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 华丽的印度（十）海南封关以经贸整合东南亚，明治的日本则以殖民成为霸主

来源: 于 2025-12-28 07:00:19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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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正式启动。新加坡总理黄循财随后指出，以往途经马六甲海峡的船只通常会停靠新加坡进行中转贸易。但随着海南自贸港的服务和转口能力提升，许多船只可能选择直航海南，这将严重削弱新加坡作为传统航运枢纽的地位。他认为，海南凭借其庞大的陆地与海域面积、背靠中国巨大市场的优势，以及“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等强力政策，形成了新加坡难以比拟的竞争力。

在内部会议中，黄循财曾神情凝重地表示，面对海南封关这类大国战略，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必须高度警觉，因为自身的谈判空间极为有限，易受挤压。这番表态反映了他对新加坡在剧烈地缘经济变动中所处弱势地位的深切焦虑。

作为对压力的回应，黄循财在海南封关后公开表态，强调新加坡“绝不允许企业借道新加坡绕过美国芯片禁令”，并表示已制定机制方便美国调查相关企业。此举被解读为在中美科技竞争中选择倾向美国，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新加坡长期奉行的“大国平衡外交”。

黄循财的忧虑有其现实基础。有数据显示，在海南封关消息落地后，新加坡的转口贸易额出现下滑，甚至港口出现了空箱堆积的现象。同时，一些东南亚国家的货物（如印尼椰子、泰国榴莲）开始选择直航海南，因其运输成本更低、流程更便捷。此外，海南在金融开放（如QFLP/QDLP试点）和低税率（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优惠至15%）方面的政策，也对新加坡的跨境金融业务和人才吸引力构成了竞争。新加坡的经济腹地，其实是印尼马来等东南亚国家，失去印尼，影响还是不小的。

关键新加坡的经济命脉高度依赖转口贸易，2024年其对华转口贸易额高达3800亿美元，其中中国与印度尼西亚之间的货物中转占比达15%，仅转口贸易这一项就为新加坡带来丰厚的“过路费”与服务费。长期以来，马六甲海峡的咽喉位置让新加坡成为东南亚贸易的“必经之地”，印尼的椰子、橡胶等货物运往中国，通常需绕道新加坡中转，耗时长达20天，一些生鲜产品损耗率高达8%。

但海南封关后，这一格局大概率要被打破。洋浦港凭借“直运-深加工-内销”模式，吸引印尼货轮径直北上，直航仅需6天即可抵达，损耗率可降至3%，企业这项成本大减。2025年前10个月，洋浦港印尼直航航线货运量暴涨78%，而新加坡同区域转口量暴跌23%，对华转口贸易额更是同比下滑11.3%，创下十年最大降幅。而封关后冲击更厉害，对依赖转口贸易占GDP比重超300%的新加坡而言，这种分流绝非局部冲击，而可能是对其经济支柱的直接撼动。

加上封关后，海南实行“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岛内自由”的规则，6600个税目的境外货物实现“零关税”，更关键的是针对制造业的“加工增值30%内销免关税”政策。货物只要在海南实现30%的价值提升，销往内地时即可免征进口关税，即便附加值较低的产品，只要达到9%以上就有显著盈利空间。

这种政策吸引力是新加坡无法复制的。以往货物经新加坡中转，需额外承担港口作业费、燃油附加费及冗长等待成本，一艘十万吨级货轮一年仅等待成本就高达百万美元。而洋浦港不仅电子清关1小时即可完成，比新加坡效率快数倍，其“二线关”设计更让货物进出内地的流程大幅简化，且比绕道马六甲海峡还节省400海里航程。

更具杀伤力的是，洋浦港保税燃油价格比新加坡便宜，一艘大船单次加油就能省下超10万人民币油费，叠加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跨国企业纷纷计划将区域航线布局从新加坡转向海南，这方面新加坡的政策洼地效应会被冲击。

而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海南背靠中国完整的供应链，只要在海南加工实现30%的价值提升，就可以免税入大陆，就是以海南为中心，整合东南亚的工业体系，令东南亚要么开放市场，加入中国工业体系，否则面临海南岛对资金与产业的吸引。以后海南岛会成为中高端产业基地，而东南亚其他国家只能作为配套做中低端。本来欧美是以香港与新加坡作为互补，现在是海南岛与香港互补。海南岛金融专注贸易保险与融资，而香港继续成为吸引欧美的金融中心。

