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的《我的回忆》，写得很中肯。虽然他对毛泽东恨之入骨，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对毛的鄙视，但关于毛对中共的贡献却也并不隐瞒，所以我觉得他对周恩来的描述也是比较客观的。此文中的引文都是张国焘的原话。
总结起来，周有如下的人格特性：
一．关键时刻不知孰轻孰重
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建立了由共产党主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但国民党右派旋即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两派关系日趋紧张，在广州的中共领导人忧心忡忡，但又不知如何解决。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知道只有周恩来可以缓解双方的矛盾，一是因为双方都敬重他，二是因为周恩来深得蒋介石将军的信任。可是周恩来此时却在汕头兼任东江行政公署的主任。因为此地刚从军阀手中夺回，所以百废待兴。周此时虽然还是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却并没有时间回来救火。最终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成为蒋介石反共清党的中坚。
二．极强的组织能力
宁汉合流时，所有党员都处于危险之中。“周恩来是一个不多发表议论而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者。他很镇静的夜以继日的处理纷繁的事务，任劳任怨，不惹是非。所有同志们的疏散工作，多半由他经手。他之获得一般同志的敬重，地位的日行重要，也是从此开始的。”
周恩来办事精炼，万事有条不紊。因此中共上下口碑极好。张国焘说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和周恩来都受到中共不公正的批判，在中共八·七会议上被逐出了政治局。两人各自经历千辛万苦回到上海。此时中共有数百位参加过南昌起义后的中共干部陆陆续续回到上海，于是如何安顿这些人变成了问题。而解决这样的问题正是周的长处，于是他又很快在11月11日举行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张国焘则始终无人搭理。最终是周恩来过意不去，委托张去指导何家兴和贺稚华的工作。这一方面让张国焘有事可做，另一方面周也刚好避开与何家兴和贺稚华打交道。“那位手腕圆通的周恩来，是最现实而又八面玲珑的。“
广东区委成立军事部时，中央并没有军事部。后来中央也觉得要成立军事部，但其时周恩来已经参与北伐，所以张国焘任军事部长。张国焘说所谓军事部，无非就是他和两位年轻的同志，在报纸上收集有关军事的消息而已。“不久周恩来从广东来，接替我任中央军事部长的职务；他带来了一批军事工作同志，才重整并扩大了这项工作。”军事部派遣了很多懂军事的同志到各地去。这些力量，后来被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折腾，损失大半。
周恩来人在上海，却拥有中央通往全国的交通网。便是张国焘带着中央指示到鄂豫皖苏区，也是周恩来安排顾顺章一路护送。
西安事变之前，胡宗南围剿我军，当时的战略是坚壁清野。不让胡宗南得到粮食，而让我军有足够的供应，都是周恩来的筹划。最终胡宗南粮食不济，只好撤退，红军乘势袭击，颇有斩获。张国焘说“这次战争的胜利，周恩来的贡献最多”。这次胜利，也坚定了张学良兵谏的决心。
三．服从组织，任劳任怨，不计个人荣辱
1926年6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和毛泽东是主张反击的。叶挺、聂荣臻、恽代英、罗亦农等人也请求反击。其时广东有五个军，蒋介石手下只有第一军，而第一军中也是中共党员最多的军队。反击的胜算很大，然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最终决定妥协，让张国焘带着尚方宝剑到广东实施。张国焘说周恩来原来‘鼓吹黄埔中心主义…表示对黄埔的前途极抱乐观。他和鲍罗庭相处无间……他们两人都主张抬高蒋介石将军的地位，使黄埔力量能够迅速发展。’如今被打了一闷棍，中共中央自然觉得他犯了大错。周完全接受党中央的批评。借用张国焘的原话：“当时周恩来的地位是很尴尬的。他被免除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声望大受损失；但仍要在黄埔工作，日与蒋氏周旋；而且他的中共同志们对他也多所责难；认为三月二十日事变的造成，他要负相当责任。但这种处境，使他第一次历练了他的忍耐力，也表现了他的处事手腕。对于以往的一切，他从不加解释和答辩；他根据我们的决定，若无其事地在黄埔实施训练，并处处表现尊重蒋氏的意见。”
周恩来借着他作为黄埔军校高级训练班的班主任的方便，掌握了哪些是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哪些还没有暴露。很多尚未暴露的中共党员被安排到了国民党的情报部门。李克农便是其中之一。这些人为中共后来的生死存亡提供了极大的保障。国民党四·一二清党时，很多被捕的中共党员和工运领袖也是周通过他在黄埔的关系而得到营救。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便把最高军事领导权让给毛泽东。其后毛便专横跋扈，让周受了许多委屈，但周却始终任劳任怨，从不抱怨。
