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美国纽约市举行市长选举。结果显示，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印裔穆斯林身份、代表民主党参选的佐兰·马姆达尼以逾50%得票率当选市长。前民主党籍的纽约州长、独立参选人安德鲁·科莫得票41.6%、共和党参选人柯蒂斯·斯利瓦得票6.1%。
本次选举之所以被广泛关注和议论，不仅在于这是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市长选举，还在于热门参选者及当选者马姆达尼“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立场。马姆达尼可谓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当选大城市市长的、公开的社会主义信仰人士。
在美国历史上，尤其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红色”意识形态与相关物事，长期是政治禁忌、污名化标签，持相关立场的人士不仅被美国政府打压和监视，也被主流社会所排斥。最突出的是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兴盛、对左翼人士的迫害。即便“麦卡锡主义”退潮后，在美苏争霸、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的冷战背景下，防共反共仍然是美国的长期国策。美国恐惧苏联和毛时代“红色中国”对美输出革命、颠覆美国，也更加对极左翼意识形态严防死守。不仅共产主义，与共产主义接近和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也在被限制和敌对之列。
美国的反共传统不仅源于政治和国际关系，也在于其深厚的基督教保守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传统。这两种意识形态都高度排斥社会主义、敌视共产主义。美国建国时就有浓厚基督教色彩，大多数政要都是虔诚基督徒，延续200多年而没有大幅衰减。美国广阔的地理环境和粗犷的人文环境，也让美国人更强调自由竞争，反对大政府和国家干预。
虽然在冷战期间，美国国内也有强大的民间左翼力量，如越战期间反战份子中颇多极左人士，知识分子也有不少亲近苏联和中国。但激进左翼“雷声大雨点小”，只在街头热闹，在高校有影响力，而基本被排除在美国政治和权力体系外。
美国垄断政坛的两大党中较左倾的民主党，只是相较重视传统和秩序的共和党更主张自由与人权，与社会主义相去甚远。如开启冷战的哈里·杜鲁门、强硬对抗苏联和激烈反共的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都是民主党籍总统。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和罗纳德·里根则是共和党中更加反共、为反共不择手段的总统，千方百计打压包括但不限于共产主义者的泛左翼人士。
1990年代冷战结束，美国对激进左翼的管制大幅放松，主流社会也更客观看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激进左翼意识形态。冷战时代的”红色恐惧症”逐渐消失。但由于冷战期间对左翼的压制、美国强大的右翼保守主义传统，中间略偏左的民主党也吸纳了偏左的支持者，再加上苏东剧变对激进左翼的打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美国仍然式微。
直到最近十多年，随着美国建制派走向低谷、民粹主义和各种新兴势力崛起，“社会主义”才在美国明显抬头。如激进左翼民粹立场的民主党籍议员AOC（亚历山德莉亚·奥卡西奥·柯尔特斯）的崛起和赢得很大声望，就是典型例子。以前边缘化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也多次参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决选、与希拉里、拜登分庭抗礼，反映其代表的意识形态颇受欢迎。而马姆达尼则是最新一例。
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立场出现的激进左翼在美国越来越受欢迎，从美国边缘走向政治中心，是多种原因共同促成的。
美国是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政治成熟度也极高，被世界许多人当成“民主灯塔”，可谓民主国家的典范。但在这光鲜亮丽的背后，是美国各种沉疴痼疾长期得不到解决，平民生活不易。巨大的贫富差距、医疗和养老保障差、种族差异和族群矛盾难以消解、制造业衰退和失业严重、治安败坏和高犯罪率等，都无法以“民主”作为万能药加以解决。即便最发达的城市纽约，这些问题也颇为严重。尤其高昂的房价让年轻人难以安家落户、生活压力巨大。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无力也无法根治这些问题，两党长期垄断政坛、建制派政客各种虚伪圆滑、陈词滥调，也让许多人厌烦。
