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系列·制度资源篇（补章）》
制度的最后一里地：从川普“食用油”口误看地沟油产业链的制度裂隙
一、引子：一句“食用油”的制度意味
二〇二五年十月中旬，美国前总统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他正考虑终止与中国有关的“食用油”业务，以回应中国自四月以来停止购买美国大豆的行为。这句话表面上似乎延续了历次中美农产品争端的语气，但其中的“食用油”一词，却隐藏着不同寻常的制度含义。
在国际贸易统计中，中国向美国出口的真正食用植物油极少，全年仅数千吨，金额不足千万美元；而出口的废弃食用油——即地沟油、废油脂（Used Cooking Oil，简称UCO）——却超过百万吨，价值逾十亿美元。换言之，美国进口的“食用油”，事实上大多是中国处理后的废油原料，用于再精炼为生物柴油或可持续航空燃料。
川普的“口误”并非偶然。它在政治上可唤起民粹情绪，使农民相信他在“反击中国”；而在制度层面，则是对中国在废油产业链中最后一段——即高附加值精炼环节——长期拱手外让的冷峻提醒。
这句“停止进口食用油”，实质上点出了一个制度裂口：中国在掌握完整技术与设备能力的情况下，却选择出口半成品，把“最后一里地”的利润与话语权让给他国。
二、技术突围的速度与瓶颈
中国在废物处理与资源化技术上的进步无疑惊人。从上世纪末的进口设备阶段，到二〇一〇年代的全面国产化，再到今日输出东南亚与“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在垃圾焚烧、污水处理、废塑料与餐厨垃圾处理方面均形成了可输出的体系。
废油脂处理技术本身并不复杂。油水分离、脱胶、加热脱水、催化转酯、脱色脱臭等环节，均源自化工与油脂工业的成熟工艺。若有政策支持与市场回报，中国完全具备在短期内建成规模化精炼体系的能力。
近年各地也出现了若干示范工程，将餐厨垃圾与废油脂集中处理，生产生物柴油或化工原料。其技术路径、工程设计与设备集成都可与欧洲并列。若以能力论，中国并不缺乏完成这条链条的条件。
真正的障碍，并非技术，而是制度。
三、制度缺位与末端放弃
地沟油问题在中国的治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它不是单纯的产业议题，而是食品安全与社会信任危机的象征。自二〇一〇年前后地沟油事件频发以来，政府对其采取高压态势：宁可过度防守，也不冒舆情风险。
因此，废油脂产业链在政策设计中被有意截断。上游收集、预处理、出口被视为“安全区”，末端精炼、燃料化、再利用则被归入“风险区”。对地方政府而言，承担“再炼”项目意味着潜在的食品安全问责、环保责任与民意风险；相比之下，将半成品出口给他国显然更保险。
在资金层面，废油精炼属于低毛利、高成本行业。若无补贴与政策激励，难以形成投资回报。中国在垃圾焚烧、污水处理等领域之所以成功，正因有财政兜底与PPP模式，而废油脂精炼并未纳入此类战略范畴。技术虽在，却无制度驱动。
此外，末端高附加值产品需通过国际认证体系，如欧盟的REDⅡ或美国的RINs、LCFS。认证费用高、流程繁复，标准掌握在欧美手中。中国企业若自行生产燃料出口，不仅成本增加，还可能在标准上被排斥。于是，“出口半成品，由他国完成认证再转售”，反而成为制度上最经济的选择。
四、贸易与话语的双重模糊
川普的“食用油”表述恰好击中了这一制度软肋。表面是贸易指责，实质是话语试探。
在美国公众理解中，“食用油”象征民生商品，政治动员力极强；而在能源与产业语境中，它又可指代废弃油脂，属于可再生燃料原料。川普以模糊词汇出击，既能向选民展示“反击中国”，又能在技术层面打击中国残存的出口链。
更重要的是，这种语义混用反映出国际制度的不对称。谁定义词汇，谁就掌握解释权。中国虽在生产端、技术端具备优势，却在定义端缺乏主动。欧美可以把UCO称为“绿色原料”，享受碳积分与税收优惠；而中国若在国内推动同类项目，却往往被视为“废油再炼”，在制度与舆论上遭遇防御性标签。这种话语差异，正是制度文明的潜台词。
五、产业链的现实逻辑
废油脂出口并非偶然，而是多重制度与经济力量的合成结果。
其一，地方政府以风险规避为优先，避免舆情事故；
其二，企业以外汇与现金流为导向，出口收益快于内销；
其三，国家在政策层面尚未把此列入绿色能源战略核心。
结果是，一条本可形成闭环的技术链，变成了典型的“前热后冷”：收集、预处理环节活跃，精炼、燃料化环节沉寂。产业利润与碳信用在链条外被截留，中国成为“绿色能源原料国”，美国与欧洲则在末端实现制度性套利。
六、制度失语的象征意义
与稀土、半导体、能源装备相比，地沟油似乎微不足道。但正因为它平凡，更能反映制度深处的惯性。稀土产业能构成战略垄断，是因为国家把它视作安全资产；而废油脂被归入低端再生范畴，缺乏制度级关注。
这种分层决定了政策能量的投射方向——战略资源获得垄断地位，民生废料被排除在国家战略之外。久而久之，“最后一里地”就成了无人区：既无资本动力，也无制度护航。
川普的口误在某种意义上提醒了这一点。中国早已具备完成这一里地的能力，却在制度结构中主动抽离。技术的胜利因此被制度的缺席所掩盖。
七、未来的转向与制度回声
若要重新夺回这条价值链，中国需在三个层面完成制度重构。
第一，政策归位。应将废油精炼纳入绿色能源与碳中和战略，给予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与碳积分激励，使之具备产业吸引力。
第二，标准自主。必须建立本国的可再生燃料认证体系，与国际标准对接而非附庸。唯有掌握标准，技术能力才能转化为价值能力。
第三，风险共担。通过保险、责任分层、信息公开等机制，使地方政府敢于承接项目，企业敢于投资，不再让舆论恐惧成为产业空白的理由。
八、制度余响
当下的地沟油出口，看似一段微不足道的贸易，却浓缩了一个文明的制度密码：技术能力可以速成，制度话语却难以速建。
从垃圾处理设备的出口，到稀土精炼的垄断，中国证明自己能在物质层面迅速追赶世界；但在定义权、标准权与末端价值链的制度布局上，却仍被旧体系约束。
“最后一里地”不仅是废油精炼的缺口，更是制度主权的隐喻。
技术可以复制，话语却需重建。唯有当中国能在制度上定义自身的资源与价值，地沟油才不再是被出口的废料，而能成为制度自信的再生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