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數論文改變世界？台灣真正需要改變的是基礎研究投資

来源: 于 2026-02-09 16:43:19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台灣三十年後有自己的諾貝爾獎得主，就請從重視基礎研究的投資開始，正視基礎科學的無用之用。東方IC
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台灣三十年後有自己的諾貝爾獎得主，就請從重視基礎研究的投資開始，正視基礎科學的無用之用。東方IC

沈聖峰／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中村修二在自傳裡回憶，他進入日亞化學後長期缺乏基本實驗設備，只能撿廢棄零件自行組裝。他押注在不被看好的氮化鎵路線，自己動手改造整套MOCVD反應爐，從1979年入社到1993年做出第一個高效率藍光LED，整整十四年。這項成果讓他在2014年成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之一。後來他在新竹清華大學演講時自嘲，這段過程像是踏著木屐登上聖母峰。

另一個場景是卡里科（Katalin Karikó）。1985年她帶著家人離開匈牙利到美國，研究當時被認為太冒險的mRNA療法。經費申請一份接一份被拒，1995年賓大要她放棄mRNA或接受降職減薪，她選了留下。2005年，她和魏斯曼（Drew Weissman）終於發表關鍵論文，證明化學修飾的mRNA可避免免疫排斥，但幾乎無人問津。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這項研究成為輝瑞-BioNTech與莫德納疫苗的核心技術。2023年她獲得諾貝爾獎，距離踏上美國土地已三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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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故事很容易被簡化成：重要的科學家一生可能只發表一兩篇文章，就足以改變世界。國科會主委近日談學術評量改革時也提到類似概念，反對用論文數量當唯一指標。不用篇數衡量研究價值，這個方向我完全同意。但我擔心的不是主委的原意，而是這類訊息在傳播過程中容易被簡化——當社會只記得「一兩篇就能封神」這一段，政策討論就容易滑向另一個極端：把穩定發表、累積能力誤解成不重要，甚至把影響力誤解成短期可兌現的應用價值。

獵豹的衝刺，很難被制度量產

中村與卡里科的突破模式像獵豹狩獵——大部分時間是搜尋與潛行，最後才爆發衝刺。我們看見的永遠是那段令人屏息的爆發，但真正決定成敗的是前面看不見的潛伏。然而國家能不能用制度穩定量產獵豹的衝刺？2016年發表在 Science 的一項大規模研究（Sinatra et al.）分析了數千名科學家的職涯發表紀錄，發現一個被稱為隨機影響法則（random impact rule）的現象——一位研究者最具影響力的論文，可能出現在職涯的任何階段，與發表時間、學科領域或個人特質無關。在審查計畫書的那一刻很難就知道，下一個卡里科在哪裡。更何況，如果幾十年沒有發表論文，制度上要怎麼辨識他是蓄勢待發的獵豹，還是已經離開了草原？

台灣更需要的是獎勵河狸築壩

光譜的另一端，是我認為台灣更需要用制度支持的路徑——像河狸築壩，一根一根枝條搬回來，靠長期堆疊逐步攔水、改變棲地結構。CRISPR就是最經典的河狸壩：1980年代末期科學家在細菌DNA裡看到怪異的重複序列，不是什麼治癌計畫，更像研究者喃喃自語「這到底是什麼？」多年後才知道那是微生物免疫系統的一部分，再後來被改造成基因編輯工具，2020年獲諾貝爾化學獎。CRISPR的故事不只是一次幸運的意外——它之所以能從一段無人在意的DNA重複序列走到諾貝爾獎，是因為數十年間有一群研究者在各自的實驗室裡持續搬運枝條：定序、比對、實驗、發表、再被下一個人撿起來往前推。如果在早期就要求短期可落地的成果，任何一根枝條都可能被丟棄，這座壩永遠築不起來。

科學史上許多影響深遠的發現，從盤尼西林到X光，最初都不是刻意追求的目標，而是探索其他問題時意外碰上的。多項回顧研究指出，這類意外發現（serendipity）並非純粹運氣，而是需要深厚的背景知識、開放的心態與不被短期目標框限的探索空間。這些突破的共同前提，是研究者擁有足夠的自由度去追問那些看似無用的問題。

1945年，范內瓦.布希（Vannevar Bush）寫給美國總統的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為這個邏輯做了最精煉的表述：「基礎科學研究就是科學資本」。大學與研究機構之所以最適合從事基礎研究，正是因為它們「最有利於創造新科學知識、也最不受短期具體成果壓力的影響」。這份報告直接催生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奠定美國戰後數十年科技領先的制度基礎。河狸築壩的前提，是有一條夠長、水流夠穩的河。

制度的真正缺口在經費規模與資助梯度

台灣需要建立探索、擴充、長期三段式的資助梯度，目前最缺的是後面兩段。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通過率近年約五成，小額探索型研究通常不是最大瓶頸。真正的瓶頸在後面——初步結果出現後，研究者需要人力、設備、資料規模的擴張，卻很少有管道獲得足夠經費。台灣不缺讓研究者撿起第一根枝條的機會，但缺的是讓他們把壩築高、築穩的持續支持。根據國科會統計，106年度（2017年）專題研究計畫平均每件經費約120萬元，近年（約111–112年度）約一百五十萬元上下，扣除通膨後實質成長極為有限。而根據國科會最新公布的113年全國科技動態調查，全國研發經費首次突破兆元、達10,493億元，研發經費占GDP比率4.1%，全球名列前茅。但拆開來看，技術發展占74%，應用研究占18.3%，基礎研究僅占7.7%。相較之下，根據OECD統計，美國基礎研究占全國研發經費約15%，法國約23%，韓國約14%，新加坡約23%。台灣只有這些國家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台灣經濟表現亮眼的此刻，如果能在國家預算中增加五十億到一百億元投入基礎研究——以全國基礎研究經費約808億元（10,493億元的7.7%）為基礎，這筆增額可將比例推升至8%以上。離美國的15%或韓國的14%仍有相當距離，但已是一個有意義的起步。能像德國一樣長期穩定提高基礎研究的預算規模更好。提高單件計畫經費規模、建立完整資助梯度、讓研究者有餘裕進行真正深入的長期探索——這將是對台灣科技未來最值得的投資。

改評量是第一步，打下基礎才是長期功夫

取消論文獎金、改成只計算代表作或多元評量，操作上並不難。但改革評量方式時，有一個統計現實不能忽視：發表在頂級期刊的論文，最終具有長期影響力的只有少數——問題是，沒有人能事先知道是哪些少數。這就是前面提到的隨機影響法則的核心：突破無法被預知，但可以被機率支持。如果具深遠影響的研究佔比大致固定，論文的母數越大，最終留下來改變世界的成果就越多。回到河狸的比喻：搬回來的枝條，大部分不會成為壩體的關鍵結構，但沒有那些看似多餘的枝條，壩根本築不起來。

如果不同時投入長期穩定的經費，光改評量方式就期待突破，就像要求河狸在乾涸的河床上築壩。台灣不缺河狸的勤勉，也不缺獵豹的爆發力。缺的是一條夠長的河流讓河狸築壩，一片夠大的草原讓獵豹潛行。如果我們真的希望台灣三十年後有自己的諾貝爾獎得主，就請從重視基礎研究的投資開始，正視基礎科學的無用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