与中国继续保持经贸合作，正是由于欧美对人口众多、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有需求，欧美即便重视民主人权，也不会因此真正与中国“割席”、长期制裁和不再往来。
至于民主国家间相对和平，只是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下，和平带来更多好处，而非民主本身可以实现和平。而欧美国家处于全球产业链上游，又有深厚历史积累，更不需要相互开战。民主对于和平有一些积极作用，但并非决定性的。
而最近十年，自由民主叙事和“民主对垒专制”的二元思维，及其主导的国际关系，由盛转衰。而主要原因，就是自由民主之外意识形态差异与冲突的凸显，对自由民主及民主对抗专制叙事的瓦解。
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只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一个方面和两种类型。除此之外，还有左翼与右翼、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建制与民粹、宗教与世俗、全球化与孤立主义等许多意识形态及其对立组合，而再细分更能分出成百上千分支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而这些不同的意识形态各有信奉者，加上“身份政治”的浪潮催化，让各国内部及世界都严重分化，到处是对立和冲突。曾经基于“普世价值”和全球化形成的较稳定主流价值观和传统秩序，被瓦解和变得支离破碎。
国际关系也因此受到猛烈冲击和发生剧变。不少国家都放弃按照民主还是专制决定立场，也不拘于传统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而更受意识形态亲疏影响。
美国特朗普政府之所以亲俄远乌，还和欧盟及加拿大盟友反目，正是在于其保守民粹价值观与俄罗斯合拍，与偏左建制派主导的欧洲盟友和亲欧的乌克兰相反。在欧盟国家中立场非常“异类”的匈牙利，也正是因执政的欧尔班政权保守民粹立场，与欧盟各国不和，但与普京的俄罗斯与特朗普的美国气味相投。
对于俄乌战争，欧美建制派都力挺乌克兰，而民粹派则在俄乌中相对更亲俄。这超越了传统的以民主和专制划界站队。而在以巴问题上，世界各国右翼（除穆斯林国家）几乎全都支持以色列，而左翼大都倾向巴勒斯坦。这是右翼较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功利主义、基督教保守主义，以及左翼强调同情弱势、支持民族解放、平等观念在国际议题上的体现。
而特朗普在疏远欧洲和加拿大等盟友同时，与日本和印度关系还有所升温，在于当今日本和印度都是民族主义加保守主义势力执政，与特朗普及共和党理念合拍。而中国和朝鲜同样较为保守和务实，也就比欧洲更让特朗普愿意亲近。
印度虽为民主国家，但外交一向以国家利益优先、在西方与东方左右逢源，与美国和俄罗斯长期同时保持友好关系。印度并未追随西方制裁和封锁俄罗斯。而且印度莫迪的印度人民党政权倡导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与俄罗斯价值观颇有相似之处。而民主和专制的差异并不影响印度对俄友好。印度与俄罗斯也不接壤，没有直接冲突，又有苏联时代遗留的传统友谊。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执政团队，清楚看到了世界尤其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各种问题和思潮，并加以利用，通过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宗教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成功瓦解西方内部，并培植和壮大了西方内部在意识形态上亲俄的势力。虽然普京仍然受到西方制裁、在俄乌战争中受挫，但其仍旧成功的分化西方并减轻了自身面对的外部压力。这是普京个人、俄罗斯对外关系、意识形态输出的三重成功。
不过，基于自由民主和基于专制主义的同盟及相互对立关系，也并没有在当今世界完全消失。除美国外的西方国家仍然坚持基于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盟友关系，应对动荡的国际局势。而中俄朝等国也在加紧合作，这其中同样有相似的专制体制及执政的独裁者气味相投的原因。
而国家利益要素也从未离开过国际关系，各国为本国利益决定外交政策，仍然是各国外交及国际关系的底色。民主国家也不会为民主放弃国家利益，也并非和平而不好战，也并不代表对异族和他国不严酷。如日本即便自由民主，仍然拒绝为历史罪责道歉和担责，无论左右翼都强调维护“国益”，也歧视少数族裔和外国人。以色列是民主国家，但在加沙肆意杀戮，蔑视巴勒斯坦人的人权。
而且无论自由民主，还是进步或保守意识形态，其实也可算做广义的国家利益/执政党派利益的一种、一部分。只是它不像经贸、能源、土地等那样物质化的国家利益，而是非物质层面的利益。
这些非物质层面的利益，以及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合作，也可以成为获取狭义的物质性的国家利益的手段和纽带。当然有时在狭义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之间会存在冲突和取舍，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时，有些国家执政者会更在意实际的利益，有些则会为意识形态目的而牺牲一些利益。
总之，狭义的国家现实利益、民主与专制、进步保守等意识形态差异，这三个维度共同决定了如今的国际关系、各国之间的分化组合、各国内部各政党与派系的外事立场。了解各国及其内部势力的政治立场、主要诉求、行为轨迹，就能明白其外交路线的动机、预测其未来行为，而不是一头雾水、不知所措。
全面了解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及各国情况，也能避免各种误解和误判。尤其一些热衷自由民主事业的人士，将推动民主希望寄托于特朗普及各国右翼民粹势力，而不顾其根本不在意自由民主的现实，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结果必然落空。而各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础的事实，也在西方对中国有防备也有妥协、人权问题次要且被工具化的现实情况中得到印证。人权干预是有限的、选择性的，而非不计代价和无私的。
未来数十年，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仍然会是前述的三点。不过，自由民主的重要性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而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混合性会增强，其中部分国家和党派会把保守民粹意识形态置于国家长远和人类整体利益之上。人们以身份和价值观站队、相互更为对立，国家机器和外交政策成为斗争工具，更多人会被裹挟到冲突中，世界也会更少和平和更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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