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的确是集权最盛的朝代，把明朝的内阁设置以后的“皇帝秘书”集权用军机处再次高度集中。但是世宗雍正皇帝之后大清的国势

没有下降，国家实力遭受挫折的是大规模白莲教武装暴乱。对外战争的失败和权益受损也没有动摇统治根基，但是长毛之乱突显了步入暮途的景象。满清的最大最强的政权保卫者，国家的建制武装力量被粉碎（以蒙古骑兵军团在中原的覆灭为标志），依靠的汉族地方势力建立的私属团练军击败荒唐反智自乱自戕的长毛，不得不对汉族精英大规模分权相安。在攻克天京、曾帅向北京600里红旗捷报后朝廷抑制不住猜忌疑虑意欲对湘军“查账”，要湘军报告收缴长毛财货时，九帅之下群情汹汹并有陈桥事变之议，在曾帅和中央恭亲王等的调和下才没有闹出早50年的“驱逐鞑虏”。同光中兴看似“改革开放”，实际上当时大清的民族矛盾远过于日本的幕府与天皇公家以及大名的矛盾。内部尤其是权利阶级的不一致，汉族精英的权势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层面直至庚子年间的东南互保。上下不一中兴便如昙花，这和日本的维新有本质的差别。满清的问题不仅是皇权集权，也是少数异族统治产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