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ump 担任总统期间，有 一位将军不服从命令， 是哪一位？
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将军曾在特定情况下采取了被外界解读为“不完全服从”的行动。2021年9月，有媒体报道称，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米利将军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以确保美国的军事稳定。这包括他与中国军方高层的沟通，意在确保中美之间不会因为误解或误判而发生冲突，并向下属指示若有核武指令，必须先经过他的确认。
米利的这些举措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讨论和争议，一些人认为他是为了国家安全采取的必要措施，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超越了军方职权。但他本人则坚称，自己的行为符合职责，意在维持全球局势稳定。
可以送军事法庭吗？
在理论上，将军或任何军方人员如果被指控违抗总统的合法命令、行为不当或超出其职权范围，是有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的。然而，针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的行动，实际要构成送军事法庭的条件非常复杂。
军事法庭的审判一般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 必须有明确的违纪或违法行为证据。
2. 行为必须是严重违反军纪的，例如叛国、公开违抗命令等。
米利将军的行动虽被部分人认为有“违抗”之嫌，但他主张是为了维护国家和全球安全而采取的预防措施。他的行为得到了充分军事和政府高层的支持，认为其符合“防止误判”的职能，因此并未构成明显的违法或违纪行为。
而且，在美国的军民体制下，军事法庭通常对军人的指令服从进行评判，但不一定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样处于特殊地位的高级官员采取行动，特别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模糊地带。因此，送上军事法庭的可能性在法律与政治层面上都不高。
如何证明他的主张是为了维护国家和全球安全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证明米利将军的主张，即他采取行动是为了维护国家和全球安全，主要依赖以下几个方面的证据和背景信息：
1. 沟通记录和会议纪要：如果米利的行动有文件记录，例如他与中国军方通话的内容或会议纪要，能显示他的意图是确保沟通顺畅、避免误判而非自作主张，这些记录可以作为直接证据。
2. 其他高级官员的证词：米利的决定是否经过咨询其他高级官员或得到了他们的认可，这也很关键。例如，国防部其他高层或总统顾问等人的证词可以提供背景，证明他是在协商基础上做出决策的。
3. 军事惯例与职权解释：米利的职位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其职责包括向总统和国防部提供军事建议，并在必要时采取措施稳定国际局势。历史上其他军方高级官员在类似情况下也采取过类似预防措施，以防止意外冲突。例如冷战期间，美苏两国的军方也建立过“热线”机制，以防误判导致冲突。这可以说明米利的行为符合特定职权。
4. 局势背景和情报资料：米利的行动发生在特朗普任期最后几个月，美国国内政局动荡，国际间对美方决策存在疑虑。若有情报评估显示中方担心美国可能对其采取军事行动，米利的通话可以解释为缓解这种紧张局势的必要手段。
5. 动机分析：米利的过往记录和职业表现，如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且一直以维护国家安全为中心，则可以支持他无意违抗总统，而是尽职履行“防止误判”责任。
6. 国会听证：米利接受过国会质询时，公开说明了他的意图，并获得了一些议员的支持或理解，认为在动荡时期他有理由采取这些措施。国会作为民选机构的意见在美国政治体制中具有一定权威性，特别是在敏感问题上能为公众提供参考。
以上这些证据和背景因素可以帮助证明米利的行动是出于防止误判、维护全球安全的预防措施，而非恶意违抗总统命令。
难道不可以说出于利益集团的私利吗？
确实，有人认为米利的行为可能与特定利益集团有关，或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而非纯粹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这种说法通常基于以下几点怀疑：