周恩来于1949年5月7日写过一篇《学习毛泽东》的文章，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毛泽东不断学习、不断自我改造，从一个半封建社会里的知识青年最终成为卓越的领导人。二是服从组织。毛泽东在自己的正确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定时，不会固执己见，也不会轻言放弃，而是不断地向党内同志不厌其烦地解释自己的意见，直到他的意见最终为大多数同志所接纳。其实周自己才是这样的人。
四．关键时刻不肯出头承担第一领导的角色
张国焘记述了两个重要事件与此有关。其一是南昌起义，周是众所周知的领导者。南昌起义是周恩来建议的。他最了解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他指出共产党的军事人员大多在张发奎的第四军，而张发奎随时会公开反共。如他一旦反共，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便要被一网打尽，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先发制人，孤注一掷。他手下的黄埔力量，也早已按捺不住。然而真正起义之际，周恩来却让才不配位的谭平山当南昌起义的头。周恩来或是豹子头林冲，但谭平山绝非晁盖。
张国焘觉得这是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三，其一是共产国际在这样的关节时刻不仅完全拒绝支援，而且要求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到南昌反对起义（张国焘觉得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当时除叶挺和周恩来外都想把他生吞活剥）。其二是蔡廷锴的中途背叛，让起义部队失去了一枝主力军。其三是当起义军到了汕头（周恩来在此当过东江公署主任），中央派张太雷来传达中央八七会议的决定，所有主持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和张国焘，都丧失了原有的领导地位。而且张太雷还说苏俄是不会以任何形式援助的。周恩来内外交困，很快便病倒在担架上。
第二个重要事件是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盲动主义的处理。中共备受立三路线之苦，所以共产国际寄希望于周恩来能拨乱反正。周于1930年4月到莫斯科。且看张国焘是如何描述的：
“共产国际对他优渥有加，斯大林更是赏识他，认为他一向主持军事和情报工作，成绩斐然，他的能干和政治手腕都难能可贵。六月下旬，俄共16次党代表大会举行时，周恩来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受到会众的热烈的欢呼。这不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国共产党代表，也很少受到过这种荣誉。
周恩来的莫斯科之行，收获甚为可观。他一方面与米夫（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东方部部长）相处得很好，并表示欢迎他去中国指导中共工作，陈绍禹（王明）等那些米夫的支持者，多经由周恩来接洽，派回中国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同情瞿秋白、邓中夏、余飞等所受的委屈，帮助他们解决回国工作问题。我那是正忙于学习，表示仍愿留莫斯科，他对我也表示相当的好感。这些都表现周恩来的应付才干，而为共产国际首脑们所倾服。
共产国际所期望与他的，是他能纠正李立三的偏差，担负起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责任。他也从未表示半分踌躇的态度，使共产国际信任他确实游刃有余。谁知后来，他回到中国以后，仍不以第一首脑自居……使共产国际的期望又落了空。“
当时中共有三派，实权派（李立三，周恩来），米夫派（王明等，资历浅但极想脱颖而出），和偏右的老干部派。周恩来便经常将出头露面的机会让给资历浅的米夫派，以至于有人觉得周是米夫派的傀儡。
有人认为周恩来之所以不肯给自己定位为最高领导人，应该是他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时，深受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广东省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的影响。廖仲恺是个实干家，身兼多职，忙里忙外，让苏俄代表鲍罗廷十分敬佩，经常感叹中国没有多几个像廖仲恺这样的人。在国民党的权力斗争中，廖仲恺是公认的豹子头林冲般的人物 – 他自己不当头，却有足够的力量把晁盖扶上宝座。他的存在，便足以震慑国民党右派。正因如此，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后，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便都手足无措，进退失据。
廖仲恺应该是周恩来的榜样。
五．回避斗争，与人为善，尽量调和
斯大林在权斗中战胜托洛茨基之后便开始清党。向忠发和陈绍禹（王明）揭发了苏俄的中山大学内有个所谓江浙同乡会，其实是个150多人的的反革命集团。顾谷宜和蒋经国都是该集团的领导。共产国际和中共委托周恩来处理。周恩来经调查后做了结论：该组织不存在。可想而知，如果周恩来在清党的大环境中说该反革命集团确实存在，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受害。