本来新加坡在欧美体系的角色是充当全球美元和离岸资金的枢纽，也是亚太地区资产管理和家族办公室，实行普通法与国际仲裁。但香港也是国际化金融窗口，是人民币离岸中心，也是资本市场直通内地的中心，同样是英美法系。不过香港有中国主权背书。而新加坡没有。因此，控股架构，离岸贸易，供应链金融，跨境投融资，海南+香港，海南就代替了新加坡。

新加坡是高度外向，制度中介型国家，在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内缩的大趋势下，所有这类中介型国家都会承压，比如说爱尔兰。这点是新加坡无法改变的。新加坡的成功，核心还是过去几十年来靠的全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此充当了全球的中介。而各国内缩恰恰是减少跨境流动，减少外部中介依赖，强调安全，把关键功能拉回到本土，如川普就要求苹果把资本从爱尔兰转回美国。

美国回归美洲，欧盟要战略自主，老中要双循环，大国不会再相信第三方了，能自己掌握的，尽量不外包，所以新加坡这类的中介会被绕开。香港是幸运的，香港之前沾了资本全球流动的光，又在目前的内缩行规则有中国背书。

中国再次以经贸手段整合东南亚成为一体，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就以英美为师，以开拓殖民地方式，让自己成为亚洲霸主。日本明白，真正的制造业强国，不能只有制造业本身强大，必须附加两个条件：1.牢牢的掌握住上游原材料产地；2.牢牢的掌握住下游市场。按这两个条件说，日本的天然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都决定了他不可能靠自己成为制造业强国。外部资源和市场，失去任一一个，国内制造业凋零就进入倒计时。因此对外扩张是明治政府唯一选择。

同时，从1890年到甲午战争发生之前，日本国内的老百姓可谓水深火热，“抢米风潮”从农村一直刮到城市，慢慢变成了一种潮流。社会各个阶层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让日本社会一直动荡不安。像佃农农会、佃农同盟这类抗拒交租、对抗政府的组织纷纷冒了出来，城市里工人的罢工运动规模也越来越大。而在野党也瞅准了机会，借着民间到处都是而且特别强烈的不满情绪，组织了一轮又一轮规模很大的让内阁下台的活动。

哪个时期，针对政要的暗杀行动越来越多，政府改组特别频繁，就跟走马灯似的，让人看都看不过来，根本搞不清楚是咋回事。经济上，通货膨胀与失业率高企，大量企业倒闭，民不聊生。政治上，各方势力不停地争斗，权力频繁更替，政策朝令夕改。

日本可谓内外交困，整个社会到处都充满了不安和害怕的气氛，人们都不知道未来会咋样，心里特别迷茫，特别担心，不晓得明天又会有啥乱子和变化。于是，当时的日本政客、政治元老还有学界特别有地位的人物，为了让日本国内的普通民众对政府更了解，就故意在社会舆论里制造一种“对内安定，对外竞争”的要在东亚扩张的政治想法，这就给日本的军国主义开了个头。

甲午战争让日本从清政府手中获得天量赔款，凭借这笔财富日本提前完成国家法币从银本位向金本位的转化，最终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货币体系。至于日俄战争，日本虽未从俄国手中拿到任何赔款，但却借此废除了此前与西方列强签署的各个不平等条约，让日本正式步入列强行列。

当然，也正是这两场战争的胜利，让原本存在于日本底层架构上的问题，逐渐变成左右社会走向的巨大漏洞。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治力量，原本有三部分构成——脱胎于武士阶层的军方、脱胎于贵族阶层的财阀，以及为前两者提供合法性的天皇。因战争胜利军方针对政治问题的发言权急剧扩大，日本上层结构出现失衡迹象，这也为日后日本跌入军国主义深渊埋下伏笔。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大财阀名下的企业通过国家行政力量扶植迅速壮大，可平民阶层却收获寥寥。不仅如此，战争的胜利令日本民众的群体思维逐渐异化。在从众心理和慕强心理驱使下，日本民众不断被那些从未参与也从未受益的“大业”刺激得“热血沸腾”。

