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 华丽的印度（九）日本大陆政策的扩张之路

来源: 于 2025-12-20 07:10:22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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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狹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有强烈的对外扩张诉求，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雄飞海外”、称霸世界，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狂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成书于8世纪、用汉文写作的古典《日本书记》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的四面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

于是，先有唐朝661年的朝鲜“白江口之战”，后有丰臣秀吉再次登陆朝鲜挑战明朝。1577年，丰臣秀吉向其主公织田信长进言：“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1590年（天正十八年）冬，已成日本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宣称：“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不过，最终成泡影。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国策，基旨颇类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阴，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在下的《日本 – 华丽的印度（三）》已经有详细介绍。

吉田松阴（1830—1859）承袭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他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吉田松阴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

吉田松阴

吉田松阴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国观”发生重大变更：由先前对“文化母国”的景仰，衍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并生出侵凌之念。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高杉在上海撰诗《晓步西门外》云：“自许皇国刀锋锐，五大洲中可独行。”

高杉晋作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在走上近现代化道路的同时，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推进侵略扩张政策，明治政府一方面积极推行所谓的“国民皆兵主义”，实行“强兵富国”的侵略方针，另一方面通过军事改革迅速确立了军国主义体制。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根本遵循就是所谓的大陆政策。1875年后，日本明确提出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清国“地泽财丰，兵数不下百万，其幅员人口与全欧洲比齐”。因此，日本对华“兵备之急，犹如渴饮饥食”。1890年12月，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吉田松阴的弟子，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绝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山县有朋的这个演说为侵略扩张制造了“理论依据”。正是以山县有朋的“二线论”为标志，日本企图武力吞并中国、朝鲜等周边大陆国家的大陆政策正式形成。

山县有朋

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明治政府利用家国同构、忠孝尊皇的民族传统对本国人民进行洗脑，统筹政治、经济、外交与战争等诸多领域的事务，形成举国对外的战略指挥体制和政策制度保证。从明治政府成立到1877年，日本确立和巩固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在军事和外交上，天皇是日本陆海军统帅，决定陆海军编制及常备兵数量，拥有宣布战争与缔结和平等诸条约的权力。为确保天皇统揽一切军政大权，日本还在组织制度上作了具体安排，例如平时军政军令相对分开，战时成立大本营统一指挥所有军队和军事行动，实行全民皆兵的战备方针及相应的征兵动员制度，改革后勤保障和装备保障体制。特别是大本营制度，由天皇集中统一指挥一切军事事务，强力的指挥体制和严谨的军事编制，形成了能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军事系统。在日本发动的一系列战争中，这种军国主义战争体制为日本占据战争优势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把日本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

甲午战争前7年，日本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提出了《清国征讨策案》。该文件对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防御部署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评估，提出日本应自本年开始，以五年为期完成对华作战的准备，争取在中国尚弱之时加以攻击。具体作战计划是，以日本海军击败中国海军，并由海军掩护陆军8个师团远征中国，其中6个师团在中国北方的直隶湾登陆，2个师团进入长江攻占沿岸要冲之地，最终实现攻陷北京、擒拿清帝、使中国乞降于阵前的目的。

该策案提出以五年为期（即到1892年）完成对华战争的准备。尽管后来的甲午战争（1894年爆发）在具体进程上与此案不完全一致，但其核心思想——通过海军决战夺取制海权，陆军直逼北京，以及战后割占台湾、辽东等要地——在《马关条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可以说，《清国征讨策案》为七年后的甲午战争描绘了清晰的蓝图，是日本侵华野心的总暴露。

而日本学术界也不闲着，积极为侵华提供理论根据。东洋史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产生的以中国历史为核心的泛亚洲史研究，在日本历史学科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东洋史的兴起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周边国家的扩张和殖民活动关系紧密，它的诞生不是一个“纯学术”事件，而是为当时日本政治服务的。因此，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步入学界的学者不同，战前的东洋史学界与日本政治牵涉很深。其中，鼓吹“元清非中国论”者主要有三位：内藤湖南、矢野仁一和宫崎市定。

内藤湖南（1866—1934）是“京都学派”主要奠基者，有“近代日本汉学第一人”之誉。他在中国史的宏观理论方面有两大观点：一是空间维度的“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二是时间维度的“唐宋变革论”。其中“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的政治意味最强，与“元清非中国论”渊源颇深。

他认为在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从“中古”向“近世”的转型。他认为这一转型主要体现在：

政治层面：贵族政治彻底衰颓，君主通过科举制直接任命官员，形成了“君主独裁”政治。

社会层面：平民地位上升，此前束缚于土地的农民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社会趋向平等。

经济层面：货币经济取代了此前的实物经济。

文化层面：文学艺术从贵族精英的奢饰品转变为适合平民趣味的、更为自由表达的形式。

内藤湖南对于“宋代近世说”的把握，有两条主线，一是明显受到法国人基佐《欧洲文明史》的影响；二是受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历史模式和特征的影响。内藤湖南套用欧洲历史分期法，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或上世）”、“中古（中世）”、“近古（近世）”三个阶段，又依照欧洲的话语体系来诠释中国历史的文献资料，甚至比照欧洲以及日本近代国民国家形成时的历史背景—君主与平民联手打倒贵族势力，从而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内藤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依据是宋代出现了“贵族政治的衰颓和独裁的兴起”，清朝君主独裁政治体制及其呈现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形态，早自宋代已经开始成形。

