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同盟体系内部的分裂将会加剧，盟友的战略自主性将会增强，联盟体系的内部凝聚力将会下降，联盟体系的功能将会丧失。
欢迎阅读我们第40期的周报！我是孙成浩，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CISS）研究员，中华美国研究会理事，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访问学者（2024年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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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选取袁征和陈桂云撰写的一篇文章，重点探讨特朗普2.0时代的美国同盟战略与体系。
概括
美国同盟体系是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柱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基石，具有内在的连贯性。但美国同盟体系的发展呈现出周期性，体现在规模、强度、重点、管理以及由此引发的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动上。
在特朗普看来，联盟体系对维护美国霸权的作用有限，美国从联盟中付出的成本大于收益，导致联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下降。特朗普秉持着商人的“成本效益”思维，缺乏对盟友贡献的补偿意愿。新特朗普政府的联盟政策或将呈现交易型双边外交与选择性多边主义相结合的局面，带有强烈的去意识形态化和去制度化色彩。
未来美国联盟体系内部冲突加剧，盟友自主性增强，内部凝聚力下降，功能失调现象更加严重，美国一体化的军事政治经济联盟体系可能出现松散化和碎片化，联盟体系的网络化进程将显著减缓。这些变化虽然意味着全球和地区安全结构与战略稳定性的下降，但有利于构建以不同伙伴关系和联盟体系为主导的全球秩序。此外，美国对“双重保证”政策的回避以及新的安全承诺，可能有助于中美竞争保持和平。中国应利用美国联盟体系的周期性变化，推动地区稳定秩序的构建，加强周边地区安全，展现大国担当与担当。
为什么重要
6月4日，美国宣布将对除英国以外所有贸易伙伴的钢铁和铝进口关税从目前的25%提高至50%，此举影响了美国的众多盟友，并引发了欧盟、加拿大和其他相关方的不满。此举体现了特朗普“交易外交”的政策框架，该框架优先考虑短期经济利益而非持久的联盟关系，常常将美国伙伴的利益置于一边。
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同盟政策发生剧烈变化，美国同盟体系遭遇重大冲击，这些变化不仅影响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也对重塑地区和全球安全格局发挥着关键作用。
文章反映了中国战略界对美国同盟体系格局演变及特朗普政策风格的理解，并对特朗普同盟战略的特点以及未来几年美国同盟体系的潜在走向提供了宝贵的见解。
关键点
一、美国同盟战略的内在连贯性和周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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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盟战略的内在一致性
二战以来，美国的同盟战略在历届政府间都表现出很强的连贯性，在每一届总统任期内，美国的同盟体系都同样被视作重要的战略资产和竞争优势。
维护区域和全球安全架构的关键枢纽
同盟体系在美国构建的地区安全架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一直利用同盟体系作为实现其霸权维护和全球威慑目标的手段。
形成和维护美国主导的地区和全球秩序的保障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同盟体系在适应威胁与威慑目标方面完成了多次转型。总体来看，当前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主要目标的同盟体系实现了美国“需求-战略”与“战略-能力”的对接。
推广美国民主价值观和影响力的关键工具
老布什政府在冷战结束前后提出了“新世界秩序”构想，将维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作为核心目标，将盟友和伙伴的支持作为重要支柱和美国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2017年和2022年发布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都强调了强化联盟、吸引新伙伴、推广自由主义价值观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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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同盟战略的周期性模式
美国同盟战略的转变是一个周期性现象，是国际安全形势和地区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
美国同盟体系的动态与美国外交的动态同步
由于美国实力和政治意愿的变化，美国的同盟体系呈现出明显的扩张和收缩曲线。二战以来，美国在欧洲和亚太的同盟体系遵循着不同的战略节奏，而特朗普政府引入了统一的成本效益分析逻辑来管理这两个地区同盟。因此，特朗普第一届政府和拜登政府时期的美国同盟战略总体呈现出先收缩后扩张的格局。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可能会重新回到收缩的轨道。
美国联盟体系的优先事项周期性变化
美国联盟至少承载着三大基本功能：战略协调、安全互惠和秩序维护。随着国际体系的演变、竞争对手的转变以及美国领导人个人风格的差异，美国联盟的主要功能也呈现周期性变化，主要体现在战略协调、安全互惠和秩序维护三大功能的优先次序和侧重点的差异上。
美国同盟体系管理模式周期性变化
美国的同盟管理模式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模式：一种模式倾向于单边主义和强制手段，具有去制度化的特征，相对忽视具体问题，导致与盟友的疏远，以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第一届政府为例；另一种模式则与前者截然相反，坚持多边手段，更多地依赖盟友和国际机制。
美国同盟体系的强度呈周期性变化
历史上，美国联盟的弱化或崩溃主要源于四种情形：对手通过战争瓦解联盟、与对手达成战略妥协、盟国国内政治格局转变以及外部威胁消散。特朗普政府引入了第五种情形：美国领导人外交政策风格发生重大转变。当联盟关系松动时，其对竞争对手的威慑力就会减弱。而当美国展现出更大的意愿和能力履行对盟友的承诺时，联盟内部的凝聚力和团结就会增强。
美国联盟体系地区安全结构中两种逻辑的可见性呈周期性变化
在亚太地区，主要体现为“轴辐体系”逻辑与区域安全架构网络化逻辑的交替变化；在欧洲联盟体系中，主要体现为北约的欧洲化和亚洲化两种逻辑的周期性波动。
2. 特朗普第一任期对同盟体系的展望和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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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体系在维护霸权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对联盟的重视有所减弱。特朗普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而非依赖联盟体系。在“美国优先”、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指导下，美国的联盟体系发挥的作用有限。特朗普无视盟友的利益，甚至为了领土扩张不惜牺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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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下降