无论是新兴的财阀还是军阀，对这股思潮都乐见其成。财阀们需要让民众忘掉不公，军阀们则需要不断强化自身“民族守护者”的光环。于是，在上层的刻意引导和纵容下，民众的群体意识逐渐走向歇斯底里，偏执、傲慢、排外、缺乏基本是非观念。众多学者和媒体从业者，也不再关注学问和民间疾苦，而是热衷为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推波助澜，不断无中生有地渲染所谓“外部威胁”。若查阅二战时期日本国内发行的报刊，不难发现，日本竟把自己包装成一个“被迫害者”和“被压迫者”。

在日本整个扩军备战中，其近代化海军发展占据重要地位。1886年后，日本海军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明治天皇颁布海军条例，规定了军区、军港和镇守府的基本职责，海军编为常备的大舰队、中舰队和小舰队。明治天皇发出号召，以皇室捐款、大臣捐薪、发行公债等方式集资，高薪聘请法国著名舰船设计师设计专门针对中国的新型军舰，并在国内和国外同时造舰，“松岛”等“三景舰”就是这时制造的。1890年，日本又提出海军扩张案，先后购买和制造了2439吨的“千代田”、4160吨的“吉野”、3172吨的“秋津洲”等3艘新式巡洋舰。其中“吉野”购自英国，速度达23节，是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

在指挥军官的培养方面，日本从1869年开始建立海军兵学校培养海军初级军官，后发展为江田岛海军学校，到1894年共有21期学生毕业，其中700人参加了甲午战争。1888年又在东京建立海军大学，培养高级参谋指挥人才，并有大量海军留学生留学欧美。

此外，日本将中国作为主要侵略目标后，还启动了情报战，不断向中国派遣各类间谍，在中国建立了诸如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等间谍机构。这些日本间谍穿着中国服装，说着一口流利汉语，扮成洋行职员、游学者、商贩、僧人、农民、渔民、船夫、工役、乞丐等各种身份的中国人，侦察搜集各种情报，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到地理形势和风土人情，几乎无所不包。

进入1894年，日本发动对华战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此时日本陆军能够出国作战的机动兵力已有7个野战师团12万多人；海军共有大小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1万余吨。6月5日，日本成立了由天皇直接统辖的、以参谋总长为幕僚长、参谋次长为陆军参谋官、海军军令部长为海军参谋官的战时最高指挥机构——大本营。至此，日本完成了对华战争的所有军事准备。

随着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在东北终于有了落脚点。日俄战争后，日本通过《朴茨茅斯和约》获得了之前俄国在南满的权益，包括旅顺、大连租借权，南满铁路及其支线所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铁道两侧30里土地管辖权。

不久，日本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附约》，将之前获得的权益进一步扩大，包括东三省16个城市开埠通商，奉天、营口、安东划定日本租界，铁路两侧驻扎军队等等。

日俄签订《朴茨茅斯和约》

这三个条约签订后，南满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但是南满显然喂不饱日本，日本的目的是拿下整个东北。直接出兵占领显然行不通，吃相太难看容易引起公愤，俄国就是前车之鉴，稳妥的办法是渗透扩张。由于刚打完仗分完赃，日本还需要时间消化成果，而列强也都盯着远东，这段时间日本比较老实。日本也觉得找一个代理人间接统治东北较为合适，这个时候，张作霖慢慢进入日本人的视野。

连年的战火之后，东北地区陷入极度混乱的无政府状态。一些不肖之徒，却啸聚而起，乘机劫掠民财，许多散兵游勇，到处流窜，四出抢劫，使东北一时产生了大量的土匪。这正如《宽城随笔》一书所说："甲午战败，溃兵散卒，到处为患，伏莽滋多，而马贼之势大张"。"至庚子（1900年）之役，俄军直据满洲，奉天之仁、育两军……相继溃败，流为马贼者十之八九"。这些土匪大多集中在辽河沿岸，因为这里是10年来战乱最严重的地区。在兵匪交加的扰害之下，"生灵涂炭，……户口流离，干戈满目，几无完善之区"。

在战乱的年代，地方绅商为了避免散兵游勇和土匪的骚扰，保护自己的身家财产，也起而勾结土匪，组织团练，为其保镖。沙俄入侵之后，在辽河沿岸出现了许多由土匪与豪绅相结合的所谓"保险队"组织。这些"保险队"在地主豪绅的收买与操纵下，名曰"为地方保险"，实则为地主绅商保镖。