在生活痛苦中日渐绝望、对建制派强烈不满的中下层民众，逐渐转向民粹主义色彩强烈的其他非建制路线。一部分人走向激进右翼，如唐纳德·特朗普支持者、“MAGA”份子、“茶党”成员。他们主张极端民族主义、排外、白人优先主义路线，以对外强硬、对内排斥少数族群、高度自由主义、宗教保守主义吸引中下层白人支持。
另一部分则走向激进左翼，将长期在美国被边缘化的“社会主义”大旗拉起、走入主流政治舞台。这些人主张大幅提高公共福利，增加税收、“劫富济贫”，并推动全民的免费教育、医疗、养老体系。他们也非常强调少数族群和非白人的权利，也因此在非白人和非基督徒等少数族群中得到更多支持。
激进左翼和激进右翼具体主张是高度对立的，但也都是不满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垄断政治、不能根治民生问题的不满而造就，双方也相互刺激、相互成就。如正是巴拉克·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时代激进左翼的活跃，让右翼感到威胁和推出特朗普，传统右翼和极右翼合流。而特朗普和MAGA的壮大、当权，又让激进左翼更不满、更多左倾年轻人从支持民主党建制派转向支持极左。民主党建制派在不敌特朗普、威信大损情况下也只好对激进左翼从保持距离到拉拢和支持。
本次马姆达尼胜选，也在于民主党动用资源支持、奥巴马等民主党大佬公开“背书”，并抛弃前民主党人、从政经验丰富的前纽约州长科莫。若无民主党的资源，参选前知名度并不高的马姆达尼恐怕和之前许多“民主社会主义”者一样，即便在志同道合者那里受到欢迎，但缺乏舆论曝光和竞选资源，无法获得更多民众了解和支持，根本无力匹敌主流政治人物。在过去即使参选，也要摒弃“社会主义者”的标签，被建制派“收编”。
而如今马姆达尼则以“民主社会主义者”作为招牌，得到民主党接受、半数选民支持、成功当选，反映美国社会起码半数人民不再有“红色恐惧症”，对激进左翼有更高接受度。
马姆达尼当选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市长，也颇有标志意义。与2016年特朗普击败共和党建制派候选人、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反映了美国极右翼崛起和共和党进一步“右转”类似，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也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内激进左翼成为民主党和美国政治重要组成部分，各方都不能忽视而必须正视的存在，及未来更大的潜力。
不过，马姆达尼当选并不意味着美国整体的“左转”和”红色恐惧症”的彻底消失。还有另一半美国人显著的反感马姆达尼及其代表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政治力量。马姆达尼之所以当选纽约市长，也在于纽约是美国最左倾的地区之一，沿海大城市选民并不能代表美国全体，美国内陆和乡村选民明显不喜欢左翼，而更青睐特朗普及其同路人。
而本次选举及马姆达尼当选之所以引发热议，也正证明美国人并未将社会主义者当选要职视为平常，相反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是惊讶的。美国的保守反共传统也根深蒂固，马姆达尼的当选并不能撼动这一强固的国情。
而笔者个人对马姆达尼的当选，是持较为积极的看法。相对于西欧各国在内世界发达国家，美国明显是偏右的、过于保守的，社会保障和民生政策较差的，甚至还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保障和平等程度。这与美国高度发达的经济、被部分人认为是“文明灯塔”和“世界领导者”的地位不匹配。
至于因为恐惧苏联-东欧-中国“社会主义”模式而反感马姆达尼的人，显然没有注意或有意无视二者的巨大差别。马姆达尼及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是在美国民主框架下、以合法方式参选当选，并非列宁斯大林式践踏民主、垄断政治权力的苏式“社会主义者”，美国又有强大的权力制衡体制和多元的意识形态，并不会损害美国民主和人民自由。何况“民主社会主义者”即便近年有所斩获，也仍算弱小，根本不可能颠覆美国体制。
而那些将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现体制混为一谈者，就更加荒唐。二者不仅所处制度不同，政策也大相径庭。中国的“低人权”、低福利、贫富差距悬殊、种种制度性不公、高度丛林竞争社会，反而是与极右翼颇为类似，并非挂着“共产党”名号就是左翼。相对于中国的虚假社会主义者，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也是真诚主张帮助弱者、促进公平的。无论未来如何，起码现在美国的社会主义们是可以支持、不应该污名化的。
当然，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等激进左翼崛起、马姆达尼当选，也确实反映了美国政治极化的加剧、民粹主义的兴盛，以及美国政治更加不稳定、未来更多不确定性，人们也应对此有充分认识和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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