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万五千个单位住房，但遭到地产商和已购买的屋主的强烈抵制，董建华也为此提前结束任期辞职

自《中英联合声明》签订后，邓小平承诺香港五十年不变，香港前景明朗化，经济稳步上扬。但另一方面，《中英联合声明》限制了香港每年卖地数量，以免殖民地政府在主权移交前把香港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卖光，然后把财政储备带走。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对房地产的需求因经济持续上扬而有增无减，但是香港土地供应未有能够增加，造成1990年代的泡沫经济，地产、股市都屡创新高，香港经济一片繁荣，很多人透过炒卖股票和地产而致富，金融业和地产业成为香港经济重要支柱。据统计，香港的整体楼价在1994年1月至1997年10月的高峰期，3年零10个月之间上升了68%^[1]。

在高峰时期，一般中档私人住宅每平方呎要大约7000至8000港元，如果有海景或是高层单位则价格更高，一般中产人士需要持续工作直到退休后才可完成供款。楼价的持续上扬使中下阶层难以自置物业，即使是租住物业，租金也连年上升。在1997年的高峰期，香港人平均把月薪的74%用作供楼。市面开始出现声音，要求政府压抑楼价的升势，但当时的香港政府碍于中英联合声明的土地供应限制条款，未能增加供应。

在1997年一年内，香港共有64400个住宅单位建成^[2]。

香港主权移交后，董建华于1997年10月宣读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十项工作计划，当中“安居”一项中，董建华订出以下目标：

• 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85,000个
• 10年内全港70%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
• 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3年^[7]
• 增加铁路上盖及市区重建建筑密度

实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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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7年，香港政府拍卖了19幅住宅用地，总面积为24公顷；另外批出7幅总面积为16公顷的土地作居者有其屋计划用途；以及售出3幅总面积为5公顷的土地供私人机构参建居屋计划之用^[8]。

到了1998年6月，由于物业价格大跌，政府暂停卖地直至1999年4月。1998年内政府共卖了10幅住宅用地总面积9公顷；售出3幅总面积8公顷的土地供私人机构参建居屋计划之用，以及批出7幅总面积15公顷的土地作居者有其屋计划用途^[9]。

在1999年，政府售出16幅总面积15.35公顷的建屋用地及两幅总面积4.94公顷的私人机构参建居屋计划用地；将8幅总面积12.54公顷供发展居者有其屋计划、3幅总面积14.74公顷供发展可买可租选择计划、6幅总面积47.93公顷供发展租者置其屋计划的土地批予香港房屋委员会；并将一幅面积0.9公顷供发展住宅发售计划的建屋用地批予香港房屋协会^[10]。

2000年过后，首批“八万五”时期兴建的单位推出市面，而2000年度一年内有85,710个住宅单位建成^[11]。

在2001年，香港共有10万个住宅单位建成^[12]，超过了85,000的目标，至2002年则大幅减少至67000个^[13]。

而多个西铁、马铁及将军澳线的上盖物业发展项目亦采用高密度设计。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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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香港楼价在1997年10月19日的最高峰后的一年间下跌了一半，其后在1999年反弹两成，但随着八万五时期所兴建的楼宇陆续落成，加上种种因素，楼价在其后3年多再下跌超过40%，在2003年8月24日跌至谷底。在这5年10个月，香港楼价下跌70%。^[1]

由于香港大部分中产阶级都是透过把物业作抵押申请楼宇按揭，向银行借取相当于楼价的七成按揭来购买物业，但由于楼价大幅下跌七成，使在高峰期入市的业主拥有的资产价值跌至低于负债，成为负资产。不少人花费一生努力工作，就是为了完成物业的供款，退休后可以有属于自己的物业安享晚年。然而楼价大跌使他们花了数十年才累积得来的财富转眼间化为乌有。如果在负资产期间失业，或被大幅减薪，而无法供款，银行会收回物业拍卖，业主不但变成“无壳蜗牛”，失去物业后仍然要设法向银行还债，银行也承受庞大坏帐风险。至于购入多个物业作投资之用的业主损失更大。有时事评论员嘲讽道：“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董建华则制造了负资产阶级。”^[14]

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资料显示，香港负资产问题最严重的时期为2003年6月，当时共有约105,697宗负资产按揭，占所有按揭的22%，涉及金额1,650亿港元，按揭金额与抵押的比例为128%，估计这些贷款的无抵押部分约值360亿港元，意味着香港银行单在按揭市场便需承担360亿港元的坏帐风险。^[15]

而目前仍然有不少铁路上盖物业因在八万五建屋计划时期规划，地基采用高密度设计，引致不少地区出现屏风楼问题。包括将军澳、西九龙、荃湾及大围。

从2000年代早期起，香港特区政府推行多项措施减少住宅供应，导致新建成的公营及私营住宅数量大减。在2010年一年内，香港仅有约19800个住宅单位建成，^[16]不到10年前（2000年）的四分一，甚至连“八万五”政策刚推出的1997年落成数目的三分一也不到。到2011年2月，香港的整体住宅楼价，已经超越1997年10月的昔日高位。^[17]有报章指出“楼价租金狂升、民怨沸腾、民生大受影响”。^[18]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2011年表示“我们的中产发现自己买不到楼，因为楼价太贵”。^[19]

2012年，香港富商胡应湘认为董建华当年提出“八万五”计划是正确的，“如果当年没有八万五”，香港年轻人“只可能住笼屋和?房”。^[20]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指“八万五导致落重药的孙九招，引致今天的地产霸权”。^[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