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萝莉岛”——赖昌星之厦门“红楼”
2019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座私人岛屿被媒体称为“萝莉岛”。富豪、政客、金融家、明星——一连串显赫名字被卷入丑闻之中:豪华飞机、私人会所、隐秘宴会,编织成一张情欲捆绑权力的“关系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厦门,也曾有过一座带有相似意味的建筑,名字很简单:红楼。
厦门湖里区华光路,1990年代还是一片略显杂乱的工业区。厂房、仓库、居民楼混杂,街道并不宽阔,空气里常有海风与机油味交织。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一栋砖红色小楼突兀地矗立着。它不高,只有七层;不大,总面积不过五千平方米。若只看外观,略显土气。在那个年代,几乎所有厦门有头有脸的人物,都知道它的存在。有人称它是“会所”,有人说是“娱乐城”,更多人只是含糊地说一句:——“赖老板的地方。”
夜幕降临后,这栋楼才真正醒来。黑色轿车一辆接一辆驶入,车窗紧闭。司机很少下车,只把车停在门口。门口有专人迎接,却从不高声招呼。灯光柔和、音乐低沉,一切都显得安静而有序。
走进红楼,一楼大厅并不张扬。地面铺着光洁的大理石,墙上挂着名家字画,一幅“红运当头”的书法格外醒目。接待人员穿着统一制服,语气温和而克制。
走上二楼,是餐厅。四间大包厢,红木家具,水晶吊灯。从香港请来的厨师掌勺,菜式精致:燕窝、鲍鱼、进口红酒、年份威士忌。宴席常常持续数小时,谈话不急不缓。这里的饭局,很少只是吃饭。
三楼休闲区拥有桑拿、按摩、蒸汽浴,全部进口设备。客人酒足饭饱后,会被引导到这里“放松”。
灯光变得更暗,音乐更轻。人一旦进入这种节奏,警惕就会慢慢下降。
四楼是娱乐区。KTV包间、酒吧、小型放映室。这里的氛围更加轻松,笑声开始出现。有人唱歌,有人聊天,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五楼为客房。如果有人“不方便回家”,这里随时准备好房间。装修精致而低调,像高级酒店,却没有招牌。
六楼是套房,真正的重要客人,会被安排到这里。空间更大、布置更讲究,也更私密。
七楼设办公室。这里是整栋楼的核心。赖昌星的办公室与礼品库房就在这一层。很多关键交易、承诺与交换,都在这里完成。熟悉红楼的人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人从一楼走到七楼,出来时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

赖昌星文化不高,却极善于观察人。他曾对身边人说过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最怕的不是干部有爱好,而是没有爱好。”因为只要有爱好,就有入口。有人爱财——那就送钱;有人爱面子——那就送收藏、字画、名酒;有人爱权——那就帮他铺路;有人爱享受——那就提供美女。红楼不是单纯的娱乐场所,而是一部精心设计的“关系制造机”。每一个细节,都服务于同一目标:让人放松、信任、依赖,然后逐渐绑定。
赖昌星手里有一本“花名册”,记录着重要人物的生日、兴趣、习惯。逢年过节,礼物和红包准时送达。在90年代,普通人工资不过几百元,一个生日红包却可能是十万元。很多人第一次收时会犹豫。第二次开始心安理得。第三次,关系就已经建立。真正高明之处在于:这不是一次交易,而是一种长期关系。
在这套体系中,女性公关扮演着特殊角色。她们除了为VIP客人提供“特殊”服务外,更是情绪管理者、关系维护者。外貌、气质、谈吐、教育背景,都被精心挑选与培训。其中最受关注的两位,被称为红楼“头牌”。
周兵原本是一名空姐。年轻、漂亮、见过世面,也懂得如何与人交流。据说她与赖昌星相识于一次航班。后来,她离开原本生活,进入红楼体系。在红楼内部,她很快成为重要角色。她擅长倾听,善于营造亲密感。一些关键人物的关系,就是在她的陪伴与劝说中逐渐建立。
后来,远华案爆发。相关官员相继落马,周兵也被牵连入案。最终,她因参与犯罪被判刑入狱,人生急转直下。曾经的华丽与风光,瞬间归零。
王丁丁出身四川,厦门大学中文系毕业。在校园里,她曾是风云人物,成绩好、气质佳。毕业后求职不顺,生活压力渐大。当远华集团开出高薪招聘时,她走进了红楼。她的优势不是单纯外貌,而是文化与谈吐。能陪人聊天、写字、谈艺术,也能在复杂场合游刃有余。她被称为“才女型公关”。
但与周兵不同的是——在风暴来临前一年,她离开了红楼,回到家乡。因此躲过了后来的刑事追责。有人说她幸运。也有人说,那只是及时抽身。
1999年春天,厦门的气氛突然变了。传言四起,调查组进驻、人员被带走、企业被冻结。一夜之间,红楼门口不再车来车往。曾经灯火通明的大厅变得安静。音乐停止,服务人员消失,门窗紧闭。不久后,赖昌星出逃海外。远华走私案全面爆发。调查结果震动全国,涉及中高级官员数百人,案件金额巨大。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走私腐败案之一。
多年后,红楼被改造为警示教育基地。参观者走进大厅,看到的不再是宴席与灯光,而是展板与说明。墙上陈列着当年的照片、账册、礼品清单。讲解员声音平静,像在讲一段历史。那些曾经的包厢、走廊、套房,如今只剩空壳。没有音乐,没有笑声,也没有秘密交易,只剩一种复杂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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