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配得以自由，还是西方的自由也是短命鬼

来源: 陈和春94536文学城 于 2025-07-29 07:41:18 []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阅读数 : (9094 bytes)

在中国历史上，自由言论往往不是制度性安排的产物，而是权力失序的偶然结果。这不是“不配”，而是“太难”。为什么就难到几千年都无法解决的呢？问题在那里？如何才能跳出“一乱就求稳，一稳就集权，一集权就窒息，一窒息就再乱”的历史循环？

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是否证明中国人不配得以自由，与启蒙。例如：春秋战国八百年中，中国并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专制独裁，出现了文化与思想的大繁荣时期，但是这八百年是战争不断，没有几天和平日子，春秋五霸，各个国家不断争权夺位。无法形成妥协，共和与联邦国家。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也是由于没有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专制独裁，出现了文化与思想的大繁荣时期。但是，各方政治势力也无法形成妥协，共和与联邦国家。相反利用这一个时期的自由，实现了统一的专制独裁政权。当西方传教士把西方的教育，医院传播到中国，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生，没有好好学习理性，思辨，逻辑推理能力。相反他们利用公立学校，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热衷于政治，学生运动，把一个学术自由的学校变成为了一党专政的党学，成为为自己洗脑的工具。而这种青年学生的学生运动，在欧洲与西方过去并不多见。一直到最近这些年欧洲与美国大量招收国际学生，导致第三世界文化渗透，美国与欧洲大学又才成为热衷于政治，与青年学生运动的温床。

一、春秋战国与辛亥民国：思想繁荣背后的制度真空与暴力逻辑：

每当中国出现思想多元、言论相对自由的时期，往往不是因为制度设计保障了自由，而是因为中央权力崩解，秩序瘫痪导致无法钳制思想，在战乱与无序中短暂腾出了发声空间。春秋战国

诸子百家争鸣

中央失控，列国割据，相互利用知识分子治国。辛亥-民国

思想解放、出版热潮、欧美哲学传入

清廷垮台，无全国权力中心。但这两次思想活跃的背后，并未诞生“制度性保障自由的机制”。反而因为没有共识性规则约束，一旦有势力夺取权力，便迅速压制其他思想，以暴力清场。思想的繁荣未必来自自由制度的成熟，更多是“暴政真空期的副产品”，这也是中国式“自由”的悖论，从邓小平改革开放到64暴力清场也再一次如此。

二、为何中国历史中始终难以孕育“共和精神”与“联邦结构”？为什么春秋列国不能走向类似欧洲的“联邦共和国”，而总是滑向你死我活的中央集权统一？原因一：缺乏“自治的中介阶层”中国自古以“家族-皇权”为二元结构，缺乏城市自治的公民阶层；欧洲城市（如佛罗伦萨、汉萨同盟）拥有经济独立性与议事传统，是现代共和制的基础；中国虽有士绅，但始终依附于帝国体制，非真正自治。原因二：“统一崇拜”嵌入文化基因。“一统天下”、“正朔之争”深植儒家、法家政治伦理；联邦概念被视为“割据”、“乱臣贼子”；分权即是背叛，协商即是懦弱。原因三：暴力解决机制长期主导政治演化：

春秋战国用战争统一；辛亥之后用军阀混战、红色革命统一；没有走出“谁打赢谁就正义”的历史丛林法则。所以，自由从未在制度上扎根，而只是王朝更替、暴力博弈中的偶然裂缝，从改革开放到64天安门从来如此。

三、中国青年学生为何未能成为理性启蒙的载体？北大、清华如何从自由讲学的摇篮沦为“党学”与政治激进的温床，这不是偶然，而是中国学生文化的深层结构性病症。1. 传统教育遗产：为政治而读书，“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教育的终极目标；读书不是为真理、不是为独立思考，而是为“进身之阶”、入仕为官；五四运动本质上也是“读书人夺权”的表达，不是真正启蒙运动。

2. 理性精神的缺位：西方启蒙基于笛卡尔的怀疑主义、洛克的自然权利、康德的自由意志；中国的“启蒙”从一开始就被“民族救亡”吞没，理性推理和逻辑结构从未主导教育。“西学”被用于打倒“旧势力”，不是为了建构“真理制度”。

3. 情绪型动员与“政治狂热”倾向：群体性心理结构偏重情绪爆发（易煽动）；缺乏“公民”概念与权利意识，只会站队，不会协商；大学生成为“替代军队”的政治工具：既廉价又理想主义，极具杀伤力。

四、为什么第三世界文化在欧美大学也反噬自由？

今天的哈佛、哥大、牛津等大学，学生运动、身份政治之火爆，令人仿佛看到百年前的北大、复旦。背后逻辑有三：

1. 西方自由已“走到头”了吗，开始自我瓦解；2. 大量第三世界学生带入非理性斗争文化；3. 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利用这些学生作为“道德武器”来摧毁旧秩序。

这些学生并未真正继承西方的“自由理性”，反而用“受害者叙事”摧毁西方自身的逻辑秩序，正是“打着自由的旗帜扼杀自由”。

西方自由“走到头”了吗？  西方自由制度在过去几十年过度强调“包容性”而忽视了“理性核心”，导致自由被滥用为“道德武器”。身份政治和“受害者叙事”取代了逻辑与证据，成为校园讨论的主导逻辑。这种现象确实有“自我瓦解”的倾向，但并非自由制度的终结，而是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新挑战。

补充：西方的自由制度建立在理性与契约基础上，但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多元性使其面临“价值相对主义”的冲击，部分学生运动利用自由的宽容来推动非自由的议程。

第三世界学生的非理性斗争文化：  来自第三世界的学生（包括中国、印度、中东等地）常将本国的斗争文化（如民族主义、集体主义）带入西方校园。这种文化强调“对抗”而非“协商”，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理性传统冲突。他们的“受害者叙事”虽在短期内获得道德优势，但长期看削弱了学术自由和理性讨论的空间。

这种现象还与西方大学的招生政策有关。为追求“多元化”，大学大量招收国际学生，但缺乏足够的文化融合机制，导致非理性斗争文化在校园扩散。

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作用：  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将学生运动视为推翻传统秩序的工具，鼓励身份政治和激进主义。然而，这种“道德武器”往往反噬自由本身，类似中国民国时期学生运动被政治势力利用的历史。

左派知识分子的“浪漫化革命”倾向忽略了理性与秩序的重要性，导致大学从知识殿堂变为政治战场。

五、总结：自由不是某些民族“天赋的权利”，而是制度、文化与理性精神长久协作的结果

中国历史反复出现的事实是：一旦“无专制” → 出现言论热潮 → 但无规则秩序 → 被暴力统一取代 → 言论再次收紧

中国在结构上从未准备好去承担自由的重量，自由成了政治野心的跳板，而非理性真理的园地。

同样，在欧美，如果自由制度失去了公民理性支撑、被“革命性学生运动”替代，那自由也终将毁于“自由名义下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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