1934年4月9日，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在京都拜访内藤湖南；内藤湖南的落款及印章

内藤的弟子宫崎市定（1901—1995）更为全面地阐释了宋代所具备的“近世”特征：一是内藤湖南曾将宋代比拟为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宫崎市定则对之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证，认为“东洋（宋代——引者注）的文艺复兴比西洋的文艺复兴早三个世纪”，甚至前者还“启发和影响”了后者。他在中国宋代和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之间列举了许多平行的史事，而且特别强调中国宋代与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之间两个突出的“共同点”：由于基督教和佛教的衰颓，社会和文化都世俗化了，“理性”哲学兴起；城市和商业兴起，形成了自由支配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农业社会。二是补充了内藤“宋代近世说”在经济方面论据的不足，全面列举了从宋代到清代的“近世”特征。而这些特征归纳起来，无非都是高度发达的交换经济与中央集权的国家特征相结合的体现。

简单地说，宫崎就是仿照欧洲的历史演进模式，用单线历史观念，在东亚世界寻找比欧洲更早的“近代”。通过新的论证，宫崎市定重新调整了内藤“宋代近世说”的指向，将该理论的重心转向讨论中国历史演进中“近世”的出现。在宫崎的论述下，从宋代开始，中国已提前进入了西方历史分期中的“近世”。

不过完整的中国历史是唐朝灭亡至元朝建立（10—13世纪），中国历史的主线有三条：一是北部、东北地区的游牧、渔猎民族势力崛起，辽金政权是游牧渔猎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唐代以来边疆社会历史的延续和转型；二是中原地区的局部统一，创造了不同于前代的“宋型文化”和“宋型国家”；三是西北部党项（西夏）势力崛起，并整合吐蕃、回鹘等政治力量。西夏是西域与中原之间的经济文化枢纽，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自身也融合了吐蕃、西域、中亚的文明元素。

“唐宋变革论”却只立足于所谓“中国本土”，暗含中国历史只是汉族的历史而不包括辽金西夏及其他政权的历史，以至于战后日本学界将唐以后的中国历史径直划分为“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而对“中国”的研究只集中于北宋、南宋，将同时期的辽、西夏、金划入“周边民族史”的研究范畴，不包含在“中国”的研究范围之内。为了建构“宋代近世说”的发展脉络，打通北宋至明清的“近世”社会走向，一些学者把10至14世纪中国历史的范围先是严格限定在北宋约260万平方公里的疆域之内，之后再转到南宋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地域，最后又压缩到元明的江南这一更狭小的地区。在这种侧重北宋—南宋—元代江南演进过程的研究范式中，中国的历史空间被全面压缩。这就是日本所谓“元清非中国论”理论根据。

一言以蔽之，这种研究把中国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格局，局限到江南一隅。事实上，宋朝只是唐朝政治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宋以后中国的历史，汉族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创造占主导地位，少数民族政权则在疆土和疆界形成过程中（包括推动中原与边疆的一体化进程）占主导地位。但是“唐宋变革论”的视角遮盖了中华民族及其疆界形成的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样的研究视角过度关注赵宋一朝，忽略了与其并立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也使得研究者无从鸟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的全貌，进而阻碍在整个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全面理解宋代的特点。正如包弼德（Peter K.Bol）所言，“内藤假说”作为唐宋转型的“传统阐释”，“在某些方面它是错误的，或者是误导的”。

如果结合内藤湖南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就更清楚其用心。内藤湖南认为，所谓“文化中心”是指中国文化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内形成的“文化集合”。每一个时代都会因“地势”和“时势”的关系产生一个文化荟萃的“中心”，这就是文化中心之所在。文化中心一旦形成，并不是永固不变的，而是发展变迁，向前移动的。如中国文明最早发源于九州之冀、豫二州，即形成以洛阳为中心的早期文明。

到战国末，洛阳“地气尽、人力衰”，于是，在西汉后，长安文明代之而兴起，直至唐末，形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长安繁荣”。而“唐来之衰残”昭示了长安之地“王气将歇”。长安之后中国的文明中心是燕京，但燕京与洛阳、长安有所不同：它是靠了东北之地气形胜而形成的政治中心，至于文化中心，从长安衰落后，就越来越聚集于以虎踞龙盘的六朝故都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江南是宋以后中国人文之渊薮。这样就形成了宋以后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文化中心在南”的两股势力。他预言：东洋文化的发展，有时还会越出本民族、本国的界限，形成一个“东洋文化圈”。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将移至日本，将由日本来代替中国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就是近代日本的国家使命、文化天职。

关于中日文化关系的问题，可以说是内藤湖南一生学术活动所要追求和解答的最主要问题。内藤认为：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同属于发源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文化，日本文化是在这个古老文化的刺激下派生、成长起来的子系统。他甚至说，从文化的关系上看，日本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个省。这是内藤湖南在解释中日文化历史关系时的“中日文化同一论”。既然“日本文化是东洋文化、中国文化的延长，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所以，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因此，日本有资格好像满清一样，为中国重新注入活力。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之后的日本，无论物质与精神，都已经准备好侵占东北，当然，为了不刺激欧美列强，在东北找一个代理人更方便。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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