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房价到底高不高，常常有人拿伦敦、新加坡作比较，说北上广深的房价不过和这些国际大都市差不多。听上去似乎合理，但稍微推敲，就会发现其逻辑经不起考验。因为比较的根本不是同类产品，也不是同类收入，更不是放在相同的制度框架下衡量。
先看住房本身。中国城市里的商品房主力，是一栋栋高容积率的高层公寓，或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砖楼。户型进深过长，采光受限，隔音差，电梯和管道井把空间切割得支离破碎，再加上公摊面积，账面上一百平，实际能用的往往只有八十多。而伦敦即便不算豪宅，普通人也大量住在联排、半独立住宅或者低层公寓，社区环境与生活需求相配套。拿这样两种产品硬凑到一起比价格，说中国并不贵，简直是自欺欺人。
再看收入和价格的关系。北京2023年平均房价每平方米六七万元，一套九十平方米的两居室总价超过五百万。而北京市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不过七万元。换句话说，一个人要不吃不喝七十年以上，才可能买下一套普通住房。即便两个人合算，也要三十多年才能攒够，这还是在完全不消费、不养孩子、不养老的假设下。现实中，首付至少要一百五十万元，一个普通人要攒下这笔钱，几乎耗去整个青春。
放到世界大都市对比，更能看清荒谬。伦敦的房价收入比在12到14倍之间，巴黎在10倍左右，柏林更低，只有8倍上下。柏林的年轻人，即使不买房，也能依靠社会保障和租赁制度过上体面的生活，不会因为没有房产就被剥夺教育、医疗、落户等基本权利。而在北京、上海，人均房价收入比常年在七八十倍，深圳一度更高。这不是全球最昂贵市场之一，而是全球最不可负担的市场之一。
更糟的是，房子不仅仅是居所，还被制度绑成了一张准入门票。孩子入学要看学区和房产，落户要看住房，医疗保障和公共服务与户籍和不动产挂钩，婚姻市场更是把有房视为必需条件。买房不是选择，而是生存的前提。不买房，你的孩子可能失学；不买房，你的户口就落不了，医疗、养老统统缺席；不买房，你的社会身份甚至可能被视为不完整。所谓居住不公正，已经扩展成教育、医疗、社会公平的全盘不公正。
那么，谁真正希望房价这么高？答案并不复杂。过去二十年，中国地方财政严重依赖土地出让。很多年份里，土地出让收入甚至接近或超过地方公共预算的规模。地方政府有天然的动机推高地价：地铁优先修到未开发的地块，让周边地价升值；新区开发先有宣传再有卖地，把财政增收和土地溢价绑在一起。所谓土地财政，不仅是一种收支模式，更是地方治理的基本逻辑。
税制结构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畸形。房产税长期缺位，持有成本极低，结果大量资金沉淀在存量房里；而交易环节的限购、限售、限贷又人为制造流动性障碍，使得市场里的新增需求只能不断涌向新盘预售。开发商以预售资金周转，地方政府以高价卖地入账，资金链在开发端和财政端闭合。结果是价格被持续推高，而真正的刚需家庭被迫承担高首付、高杠杆、长周期的沉重负担。
更讽刺的是，政府在房地产上的姿态本身就是摇摆和矛盾的。一边不断抬高地价，把财政寄托在土地出让上；等房价过高引发舆论反弹，又祭出限购、限贷，把房地产企业融资挤到三条红线；等房价开始下跌，又高喊止跌回稳，要求市场回升。这样的政策朝令夕改，根本没有明确方向。受害的却是普通居民：本应是固定资产、安身立命的房子，变成了最不稳定的筹码。辛辛苦苦掏出六个钱包买来的房，价格忽涨忽跌，完全不可控。有的人几代人的积蓄，就在房地产的暴跌里化为乌有。
真正的比较已经不言自明。中国的房价远远高于世界主要城市，收入却绝对低得多。人均购买力和住房负担没有任何可比性。而这一切并不是市场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制度刻意塑造的局面。土地财政、税制设计、配套政策，把高房价变成了地方政府赖以生存的工具。更要命的是，这个政府一边从高房价中获利，一边又反复操纵市场，把普通人的财富推到风口浪尖。中国人承受的高房价和沉重负担，不是偶然，而是被共产党和各级政府一层层操纵出来的。这么说，并不是夸张的批评，而只是对事实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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