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查理·柯克在公众场合被当众枪杀的那一刻起，美国的命运似乎悄然偏航。原本这个号称世界“自由灯塔”“言论自由”的国家，正在以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式，走上了一条熟悉得几乎令人作呕的老路——举报文化复兴了。
这一次，不再是红卫兵高举毛语录冲进课堂，也不是宣传队敲锣打鼓抄家逼供。而是披着“政治正确”“社会正义”的外衣，裹挟在一封封“举报信”飞向国务院、FBI、校方的邮箱中。已经有人应言获罪，失业，遣返，驱逐。。。。。。导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这种病态的快感、对正义的狂热迷恋，让我仿佛看到了似曾相识的“文革年代”。那是一个孩子可以举报父母的时代，是老师可以因一句“走资派”被斗到跳楼的时代，是邻居之间彼此出卖、夫妻互相揭发、而所有人都以“举报”作为道德制高点的年代。
而今天，轮到美国来体验这一切。
最让我震惊的，是这波举报热潮中，华人群体正成为其中最积极、最专业、最“得心应手”的一支队伍。毕竟，血液里的那点“斗争经验”似乎并未随着出国而清除干净。
最近，最出名的是某位远在澳洲的博主，竟然以手握“正义之剑”的姿态，公开举报一位在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华人博主。而观众弹幕却满是叫好之声，“举报得好”“早就看他不顺眼了”——颇有当年“今天我揭发父亲”的悲壮与得意。
他们或许不明白，也许明白但不在乎，这种“举报癖”从来不是出于正义，而是一种深植于骨子里的仇恨、自卑与控制欲。他们举报的，不是“错误”，而是“自己无法容忍的他者”。
我为什么如此反感举报？并不是因为我站在“被举报者”的位置，而是因为童年时那一次被“最好的朋友”出卖的记忆。在我的认知里举报就是出卖。
小学时，我和他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某次午休玩得太投入，下午上课迟到了几分钟。恰逢老师不在，班长也没记录。那学期末，我是班里唯一没有迟到过的学生。老师表扬了我，还准备给我颁发“全勤奖”。
可就在这时，我的好朋友举手发言：“老师，他迟到过一次，哪天哪天中午……”他如数家珍，准确报出了时间、情节，还顺带拖下了班长。
那一刻，我是懵的。我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看着他，一脸坚定又“正义”的神情，仿佛他成了《少先队员行为规范》的化身。而我，则成了个没有诚信的“不良少年”。
奖状没了，老师训斥了我，甚至连累了班长。我失去了对朋友的信任，从那以后，对任何人都开始保持距离。
这一切，只因为一个小小的举报。
很多人以为，举报是一种“公民责任”，是对错误的矫正。但他们忽略了一件事：举报，是不经过对话、不经程序、不讲情面的单方面“制裁”。
在举报的语境中，没有申辩，没有澄清，只有审判和定罪。它是道德暴力的工具，是“权力感”的毒品，是在没有法庭的情况下完成处刑的“私刑”。
今天的美国，正在沉迷这种没有法律程序、没有理性讨论的“道德私刑”。
它摧毁的不仅是被举报者的名誉、职业、身份，更在慢慢腐蚀整个社会最宝贵的信任。
当一个社会以举报为荣，它离全面崩塌就不远了。因为再没有人愿意说真话，没有人敢表达异议。每个人都戴着面具，怀疑彼此，躲在屏幕后密谋“正义”。
当举报成为风尚，自由就注定成为笑话。
正如那位举报我的童年朋友——他在剥夺我荣誉的同时，也失去了我这个朋友。
而美国，正在剥夺她自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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