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奈谈（二十四）

2026年2月7日，佛奈谈第二十四期。

过去的两周，最抓人眼球的事件莫过于，美国司法部一次性公布了“爱泼斯坦文件”，约三百万页文件，以及约十八万张图片和两千个视频，这是迄今最大的一次释放。爱泼斯坦案已经成为美国自建国以来面临最严重的公共危机。因为美国在全世界的“灯塔”地位，爱泼斯坦案不仅对美国政治有很深远的影响，对全球的政治走向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很多朋友希望我来谈谈爱泼斯坦案，但，大家知道，我不在美国，我所了解的也都是网上能看到的信息，对于案件本身与涉案的美国政商名人我就不细数了。我兜个圈子，从中国历史故事说起，去聊聊社会精英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我们这个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没有之一。没有哪个民族比我们保留更多的文字历史资料。比如说《春秋》，是孔子记录的鲁国一个断代的历史，在这部历史的基础上，有三本书来注解它，就是《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然后后世又不断有人再注解这些经传，很多时候这些后世人在为谁的注解更符合孔子的义理而争论不休。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年纪渐长见识渐丰，我慢慢明白，争论“隐公元年春王正月”到底为什么用“元”为什么用“王”的意义，与当今世界LGBTQ的群体权益和妇女堕胎是否合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她/他们争论的从来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掌握这些议题的主导权即掌握政治的主导权。

了解明史的朋友一定知道，明朝历史最有意思的一幕之一就是“大礼仪”事件。由于明武宗朱厚照暴毙，没有子嗣，朱厚照的一个堂弟朱厚熜被大臣们推举成为皇帝，就是嘉靖帝。所谓“大礼仪”事件，就是嘉靖希望给自己的生父上尊号，而大臣们认为嘉靖算作过继给先帝，即武宗的爹，明孝宗朱祐樘的，所以他的生父不应有皇帝尊号，双方展开长达数年的“大礼仪”之争，其间被锦衣卫下狱的大臣有100多位，更有16人被廷杖杖毙。我们现代人看，皇帝的亲爹给个尊号怎么了？有什么可争的？甚至为此而送命？但在一个等级体制中，“礼仪”所代表的就是政治权力，符合义理的“礼仪”就符合道统，就拥有对政治的解释权。这和争论，一个鲁国的诸侯国史，为什么可以用“元”用“王”一样，背后都是政治。

最近央视在热播的历史正剧《太平年》，我还没时间看，但讲到五代十国的那段历史，我就想到了一个人，冯道，此人号称官场不倒翁，历事五朝八个家族、侍奉了十一位皇帝。在五代十国这样的乱世，皇帝走马灯的换，多数身首异处，而冯道却能屹立官场几十年不倒，活到73岁善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古代帝王最看重臣子的忠诚，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会把相权这么重要的权柄交给如冯道这样“不忠”的大臣？因为冯道掌握了儒家的义理的解释权和执行力。不管是什么朝代哪个皇帝，只要不是只想劫掠一番就跑，而是想占领这片土地管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就必须有一套管理系统。儒家义理讲仁义礼智信，对人民要仁，对同僚要义，讲等级要礼，做事情要智，做管理要信。这套义理最核心逻辑就是安民心、搞建设、促生产，不管是盛世或乱世，理解和运行这套逻辑始终是最重要的，就如同一台电脑，不管你CPU怎么换，你都需要那套操作系统。冯道在五代十国那种动荡混乱的黑暗时代是如同定海神针一样的存在。然而，更有趣的地方还在于，对于冯道的后世评价，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迥异的变化。在《旧五代史》还盛赞冯道的私德及器量，而到了欧阳修编修《新五代史》对冯道却大加鞭笞，说他是“无廉耻者”，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更是说他“乃奸臣之尤”。究其原因，就是历史叙事的政治考虑。在乱世，皇帝可以不顾忠诚而唯才是举，但是在一个安定盛世，忠诚就成为政治正确。