党中央在清算瞿秋白的错误时，张国焘主张严打，因为他在南昌起义失败后逃回上海，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对他置之不理。周恩来则认为只要瞿秋白纠正错误，仍是中央的领导。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反对瞿秋白和李立三的斗争中，都被共产国际视为调和派，既不贬低被斗争的同志，也不贬低反对他的同志。周恩来对待“李立三的错误，有时也会在不动声色之中加以修正，但从不与李立三正面冲突。”
当共产国际的代表（一位波兰同志，张国焘已记不得名字）不知高低板着面孔训斥张国焘时，周恩来也赶快抢着替张国焘解释。即使是对所谓右派的批评，周也只说现在党内意见分歧，需要分别疏通，不可逼使反对者走到反党方面去。“那位波兰人听了周恩来的话，无词以对，我们的会谈，至此也就不欢而散。”
周听到张国焘说要号召党内团结，便马上“赞成我的意见，并应允分别采取具体措施来实现。”
张国焘听说周恩来到达江西苏区后，曾批评毛泽东搞肃反扩大化，但张说他不知内情究属如何。张国焘说他到延安后受到无止无休的批斗，但“周恩来从未斗争过我”。
（当然周对敌人，特别是叛徒，却是心狠手辣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里就不多说了。）
西安事变抓住蒋介石后，连平素温和的朱德也抢先提议要把这些家伙杀了再说。张国焘则说要先推测一下莫斯科的意图。苏俄则又一次背叛中共，说不会援助西安。周恩来是一贯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如今日寇横行，最好的结果就是联蒋抗日。西安事变的结果，最终由周恩来步入蒋介石的住室内向其慷慨陈词而完满结束，是中共能得到的最好结果。
张国焘说西安事变最危险的时刻，却是在张学良出乎周恩来的预料陪蒋介石去了南京之后。那时
“东北军的少壮派鼓噪起来了。五十多个少壮军官，以死来威逼周恩来，他们持着武器，在一个会场中向周质问他们的少帅哪里去了？他们说西安事变是中共跳动起来的，事后中共又提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出卖盟友，与蒋系人员，秘密妥协，牺牲东北军，以图自身的私利……这一切的一切，都要由罪魁祸首的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面临这这种险境，施展出全身解数，幸而应付过去了。他态度镇静，措辞诚恳… 那些暴躁军人终于在无可奈何之中不得不顾全大局。“
（周恩来也确是数十年从未忘记中共对张学良的亏欠。）
张学良和蒋介石回南京后，毛泽东显得特别焦急，认定张会将一切罪过都推到中共头上。蒋会因此实行前所未有的报复，中共也将面临灭顶之灾。周知道毛的紧张心情，回电说蒋自命英雄，答应过的事不会全部反悔。毛泽东方才笑逐颜开。
周是一心抗日的。西安事变后便组织训练班，研究日文，日军文告和其他渠道了解日军动态。平型关大捷，也是周多次敦促而最终打响的。毛泽东是一直要保存实力，而周恩来每次都表示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共应该积极抗战，冲锋陷阵，不能言而无信，表里不一。但毛每次遇到党内有争执的时候，就会宣布休会。毛泽东最担心周恩来到抗日前线去鼓捣八路军将领当抗日英雄。
六．轻信别人，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给革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周恩来一开始便轻信蒋介石，认为他是反帝反封建的年轻有为的革命领导人，愿意勤勤恳恳为他工作。他和苏俄代表鲍罗廷都对蒋介石赞誉有加，一直到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才有所觉悟。
周在南昌起义时轻信蔡廷锴，让他继续当第十师的师长。但蔡廷锴在起义军南下的半路上带走了第十师，致使起义军在关键时刻失去了一支劲旅。当时“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的多数委员，都对蔡有些不放心，主张应派得力的人员去控制第十师。独周恩来认为不应对蔡表示不信任”。
周在上海时（1928年）轻信何家兴和贺稚华（贺治华）。贺治华原是朱德的夫人，人很聪明，也很漂亮，能说流利的德语和英语，但弃朱德而和何家兴同居。张国焘知道后觉得此人不可轻信，但没有引起周的重视。贺治华和何家兴天天晚上吵架，但白天看到周恩来和罗亦农（中共政治局委员）便热情似火。其时周已经和邓颖超结婚数年，所以贺治华知难而退，但对罗亦农穷追不舍。罗亦农心中所爱，是李哲时而不是她，于是贺治华由爱生恨，主动去找捕房政治部的负责人告密，说自己手中有350多个共产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其中多数是参加南昌起义的人物。只要捕房答应给她两本出国护照和五万元美金，让她到她所愿意去的国度，并替她保守秘密，她就可交出来。她还说，她愿意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要捕房立即去逮捕，以证明她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此后，双方再履行条件，完成这桩买卖。捕房依照她的话行动，果然抓住了罗亦农。罗坚贞不屈，牺牲时仅26岁。
幸而周的情报部门马上知道了详情。于是周派顾顺章带了几个人在爆竹声中解决了何家兴和贺稚华，抢回了他们手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单。
（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谨以此文悼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