张作霖就是在上述形势下投身"绿林"，当上土匪，拉帮称王的。靠着自己的投机钻营与精明能干，张作霖很快成了气候，拉起了自己的"保险队"，开始了替地主豪绅看家护院的保镖营生，为"权贵所赏识"。因而他在绅商心目中的身价逐渐抬高，彼此勾结更加密切。这些绅商每月支给张作霖近三千两白银充饷。因为有地主豪绅的支持，张作霖在辽西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1901年9月，清廷命新民知府曾韫把张的部众收编为省巡防营。1903年8月，清政府为了缩减开支，对地方军队进行整编，奉天将军增祺命张作霖所部与新民街巡捕队合并为游击马队营，人数减至185人。张作霖任游击马队营管带，张景惠任帮带，汤玉麟、张作相等分任哨官。1904年经奉天巡防营务处批准，由民间筹款改为由政府发饷。从此，张作霖身价更高，再不担心被看成"胡匪"和"马贼"，而是地方官军的堂堂营官了。

张作霖当上清朝营官两年之后，1904年2月爆发了日俄战争。我国东北成了日、俄角逐的重要战场。清政府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辽河以西为"中立区"。所谓"中立区"的辽西，也不免遭到日军和俄军的践踏与骚扰。俄军和日军都不断派出小股军队到辽西刺探情报，抢购粮草。他们更千方百计地利用各种钓饵，笼络辽河沿岸的"胡匪"、"马贼"、"保险队"等为他们效劳。特别是日本，利用东北人民和沙俄侵略者结下的深仇大恨，由日军参谋本部派遣一批又一批的间谍，装扮成僧侣、商人，有的还化装成中国人潜入东北重要战略地点，刺探情报，收买地主武装和"胡匪"、"马贼"，唆使他们扰乱俄军后方，割电线，毁铁路，烧粮草，焚仓库，牵制俄军行动。

这时，已当上新民府游击马队营管带的张作霖，身为地方军队的一名营官，在日俄战争期间不敢不遵守清政府所宣布的"中立"。身为游击营官，职在保护地方，虽说官职不高，却要领兵巡逻放哨，四处活动，这就引起了日、俄特务的兴趣。双方都用种种手段拉拢、威胁张作霖要求合作。张作霖心中有数：日、俄实力相当，谁胜谁负尚难预料，此时绝不可偏袒一方，为他人火中取栗。况且，日、俄侵略军的不断威胁，使张作霖感到如果一味拒绝侵略者的要求，会触怒侵略者而难于自保。

张作霖认为，只要应付得法，还是有利可图的。于是，在日俄战争期间对清政府的"中立"政策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对日、俄侵略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投机手段。他既没有像腐朽昏庸的地方官那样恪守"中立"，也没有像金寿山、冯德麟等匪帮那样，明目张胆地为日、俄中的一方效劳。他抱定主意：首先是乘机弄些好马、好枪和粮饷，以壮大自己的武装，再看形势的变化而见机行事。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在日俄战争初期，他看到俄军强大，为了应付和讨好俄军，就接受俄军贿赂的金钱和枪械，暗地帮助俄军搜罗粮草，供应俄军一些情报，有时也抓住机会换上俄军军装，偷袭小股日军，缴获些枪支弹药、粮秣柴草和金银细软。一年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看到日军明显地转为优势，他又暗地倒向日本一边，干些为日军效劳和从中渔利的事情。

日本首相田中义一

这种左右逢源的策略引起了日军的怀疑，日本宪兵队因此以“俄国间谍”的罪名将其逮捕，并计划处决。在生死关头，日军署长井户川辰三在审问时，认为张作霖临危不乱、是个可用之才，便设法营救。他说服了上司田中义一（后来的日本首相，泡制著名的《田中奏折》）出面斡旋。田中义一向更高层军官请示，最终使张作霖获释。有记载称，张作霖为此表达了感激，并表示愿为日军效力。张作霖获释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为日军提供了协助，例如担任向导、提供情报等。这标志着双方基于利益需求的合作关系的建立，也是张作霖成为东北王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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