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十月，随着黄金周的出游旅行逐渐落幕，媒体上每年一度的热闹时段也来了，是的，诺贝尔奖的颁发期，就集中在每年10月初，各类别的获奖者会陆续公布，涵盖六大类别：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与经济学奖。通常在10月6日至13日之间完成。
诺奖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是没得说的，我们今天高质量生活的一切都和它有关，它的前瞻性，对重大意义的发明与发现的辨识力，是无与伦比的，今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在过去无法想象的高科技技术，早在1920-30年代的那一批诺奖获得者的理论框架之下，就已经有了路线图了，所以怎么给它戴高帽子都不为过分。诺奖获得者也是我本人最尊重的人群，并认为这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极重要的因素。
不知从何时开始，中国媒体与自媒体对诺贝尔奖的态度和评论有点变味，从单纯敬重变得有点酸溜溜，当然前提仍然是尊重其国际影响力的，针对焦点部分是对和平奖、文学奖，不过这个本来就不是诺奖的重点，也就不用多说。主要是对科学奖项的批评有点扎眼，比如评选机制不透明，长期偏重欧美科研机构，忽视中国的进步，甚至认为诺奖对中国科技成果的处理与地缘政治有关，并非纯粹学术标准。在社交平台上，诸如中国不需要诺奖来证明自己的言论频出。
对最近20年中国大陆仅有的两位获奖者，国内的评价和给予的尊重是差异巨大的，对屠呦呦质疑其得奖的正当性，因为青蒿素是集体攻克的项目，我甚至觉得屠呦呦本人在这一点上也不是很自信的，这在中国文化体系之下几乎是必然的，不用查资料，我都能想象同业众人心里的那一丝不完全信服的态度；至于莫言，不要说广泛尊重，攻击甚至谩骂都是常见的。
这些不满和质疑本身就说明中国的某些特质和诺奖的精神特质无缘，诺奖是什么，诺奖从来奖励的都是0到1的发展与发现，而近40年才跟进世界文明步伐的中国，在1到100的进展中是确有建树的，但这不是诺奖的关注区。在文学与和平奖上，侧重对批判性、独立性与思辨力的肯定，尤其倾向于表彰那些挑战权威、推动人类反思与变革的作品与人物。
如此看来，中国的很多文化特质，尤其是那些古已有之的，与诺奖崇尚的理念与精神正好相悖相反。先不说批判性与独立性在2000年前基本就被消灭殆尽，最基本的客观理性精神就不具备。
中国客观理性精神的缺失，是深入骨髓的，上至庙堂下至普通百姓，一以贯之，是许多人日常生活和表达的一部分，表意不清，模糊性，追求所谓意境，导致遇事总是让情绪和情感占据主导地位，不论是在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上，还是情与法的舆论判断上，理性常常是弱势的一方；这种态度带到历史观上，就更是灾难性的，比如1949年以前统称旧社会，还要加一个副词，定义为万恶的旧社会，其后为新社会，则是一切都欣欣向荣的新社会，这种打标签式的定义是非常恐怖的，在这种语境氛围下长大的人，几乎天生就被剥夺了建立理性态度的能力；我看英剧《唐顿庄园》的时候就很感慨，人家任何时代都能拍出很有美感的影视作品，时代赋予的美与人性的美，中国那样被定义的“旧社会”有什么故事可以拍出美感来吗？我好像没找到，如果没有的话，中国的那个上下5000年文明算是怎么回事呢？
有了这个基础，历史事件就可以拿来当做有目的各种使用工具了，比如日军南京屠城这个事件，在人类野蛮发展史中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特殊性，中国作为这么大的国家，历史上各种惨绝人寰的屠城事件比比皆是，都是杀人，有什么厚此薄彼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吗？东北人祖上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挠痒痒式的历史事件吗？陕西的白起屠了二十万河北祖先只是一串冰冷的文字记载？还是一代天骄的可汗大军到处的烧杀掳掠，同时留下最多个人基因遗传信息的事实，只是弯弓射大雕这一图腾的装饰？事件的恶性程度，不是时间远近所能抹杀的，选择性处理的做法，是极度缺乏客观理性的典型表现。
现代人如果不能和历史做理性的情感切割，是无法正确认知的，也必然不客观。
没有客观理性精神的另一个糟糕的情况，就是逻辑性的重大缺失，像所谓的“中医”和西医之分，把两者当成可以抗衡平视的同等事物，实在是贻笑大方的事情。
在高铁线路世界第一，电动车，机器人都发展的可圈可点的AI时代，中国仍然严重的存在理性客观精神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你有辨识好东西的能力，也有把好东西做好做大的能力，但就是没有原创好东西的能力，这和整个大环境缺乏理性客观的精神要素是直接相关联的，因为就算在人口总量这么高的基数上出了个把异类，单枪匹马获得诺奖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现代科研机构有它的整体性，而整体性一定就有缺失要素的表现空间，所以就算有星星之火，也会泯灭其中。
如果现代自然科学教育能够释放少数人的束缚，弥补客观理性缺失的不足，也有很强的逻辑性能力，情况或许还不那么完全令人绝望，但是很可惜，在几乎绝迹的批判精神，和容忍异见，能给予一个最起码的生存空间，当这些条件都不存在的话，那么这样的环境，获得诺奖和创新性、开创性的成果，是完全不可能的。
同是东亚人种，也曾是儒家圈背景的日本，在诺奖获得者总数上成绩斐然，为什么会这样，也许百多年前明治时代的福泽谕吉和大清的郭松涛，这俩人的命运结局就能说明问题，俩人都在熟悉西方文明之后，分别在各自国家推动思想启蒙与制度改革。福泽谕吉主张文明开化，提倡全面引入西方制度、科技与教育，强调个人独立先于国家强盛。他提出脱亚入欧论，认为日本应摆脱亚洲传统束缚，融入西方文明体系。其思想被明治政府采纳，最终推动日本迅速实现现代化，成为亚洲首个资本主义强国。
郭嵩焘主张深度学习西方制度与文化，反对排外，倡导制度反思与平等外交，这些主张遭遇巨大阻力乃至排斥。改革理念不仅不能在清朝落地，还被彻底边缘化。
福泽成为日本现代化的思想奠基者，其形象刻印在日币最高面值10000元上，而郭嵩焘则成为中国近代改革的孤独先驱。所以中国今天失落的原因，其实一百多年前就给出答案了，不过可惜的是，至今仍无根本性的变化，人民币的最高面值上，显示的是权利标签，那才是人民的图腾，也是这个被日本抛弃的宗主文化的灵魂。
所以诺奖之痛，很可能还要持续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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