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特权阶层才“值得拥有”

来源: 于 2025-07-18 15:14:18 [博客] [旧帖] [给我悄悄话] 本文已被阅读：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年轮上，有一些章节始终带着沉重而又暧昧的色彩。《金瓶梅》的命运，便是其中一段令人百感交集的章节。它被视为禁忌，也被奉为经典；它曾被高悬在政治与道德的审判席上，却也悄然在学术与思想的耕耘中复活。回顾这部“第一部描写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际遇，仿佛是在翻阅一份文学与政权、文化与意识形态、审查与自由之间旷日持久的拉锯记录。

 

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文学古籍刊行社”名义悄然影印《金瓶梅词话》，不删节、全文影印、宣纸印刷，总计21册两函，仅发行2000套。谁能读？必须年满45岁、已婚，且为副部级以上的高干或高级学术人员。购买者需登记在册，编号标记。这部流传四百余年的文学巨著，在新中国的国土上第一次被以如此荒诞的方式“复出”。

 

这不是普通的出版，这是一次在意识形态密林中偷运思想火种的秘密行动。它不属于人民，只属于人民“公仆”。在那张登记表上，不仅钉死了阅读的门槛，更显现出一个政府对人民精神世界的高度控制与深度不信任——一部小说，竟然需要身份审查与阅历背书，仿佛读者若非年老体稳、德高望重，便无法承受这部书的“重口味”。

 

 

毛泽东本人曾有兴趣，《金瓶梅》得以名正言顺地重印；然而，这份“主席指示”的正当性，到了“文革”时期又变成出版社的“罪证”。红卫兵声讨、领导人认罪、“印多了”成了结案的审判词。这部书的文学命运，居然在政治风向之间大起大落，不能不令人感慨：连一本书都如此身不由己，那人又该如何自处？

 

作为一部在明代即已广泛流传的市民小说，《金瓶梅》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迅速归入“毒草”行列，既有其文字直言不讳、描写大胆的内容原因，也有更深层的意识形态逻辑。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文学被赋予高度的政治使命，它应当服务于无产阶级、宣传共产主义、塑造新人形象。而《金瓶梅》——一部“充满情色、写尽人性丑恶”的小说，自然成了格格不入的异类。

 

但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本就复杂多元，古典小说中既有教化，也有娱乐，既有忠义，也有贪欲。《金瓶梅》的真实价值不在于“露骨”，而在于“写实”——它不仅揭示了一个家庭的腐败，更借此折射了一个阶级的堕落，一种社会秩序的解体。若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看得深，刺得透”。

 

只是，在那个“不能存在灰色地带”的年代，文艺作品非红即黑，非颂歌即毒草。如此一来，《金瓶梅》便在一片“高举”“战斗”的口号声中成了文化“劣迹”的代言人，被贴上淫秽、腐朽、毒害青年的标签，哪怕它曾得到鲁迅、郑振铎、俞平伯等文化巨匠的高度评价也无济于事。

 

1978年后，随着思想解放大潮席卷神州，《金瓶梅》也开始被重新审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了删节本《金瓶梅词话》，作为“中国小说史料丛书”之一，首次面向广大知识分子开放。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动作：阅读《金瓶梅》不再是高干的特权，而是学术研究与文化探索的起点。

 

此举虽依然设有门槛——凭证、凭卡购买，而且是“阉割版”，但已比1957年的“部长本”宽松许多。同年，《金瓶梅》第一次被纳入正式的学术会议议题，徐州、扬州接连召开“金学”研讨会，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终于走出密室，步入广场。

 

从此，关于作者身份的争议、文本版本的考证、女性形象的重估，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切，不再是服务于阶级斗争的“批判材料”，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考古，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线索的追溯与辨识。而《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也开始重新得到肯定。

 

《金瓶梅》的历史遭遇并非孤例。在那个“灵魂都需统筹规划”的时代，一本小说、一本书的命运往往不是由学术决定，而是由政治划定。它可以因一句话而问世，也可以因一句话而被打入冷宫。这种做法，反映的不是对文学的关怀，而是对精神世界的控制欲。这种控制欲并不总是出于恶意，或许还有“为人民好”“防止毒害”的初衷，但在实践中，它往往演化为“父权式管理”，将成人当作孩童，将读书视作危险。

 

这种禁书文化，其实深藏着一种文化恐惧：对欲望的恐惧、对真实的恐惧、对自由思想的恐惧。而恐惧本身，正是专制的核心逻辑——禁掉的不是书，而是判断力；封锁的不是思想，而是信任。正因如此，《金瓶梅》在新中国的经历，不仅是一部小说的坎坷命运，更是一场制度对文化边界的试探，一段权力与知识博弈的缩影。它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连文学都要通过“安全许可”，连阅读都需“政治授权”，那整个社会如何可能走向开放、包容与理性？

 

如今，《金瓶梅》早已不再是禁书。它有校点本、有注释本、有评点本，有学术会议，也有网络论坛。《金瓶梅》研究的热潮与出版的自由，成为中国思想解放与文化自信的一块试金石。但我们也要看到，禁书文化并未彻底远去。某些书籍的“下架”、某些网站的“审查”、某些讨论的“禁语”，依然在提醒我们：对文化自由的捍卫，是一项永远未竟的事业。

 

《金瓶梅》的历史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也因为它曾被“处理”、被“阉割”、被“私藏”，更因为它最终从权力的密室走入公共的视野。这部书的一页页，记载的不只是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更是一整个时代与文化如何面对自由、面对异议、面对复杂人性的写照。

 

而它的命运，也启发我们一个永恒的命题：一个社会真正的文明，不在于禁了多少书，而在于是否相信——即使一本书中写满了欲望、腐朽与堕落，我们依然有能力读懂它、思考它、超越它。这，才是文化成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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