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建国初期在要素禀赋结构上与同时期的欧洲列强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英国，美国劳动力供给相对稀缺、资本与技术积累不足，且缺乏成熟的工业体系。在此背景下，美国难以通过压低工资的方式获得成本优势，也不具备以低工资吸引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的条件。相反，为吸引来自欧洲的熟练工人与技术移民，美国长期维持了相对较高的实际工资水平。
较高的工资水平在短期内抬升了企业的人力成本，但同时对生产组织与技术选择产生了结构性约束，促使企业加快采用机械化和标准化生产方式，以资本替代劳动。由此形成的高生产率增长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高工资带来的成本压力，使单位产品成本得以下降。这一以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与流程标准化为核心的工业化路径，逐步构成了19世纪美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特征。
在产业政策层面，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美国学派”主张通过关税保护和国家干预促进国内制造业发展，认为关键工业品的本土生产能力是国家经济独立的重要基础。该思想在19世纪较长时期内影响了美国的经济政策取向，美国对制成品普遍实施较高关税，以保护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国内工业部门。在高关税、统一市场与技术进步的共同作用下，美国逐步形成了以国内市场为核心的工业扩张机制。
高工资水平不仅推动了生产率提升，也在收入分配层面扩大了可支配收入群体规模，从而支撑了统一且持续扩张的国内市场需求。企业能够在国内市场实现产品销售与资本回收，并将利润再投资于技术改进和产能扩张，进而形成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与需求增长之间的正向反馈机制。这一内生循环在19世纪逐步塑造了美国规模庞大、制度统一、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国内市场。
在此基础之上，美国在20世纪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构成了重要的外生冲击，对其工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凭借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本土安全的地缘环境，成为主要参战国的重要军火、装备与工业品供应者。战争需求显著扩大了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加速了重工业、机械制造、化工与军工技术的发展，并推动美国由传统的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工业经济，转向兼具内需与出口能力的工业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在全球工业体系中占据了显著的技术与资本优势。随着欧洲和日本工业体系的重建，美国对外出口的结构逐步由初级工业品转向以资本品、高端制造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包括机械设备、交通工具、化工产品及后来的高技术产品。这一时期的出口扩张，并非以低成本竞争为主要特征，而是建立在高生产率、技术领先和品牌优势之上，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状况产生了重要支撑作用。
总体而言，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崛起并非单纯依赖外向型贸易或低成本出口，而是建立在高工资约束下的生产率提升、国家主导的产业保护政策、庞大而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在关键历史节点上由战争需求所放大的工业与出口能力之上。其发展路径体现了一种以内需驱动为基础、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通过高附加值出口进一步强化的工业化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