联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地位下降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维护全球霸权的目标、方式和手段的转变。
以结果为导向的“原则性现实主义”
特朗普认为维持同盟成本过高，且不足以提升美国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因此缺乏强化同盟的合理性。对特朗普而言，只有在能够促进实际利益的情况下，维持同盟才有意义。
“美国优先”作为外交政策基调
对特朗普来说，联盟的核心目标是服务于美国利益，这意味着将美国利益置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无视国际义务。
忽视国际事务，走向新孤立主义
在特朗普政府眼中，外交应该退居次要地位，服务于国内事务。美国霸权的基石被视为发展和自身繁荣，而不是海外扩张或承担国际义务。因此，联盟并不被视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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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成本效益”思维模式的影响下，美国对盟友的补偿意愿下降
特朗普认为盟友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尤其是在承担更多军费开支以及更好地服务美国利益方面。因此，他向盟友提供补偿的意愿有所下降，并要求盟友支付与美国同等比例的份额。
三、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同盟战略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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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同盟战略可能转变
交易性双边外交
特朗普政府第一届联盟战略的显著特征是其优先考虑双边谈判而非多边主义、交易性外交而非价值观外交，以及美国与盟友之间的矛盾而非美国对盟友的需求。特朗普的交易性外交有三个关键特征：要求美国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强调贸易对等以及向盟友施压，使其做出符合美国利益的决策。
选择性多边主义：联盟体系网络化的延续性
鉴于亚太同盟的制度性根深蒂固，包括拜登政府时期建立的制度框架和小型多边机制，短期内不太可能被双边主义取代。
去意识形态化和去制度化
特朗普强调以实际利益而非僵化的意识形态来管理同盟，并不坚持将同盟政策与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挂钩，淡化制度化关系，主张同盟的灵活性和可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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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国同盟体系可能的转变
美国盟友自主权的增强
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引发一些美国盟友的被抛弃担忧，促使他们探索增强战略自主权，并在中美之间采取对冲策略
多领域联盟体系碎片化加剧
特朗普政府的联盟认知和联盟管理方式，可能会减缓联盟体系的演进，扰乱拜登政府一体化的联盟安排，导致联盟在军事、政治、经济、科技、价值等维度上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体系还可能呈现割裂、碎片化的趋势。
同盟体系网络化进程低迷甚至衰退
洞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同盟管理的偏好，可以发现其潜在的第二任期将导致现有亚太安全架构的松散化，并减缓同盟体系的网络化转型。特朗普政府的亚太同盟战略未来可能更注重灵活性，这将进一步阻碍同盟体系正在进行的网络化转型。
四、美国同盟体系转型的未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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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安全战略和结构的稳定性下降
特朗普的同盟战略首先会破坏全球和地区的战略稳定。如果美国的同盟体系开始瓦解，特别是盟友为了维护自身安全而背离美国的政策，这将加速中美两国的相互适应，甚至有可能使两国陷入安全困境。美国的同盟体系将进一步破坏亚太地区安全和政治架构的稳定，甚至波及东亚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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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伴关系型国际秩序的影响力或将超越联盟型国际秩序
如果美国同盟内部分歧加深，美国盟友的要求难以得到满足，美国的亚太盟友可能会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并越来越多地选择对冲策略来保持战略自主。如此一来，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和经济外交将更具吸引力。美国疏远盟友可能会将其推入中国的伙伴关系领域，最终导致以中国伙伴关系为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影响力超越美国同盟体系主导的国际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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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避免向盟友做出安全承诺和“双重保证”可能有助于促进中美之间的和平竞争
在全球战略收缩的趋势下，美国可能既缺乏履行对盟友安全承诺的能力，也缺乏政治意愿。为应对这一问题，特朗普政府或将采取“双重再保证”战略，即美国提供第二层“秘密再保证”，以私下方式严格管控盟友的外交政策，防止其挑起地区冲突。第一层再保证则是维护同盟的威慑可靠性，避免同盟凝聚力下降。尽管此举可能给亚太安全秩序带来更多不确定性，但这种防止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卷入冲突的战略协调，将为中美维持和平竞争关系创造有利环境。
结论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联盟战略及其联盟体系表现出内在的连贯性和一定的周期性。联盟的扩张或收缩与美国外交战略的扩张或收缩同步，最终导致亚太和欧洲地区安全结构的两种模式。未来，随着美国联盟体系功能失调，联盟内部的分化加剧，盟友的战略自主性增强，联盟体系的内部凝聚力趋于下降。美国联盟体系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维度可能因此进一步碎片化，阻碍其进一步的制度网络化。这些变化虽然意味着全球和地区战略稳定性的松动以及地区安全结构稳固性的下降，但也可能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促进中美之间的和平竞争。
关于作者
袁征袁征：袁征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美国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陈桂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与经济学院2023级博士生。
（谷歌翻译： U.S. Alliance Strategy under Trump 2.0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U.S. Alliance System by Yuan Zheng and Chen Guiyu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