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蒂尔：如果你在1970年毕业，那时没有学生债务，再对比一下千禧一代的经历：太多人上大学，他们什么也没学到，最后背上了极其沉重的债务。学生债务就是我长期以来谈论的代际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
代际契约的破裂也不仅限于学生债务。我认为，你可以将80%的文化战争归结为经济问题——就像一个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会做的那样——然后你又可以将80%的经济问题归结为房地产问题。
如今，年轻人要成为房主极其困难。如果你有极其严格的分区法规和对新建住房的限制，这对婴儿潮一代有利，他们的房产持续升值，而对千禧一代来说却是灾难。如果你让年轻人沦为无产者，就不该惊讶他们最终会变成共产主义者。
“婴儿潮一代对世界为何对他们的孩子不起作用，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漠然好奇。我们永远难以判断其中有多少恶意，或行为者有多坏。我觉得很奇怪的是，2010年我抱怨学生债务时，人们竟觉得我奇怪——即便那时，学生债务的增长已是一个指数级过程。2000年全国学生债务总额为3000亿美元，现在已超过2万亿美元。到某个临界点，它就会崩裂……
如果你唯一能说的就是‘曼达尼（Mamdani）是个圣战分子、共产主义者、荒唐的年轻人’，在我听来，这说明你仍然对住房或学生债务毫无办法。如果那就是你能做的最好回应，你就会继续输掉一切。”
但得给曼达尼（Mamdani）记一功，他至少公开谈了这些问题。所以我的“逃避式回答”永远是：第一步就是把问题说出来，哪怕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以说，中左-中右建制派（center left-center right establishment）连谈都不谈，这是一种失败。
我不确定是否该说年轻人是“亲社会主义”的。我会说，他们不像以前那么亲资本主义。如果资本主义被视为一种“不公平的骗局”，那你自然不会太支持它。所以从相对意义上讲，他们更倾向社会主义，尽管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资本主义对我不管用。” 或者说，所谓资本主义只是某些人剥削你的借口。
我一向不愿对所有选民一概而论。但这整件事里——即便我不喜欢——至少有一部分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什么神秘难题。你不能像拜登那样，在学生债务问题上小修小补就指望解决它。那行不通。纽约的租金管制也搞过各种小打小闹，也没完全奏效。
所以想法是：也许我们该跳出“奥弗顿窗口”（Overton Window）找答案。这包括一些非常左翼的经济主张、社会主义式的方案。我不认为这些最终会成功，但它们比现有方案强多了。库莫（Cuomo）对住房根本没计划。他甚至没觉得这是个问题。当然，他从政、从政这么多年，很难不问：他以前没干过啥，现在为啥突然要干？ 所以我对曼达尼不乐观，但如果你相对评分，跳出奥弗顿窗口找解法，就是会发生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