欧阳修和司马光都非常了解历史的政治意义，如果不对冯道这样的“貳臣”作道德层面的鞭笞，对维护王朝的官僚体系是灾难性的。他们从这个角度思考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上貌似是有道理的，后世的士大夫阶层越来越腐化，大多数都缺乏忠义之气，比如明末之时，不管是对李自成的大顺，还是对女真的大清，明朝的士大夫阶层很大一部分都望风而降，甚至很多先降大顺后又降大清。在投降大清的明朝官员中，最出名的要属洪承畴了。在洪承畴战败被俘之后，坚持了一段时间没有投降，以至于崇祯帝以为他死节了，还为其写了哀悼文，到死也不知道洪承畴投降这件事。洪承畴为清朝平定南明、笼络明朝士绅立下了汗马功劳，死后谥号“文襄”（谥号中有“文”字是个很高的评价）。然而到了乾隆朝，风向就变了，乾隆认为他“遭际时艰，不能为其主临危授命，辄复畏死刑生，?颜降附”，敕命将其归入“贰臣”。可见，帝王对忠诚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在一个群雄逐鹿的时期，君主不能放大对忠诚的要求，都希望敌对阵营的能臣可以转投自己阵营，比如齐桓公对管仲、唐太宗对魏征；但在一个一统天下的盛世，君主则要求大臣的绝对忠诚，而能力与私德却被置于次位。

从儒家义理结合现代政治的眼光来看，欧阳修和司马光其实都错了，而且错得离谱。他俩都堪称儒家的大宗师级的人物，却在这么重要的义理问题上犯了糊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说了“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这是对孔子“名不正则言不顺”的诠释 ，然而孔子还有后半句，“言不顺则事不成”，可见，天子这个名是为了办事的。办什么事？就是我前文讲的，安民心、搞建设、促生产。不办好这个事，天子的职就没尽到，那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被人赶下去是理所应当。孔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是简单的叠词，前一个是动词，即做好职责内的事，简单说就是君主做好君主的事，大臣做好大臣的事，父亲做好父亲的事，儿子做好儿子的事。反过来说，君主做不好君主的事，就不要责怪大臣没做好大臣的事，父亲做不好父亲的事，就不要责怪儿子没有做好儿子的事。冯道与洪承畴，虽然俩人都被后世称为“贰臣”，但有本质的区别。我不谈民族问题，因为俩人都服务过外族，冯道服务过石敬塘，沙陀人，还服务过耶律德光，契丹人；我也不谈忠君，因为俩人都身处乱世，国破都非他二人之罪，是君主没做好君主的事，大臣也没有义务为其守节。但俩人的用心是不同的，冯在乱世的黑暗中坚持华夏道统，为百姓少吃点苦少遭点罪，与皇帝们周旋，并不完全出于一己私利；而洪在满人对汉人同胞大加屠戮之时、在强迫汉民剃发易服改变文化之时，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可以无动于衷，他与冯道的境界高下立判。洪承畴永远都钉在耻辱柱上，这和吴三桂、汪精卫之流都同在耻辱柱上的道理是一样的，不在于他们是不是一时投降了，而是在于他们的行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的野心还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人，这是本质区别。

从现代政治的视角来看，虽然表面上已经消除了君主、大臣与百姓之间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但社会结构本质上依然存在明显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层：一方是掌握资源、权力与话语权的社会精英阶层，另一方则是广大的普通民众。这种权力不对等的基本逻辑，与传统社会并无根本不同。爱泼斯坦案件最刺眼地暴露了美国管理精英阶层的系统性腐化与道德崩坏。长期以来，这个阶层高调宣扬的民主、自由、法治等核心价值，在这起案件及其后续发酵中被彻底撕碎，沦为空洞的修辞。民主变成了精英操弄民意、维持自身特权的工具；法治则异化为保护精英腐朽生活方式、阻断问责的护身符。更关键的是，这起案件天然具备跨党派、互相牵制的结构性特征：它同时牵涉克林顿及其部分民主党高层，也涉及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圈子。这种“双方都有把柄”的网络，使得两党精英在实质上形成了一种默契的共谋——谁也不敢、也不愿把真相彻底捅破。于是我们看到，在国会听证、媒体战场和竞选周期中，两党反复拿着文件中的片段互相甩锅：一方高喊“体制性腐败”，另一方指责“滥用司法武器”。爱泼斯坦案被工具化，沦为选举动员、抹黑对手的最主要弹药之一。其结果是，司法机构与整个体制的公信力被持续侵蚀；选民群体进一步撕裂，政治极化加速恶性循环；最根本的政治叙事被重塑为“权贵 vs 普通人”的原始对立。这已经不仅仅是一桩性犯罪丑闻，而是美国精英阶层合法性危机的一次集中爆发，也是“民主灯塔”自我照妖镜中最难看的一帧。归根结底，美国精英阶层离那个道，即冯道所信奉并践行的——安民心、搞建设、促生产——道，越来越远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下期再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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