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萨姆·邦内特合作*
上周，加拿大 13 个省和地区的省长在安大略省举行会议，总理卡尼也于周二出席会议，会议中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即将到来的8 月 1 日与美国达成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最后期限。
鉴于对不符合《加拿大美国制造协议》（CUSMA）的加拿大商品征收35%关税的威胁可能进一步破坏我们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这个问题成为优先事项也就不足为奇了。当保护主义政策导致跨境贸易成本上升时，两国的消费者和生产商都会受到影响。
但破坏贸易的代价并不仅仅以金钱来衡量。
尽管在当今时代，想象军队沿着世界上最长的“不设防”边界交战似乎有些异想天开，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很久以前就警告过，当各国开始切断维系和平的贸易联系时，和平本身也可能成为牺牲品。他们的警告至今依然清晰明确，意义非凡，而且得到了大量现代学术研究的支持。
甜蜜的商业
许多17和18世纪的思想家信奉 “甜蜜的”或“温和的”商业理论，认为贸易促进和平，而缺乏贸易则更有可能引发战争。法国启蒙运动哲学家孟德斯鸠 写道：“贸易是治愈最具破坏性偏见的良药”，他认为贸易不仅在个人之间，而且在国家之间都能促进温和的举止：“和平是贸易的自然结果。两个相互贸易的国家会变得相互依存。”
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潘恩对此表示赞同，他写道：“商业虽然本身在道德上毫无价值，但它对磨练人类心智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潘恩认为，由于商业带来的财富，在他那个时代，各国有动力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而在过去商业化程度较低的时代，这些国家可能会与之开战。
对于贸易的文明效应，有几种合理的解释。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系副教授帕特里克·麦克唐纳列出了四种相关但不同的机制：机会成本（贸易使冲突代价高昂）；效率（贸易比征服更便宜）；社会学（贸易建立跨境信任）；以及讨价还价（贸易有助于各国沟通和谈判，以避免战争）。
麦克唐纳指出，促进和平的不仅仅是贸易，而是自由贸易。他认为，以此为标准，第一次世界大战远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反例，反而雄辩地展现了保护主义的危险。
诚然，19世纪的全球经济是一个高度开放的贸易体系，促进了参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因此，1914年战争的爆发似乎反驳了贸易的抚慰作用。
然而，麦克唐纳指出，这个时代的全球化主要源于“运输成本的持续下降，而非保护性法规的减少”。事实上，1879年后，全球化遭遇了强烈的抵制，导致欧洲的保护主义有所加强。在那场灾难性的全球大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德国利用保护主义关税将农业和工业精英团结起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内联盟，支持其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世界政治政策。事实上，当时欧洲存在着“广泛的关税”，俄罗斯“近三分之二的公共收入来自关税和国有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双重贸易理论”，军事冲突可谓可预见的悲哀结果。
用数字看和平
当然，轶事并不能构成证据，但统计分析证实了上文描述和阐释的贸易与冲突之间的反比关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教授兼和平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埃里克·加茨克在2007年的一项研究中发现，两个国家中，金融开放度较低的国家每增加一个单位，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降低37%。民主也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民主度较低的国家每增加一个单位，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降低约12%。
麦克唐纳则认为，强有力的数据表明，贸易和民主都能极大地促进和平。他认为，关税水平从27%降至5%将使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低40%以上，而从高度专制转向高度民主则可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降低47%。
简而言之，拥抱全球贸易并减少贸易壁垒不仅具有良好的经济学意义，更是一条通往稳定的道路。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良性贸易理论仍然是维护国际和平的有力框架，并得到了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永恒的启蒙理论以及当代研究表明，通过倡导全球经济自由，我们可以利用贸易的潜力，同时促进经济发展并缓解军事冲突。正如社会学家埃里希·韦德所说，“通过贸易实现和平”是“一个罕见的例子，即通过理想的手段实现理想的目标”。
Michel Kelly-Gagnon 是 MEI 的创始主席，Sam Bonnett 是 MEI 的实习生。本文仅代表他们个人观点。
（谷歌翻译： Make trade, not war – How commerce helps keep the pe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