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6年粉碎“四人帮”开始，到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废黜胡耀邦与赵紫阳，中共最高层权力更替均属“政变”性质，这些最高权力的易位过程并非通过党内民主程序，如公开辩论、竞选或投票，而是秘而不宣，公众直到胜负已定、局势稳定后才获知内情。因此，文革后中国政坛的一系列权力变动均可称为“寂静的政变”。
海外时评人士吴祚来撰文分析，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共最高层每次“寂静政变”的背后，军方始终是决定性力量。在党内派系争夺最高权位的斗争中，军方的立场与态度往往决定派系斗争结果。由此可得出结论：中共在稳定时期是“党指挥枪”，但在特殊历史时刻，枪杆子反过来决定党的最高领导。今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工作条例》，与习近平执政以来成立的诸多领导小组不同，此机构的负责人与成员未公开。过去，习近平亲自担任多个领导小组组长，成员名单也均公开。此前，习近平成立的领导小组，涵盖内政外交、统战与资讯等领域，实质上架空了政治局的集体决策和国务院的行政统筹。无论是“一带一路”巨额投资、雄安新区建设，还是对俄罗斯的“上不封顶”支持，相关政令均绕过政治局与国务院，直接由领导小组执行。这与胡温时代“政令不出中南海”形成鲜明对比，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某种意义上，习近平的“小组治国”废止了政治局与国务院的决策和行政权，类似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另立中央的做法。
新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有别于以往领导小组，却具有相当权威性，负责“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这不禁令人产生疑问：既然政治局常委本就负责重大决策，为何还要另设机构？推测答案可能是，中共元老已介入高层议事，该机构旨在协调元老与政治局、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国务院及军方，形同多方联席的常设机构，不仅约束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重大决策，还为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及二十一大布局，以确保政权平稳过渡。由此推论，2024年三中全会后，中共内部可能已发生一场秘而不宣的“寂静政变”。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枪杆子里面发出异样的“声音”。2024年11月29日，习近平军中亲信、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落马的消息公开。仅仅5天后，《解放军报》接连发表系列文章，显然不是基层官兵自发撰写，而是高层刻意安排的“组合拳”。系列文章强调的是：任何人不得违背党性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唯有发扬党内民主，才能维护团结；若不尊重民主，军队就不会围绕其核心凝聚。通过检索发现，2024年12月至2025年7月，《解放军报》未见直接宣传“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文章。相比之下，2016至2023年间，该报多次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这表明，军队宣传口径已发生显著变化。当枪杆子发出不同寻常的声音，中共高层可能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局，而政变过程仍然是静悄悄的，外界无从知道其中隐秘。
再比照一下九十年代初的一次高层政变，1992年，邓小平在杨尚昆陪同下南巡，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针对江泽民的左倾倒退。同年3月，杨白冰代表军方表态，称军队是改革开放的坚强后盾，《解放军报》发表社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是一场“和平政变”，军方的声音决定了派系斗争的结果。若33年前军方高层发出的声音是为改革开放护航，那么此次《解放军报》四篇专论，是否在强力反对最高领导人的核心集权？这是否预示著中共将终结个人专权，重回集体领导的共治模式？由此也许可以推论：最新“中央议事协调小组”的设立，正是这一声音的体现，强调集体领导，而非个人独断。协调机构成立前后，一系列的迹象也在映证习近平的威权受损，常委们在一些重大活动中各负其责，过去元老的部下也开始受到重用，为四中全会召开，甚至为中共二十一大召开的谋篇布局已然开始。
文章最后写道，从去年7月三中全会及北戴河会议传言，到11月苗华落马，再到2025年“中央议事协调小组”设立，时间跨度已超过八个月。种种非常态迹象令人推测，中共内部可能正在发生又一场“寂静政变”，与曾经发生的政变有诸多相似之处。习近平的个人崇拜、决策专权、在军队快速安插亲信，以及对元老的高级别监控，导致经济危机和派系利益严重受损，达到无法承受的严重程度，在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外交关系严重危机的状态下，政治元老、不同派系、利益集团及军方可能联合反制发生政治大变局，也是必然的事情。如今，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正在静悄悄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