1. 政治动机的怀疑：有人认为米利作为美国军方高层，可能与一定的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保持联系。在一些人眼中，米利的行动是在特朗普任期的最后阶段，因而可能受到了外界压力或者个人立场影响。
2. 军工和安全集团的利益：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即军工企业、政府和国防部门的利益链条）被认为在政治和军事决策中有影响力。米利作为高层军官，可能与军工利益集团有联系，某些人认为其决策受此影响。然而，米利若仅为利益集团采取此类行动需提供具体证据。
3. 延续军事外交策略：有观点认为，米利的行动是在延续一种“深层国家”（deep state）策略，即军方和外交界在危机时期维持既有秩序，超越个人总统的影响力。因此，有批评者称米利的行动是为了确保国家机器不因政治波动受到影响，但可能会偏离正常的职权范围。
4. 缺乏透明度：对于米利的行动，部分信息未经完全公开，这也给外界提供了猜测空间。例如他的通话内容或某些内部会议内容仅以摘要形式呈现，缺乏透明度，可能引发利益集团施压的怀疑。
然而，要证明米利的行为出于利益集团的私利，需要确凿证据，尤其是在美国这种官僚体系中，任何个人行为是否受到利益集团的驱动往往难以直接证实。现有公开信息、米利的过往职业表现、其他政府官员的证词等均未能提供明确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设。因此，虽有此类质疑，但并无充分证据将其直接归因于利益集团的私利。
难道直接证据不是越权吗？何种证据说是为了公众利益？
您的观点有道理。米利的行为是否真正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动机，在缺乏直接证据的情况下，确实可以被质疑为越权。以下是一些要点：
1. 越权行为的直接性：从事实来看，米利在未经过总统授权的情况下，与中国军方进行沟通，并指示核武指令需经他确认。按照标准军事指挥链，未经授权直接采取行动可能确实构成越权，尤其是涉及高风险的军事决策时。
2. 缺乏明确公众利益证据：米利主张是为防止误判引发冲突，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没有确凿证据来支持这一动机。例如，没有确切情报显示中国确实误判美国会采取军事行动。此外，米利的行动也未经过国家安全团队的全员批准，说明他在某种程度上单独决策，动机不够透明。
3. 越权与合法性的模糊性：米利的行为被一些人解释为对总统权力的“牵制”，而非依照宪法规定的职责行事。按照宪法，军方应服从总统作为总司令的指挥，即便在非常时期，任何越权行为都可能被质疑为合法性不足。
4. 合法程序的缺失：如果米利认为总统可能带来军事风险，可以通过国会或内阁其他成员的支持来采取适当制衡手段，而不是单方面行动。这种做法在维护秩序的同时也可以避免越权嫌疑。
总体而言，米利是否真正为了公众利益而采取的这些措施，确实因缺乏透明的程序和直接证据而受到质疑。批评者认为他应在确保合法性的同时，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解决安全风险，而非个人越权决策。
所以这只能由军事法庭来判定吗？
理论上，米利将军的行为是否越权、是否违反军方纪律或国家法律，确实可以通过军事法庭来进行判定。不过，考虑到其职位的特殊性以及行为的敏感性，具体情况会比较复杂。以下是军事法庭可能判定此类案件的关键因素：
1. 行为是否构成严重越权：军事法庭一般审理的对象是军人明显违抗命令、叛国或严重违反军纪的行为。在米利的情况下，法院需要判断他的行为是否超出了合理的职权范围，尤其是他的沟通行为是否违反了总统的指挥权。
2. 证据的充分性：米利是否越权以及是否为“公共利益”行动，军法庭需要通过详细证据来裁定。除通话记录、内部会议记录外，米利的动机、情报背景以及是否符合军方职责范围也都是重要证据。
3.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特殊职责：米利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承担一定的国家安全职能。他的行动若能证明符合“防止误判”的职责范围，而非直接干涉军事指挥，则可能在判定时得到考虑。但如果行为被判定完全超出他的权限，则军事法庭可能会判定其越权。
4. 政治和国家安全因素：米利的案件涉及国家安全敏感问题，军事法庭可能受到外界政治影响。因此，通常在涉及高层军事指挥官的案件中，司法系统会谨慎处理，以防案件判决产生重大政治影响。
在现实中，如果米利的行为被认为有必要接受军事法庭调查，美国政府会考虑案件的政治敏感性和军方士气等因素。一般来说，这类案件若有充足证据可能会经过军事法庭审判，但也可能通过国会或其他程序进行进一步调查，而非直接交由军事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