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推翻巴列维政权看伊朗悲剧与所有反对派的共同陷阱

来源: 思维实验员于 2026-01-11 08:12:14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当前现实：伊朗再度爆发大规模亲民主抗议

2025年底至2026年初，伊朗爆发了新一轮大规模亲民主抗议浪潮。抗议最初因经济困境、物价飞涨和货币贬值而起，但迅速演变成对伊斯兰共和体制的全面挑战。全国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高喊“自由与民主”的口号，要求政治改革与更大公民权利。

据国际媒体与人权组织报道，安全部队对示威者使用致命武力，导致数十至数百名抗议者死亡，还有数千人被捕。与此同时，政府实施网络封锁和新闻限制，使得外界难以获取现场信息。这场运动显示了伊朗民众对政治改革、个人权利和问责政府的深刻渴望，也表明现有体制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在持续的压制与牺牲面前，伊朗社会再次直面一个历史性问题：为何过去的革命最终未能建立起一个稳定、公正、可自我纠错的制度？这也让我们有机会从历史中寻找普遍法则。

在 1979 年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是中东最世俗、最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在巴列维王朝时期：

从物质文明的角度看，伊朗当时远比今天富裕。

但这个国家有一个致命缺陷：它是一个缺乏政治合法性的威权国家。

国王集权、秘密警察（SAVAK）、压制异议、腐败横行，使得现代化失去了道德基础。人民并不是反对现代性，而是反对“没有参与权与监督权的现代性”。

当不满积累到极点时，伊朗各个派别联合起来反对国王：

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推翻国王。但他们没有一个共同答案：权力将由谁掌控？如何被约束？

当旧制度崩溃时，权力出现真空。而在伊朗，唯一拥有全国性组织能力的，是宗教网络。结果不是“宗教价值 + 民主”，而是：神权统治 + 极权结构

一个可被纠正的腐败政权，被一个不可被挑战的神权体系取代。

伊朗革命失败的原因不在于推翻国王，而在于：反对派没有在掌权之前，就约束未来的自己。

当一个反对派联盟由多种派系组成时，它们的目标从来不一致。
如果他们只在“反对旧政权”上达成共识，却没有在“新权力如何运行”上达成共识，那么最终的结果一定是：谁最有组织力、谁最敢用暴力，谁就赢。

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权力结构问题。

成功的制度转型必须建立在一个先验承诺上：
我们赢了以后，也不能为所欲为。

真正的宪章不是口号，而是对权力的硬约束，包括：

而且必须可验证、有时间表、有外部监督。没有宪章的革命，只是权力再分配，而不是制度升级。

共和党是一个多派系联盟：宗教派、民粹派、资本派、安全派。如果没有宪章，它最容易滑向强人政治。

共和党的宪章至少应明确：

Project 2025 的危险，不在于保守，而在于它是一份不敢对公众公开承认、却打算在胜选后偷偷执行的权力蓝图。这正是伊朗 1979 年的翻版。

民主党的问题不是权力欲，而是优先级混乱。它必须回答：

宪章应明确：

没有这些，民主党会被视为脱离现实的道德精英联盟。

伊朗的悲剧不是因为人民反抗了腐败政权。伊朗的悲剧是因为他们没有要求反对派先签下一份“我们不会变成更坏的东西”的宪章。

这个教训，不属于伊朗。它属于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