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轨迹，但真正搬动道岔的，不是斯大林格勒，也不是中途岛或D day的残酷厮杀，而是幕后盟友间的激烈的经济金融博弈。
1941年底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拖入了战争。但美军是否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跨过大西洋，亲自下场与德国陆军干，并不是必然的。美国民众的愤怒是美国历史上空前的，没错，但其目标是东京而非柏林。所以，当希特勒充二杆子，履行协约国义务对美宣战时，给丘吉尔如释重负的感受，想必最有体会的人是，耳闻珍珠港被袭就迫不及待地要乘滑杆下山的蒋介石。要知道，当时英国本土天天挨炸，英军在北非节节失利，东线的苏军在苦苦挣扎。没有美国参战，英帝国的生存都成问题，倔强的丘胖用以振作士气的“total victory”就更只是口号了。
德国对美宣战后，丘吉尔天真地认为，之前英美间就租借法案实施中的财务纠纷就成往事云烟了。但是，美国官方正式对协约国宣战时，英美双边的主协定还没有签字。美国外交官在谈判中毫不含糊，坚持协定第7条，即要求英国接受战后国际商业政策的基本原则——非歧视的多边自由贸易，要求英国承诺废除歧视性的帝国特惠和外汇管制。
In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benefits to be provided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in return for aid furnished under the Act of Congress of March 11, 1941,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hereof shall be such as not to burden commerc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ut to promote mutually advantageous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nd the betterment of world-wide economic relations. To that end, they shall include provision for agreed action b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United Kingdom, open to participation by all other countries of like mind, directed to the expansion, by appropriat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measures, of production, employment, and the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of goods, which are the material foundations of the liberty and welfare of all peoples; to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in international commerce, and to the reduction of tariffs and other trade barriers; and in general, to the attainment of all the economic objectives set forth in the Joint Declaration made on Aug. 12, 1941,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rime Minister of the United Kingdom.
丘吉尔强烈反对美国上诉立场，指责这是干涉英国内政。为了顾全大局，美国国务院软化了立场，解释说第7条并不涉及任何具体的承若。这样，1942年2月23日《英美互助协定》才得以签订。
在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公众舆论在援英问题上冷热交替。甚至有的美国人认为英国企业利用租借法案在拉美市场上削价排挤美国货。美国商务部长Harry Hopkins，罗斯福的心腹顾问，提出把英国的出口限制在她历史上的特产，如威士忌和哈?斯花呢这类。英国贸易谈判代表凯恩斯（对，就是那个凯恩斯主义的那个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此讥讽美国佬还忘了苏格兰的杂碎羊肚。美国政府小心翼翼地力求租借法案的执行度维持在满足英国战争需求的最低水平。最露骨的是罗斯福的财长摩根索，他主张对英国赊账的只能是像枪炮和机械这类军事物资，民生产品如糖、鱼、纸等等就要英国付现金。其目的就是要消耗英国的黄金储备，借战争的巨大开支永久性地消减英帝国的经济实力。丘吉尔对此自然强烈抗议，罗斯福不得不出来做好人。连有的美国外交官也批评财政部是想把敌人和盟友双双KO翻，前者用武力，后者用财力。
依据的是同一个租借法案，美国对英国和对苏联的做法形成了有趣的对照。美援苏的物资总价值是援英的55%，但却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考虑到意识形态上美苏的对立，当时美国政府的态度对历史学家和普通人而言，都不无幽默之感。
说美国想趁人之危批发式清仓大英帝国也不尽然。日不落帝国摊子搞那么大，被德国和日本挑战，也不是美国的错。其实，除了地缘政治中的国家利益，反殖民主义的思潮在战前的美国就已兴起。美国外交官们毫不隐讳地表达了他们想看到的，大英帝国在战后，甚至在战争进程中就徐徐谢幕的愿望。不妨引用一下当时《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封对英国读者的公开信：“One thing we are sure we are not fighting for is to hold the British Empire together. We don’t like to put the matter so bluntly, but we don’t want you to have any illusions. If your strategist…are planning a war to hold the empire together they will sooner or later find themselves strategizing alone”.
丘吉尔是一个顽固的殖民主义者，很多人认为他还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在自己豪华的庄园说了这句著名的话，““I have not become the King's first minister in order to preside over the liquid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然而他拼命抵抗的历史进程就开启在他的任上。
在二战期间，罗斯福一直热心倡导印度的独立和香港回归中国。1945年罗斯福对英国的Colonial Secretary Oliver Stanley说，“I don't want to be unkind or rude to the British but in 1841 when you acquired Hong Kong, you didn't acquire it by purchase.”被冒犯的Stanley反唇相讥道，哦，记起来了，那时候你们在打墨西哥战争，对吧。
1944年，盟军在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胜局已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前，各国开始考虑重建战后的国际秩序。在这个历史节点，新兴美立坚帝国和老牌大英帝国，双双以胜利者姿态登台，尽管这两国在语言，历史，文化，意识形态上是近亲，他们还是上演了一场“一山不容二虎”的大戏，一场争夺未来超级大国地位的大战。双方下场的不再是将军，而是政治家，外交官，经济学家。
左: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徳·凯恩斯; 右: 美国经济学家，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吸取经济危机滋生极端意识形态和战争的教训，人们自然期望建立一个稳定的战后国际金融秩序。1944年7月1日，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镇召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史上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和怀特分别是英国和美国的谈判代表。中国代表是孔祥熙。最后会议宣布成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前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确立了美元在国际货币系统中的主导权，构建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秩序，即美元霸权。其实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怀特就起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95%。到最后开会就是一个形式，英国代表是否参加会议，来了以后谈判得如何，都不会改变美国政府的设计。可怜的学者型外交官凯恩斯完全没有机会让他理想中的国际清算同盟计划得到关注。
凭着自己战后鹤立鸡群的经济实力，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搞的基本就是阳谋。美国的谈判代表怀特和他的财长老板摩根索，就是奔四大目标去的：
1）和平肢解大英帝国；
2）变苏联为美国的盟友；
3）”去工业化“德国；
4）基于国际间的短期贷款，建立一套新型的多边贸易系统。
此后80年的历史证明，只有第一个目标得到了实现，而且也不能证明布雷顿森林会议是主要原因，或之一。
剩下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为什么心高气傲，才华横溢的凯恩斯在与怀特的博弈中没有发挥出战斗力，为什么骄傲的大英帝国吞下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苦果呢？我觉得原因还是， 二战让英国背负的债务是不可承受之重，是无赖的选择。
1946年5月8日德国投降时，租借法案原定的1945年应该给英国的物资仅仅交付了1/6。这时罗斯福已经去世，杜鲁门接任了总统。他立即决定冻结了还没有启运的物资。另一个变数是丘吉尔输掉了战后的大选。英国新政府还一厢情愿地指望得到那剩下的5/6的物资，作经济由军向民转型之用。到了8月，日本的投降比预料的快得多地到来，天皇投降昭书发布的3天后，杜鲁门就宣布立即终止租借法案。这对英国战后重建计划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凯恩斯估算英国政府当年赤字就高达56亿美元，惊呼国家正面临金融上的敦刻尔克。
情急之下，英国请求与美国进行最后的谈判。英国政府希望美国能够，1.退还英国在租借法案生效前，已经支付了的购买战争物资的40亿美元；2.另外支付30亿的欠英国的所谓“道义债“。美国政府听了很是恼火，我们在战争中对你们的救助，居然成了战后你们道义绑架我们的理由。什么时代了，还在想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好事呢。美国拒绝了英国的请求，还给了英国两个选项：1. 向美国借贷度过眼下危机；2. 立即勒紧裤带，紧缩开支，变卖海外资产。战后除了美国外，就其他打得筋疲力尽的各国那光景，如果英国放血大甩卖，显然定价权是美国佬的。
英国议会对大洋对岸的无情和傲慢非常失望，如梦初醒，经过一番讨论后，决定向美国开口借40亿美金，利息为0。美国还价借50亿，利息为2%。这是美方的best offer，凯恩斯没有接受，而是拿出了另一个非常烧脑的金融创新，牵扯到要美国去买英国的国债。他算来算去，算出了更好看的底线，美国只要出30亿就可以了。白宫认为凯恩斯的花哨方案不靠谱，拒绝了他。喜剧性的是，这一回合让美国官员怀疑凯恩斯不是一个书呆子，他故意夸大了英国的金融困境，想敲美国一笔无息巨额贷款。
在后来双方艰难的讨价还价中，每每到了细节处，美国谈判代表总是有办法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逼英国退让妥协。有一次被激怒的凯恩斯脱口而出，“你们不可以把一个伟大的国家当成一个破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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