堀田江理的《日本1941：导向深渊的决策》揭示了日本1941年向美国开战的决策内幕。日本偷袭珍珠港是战术上的成功，战略上的错误。错误决策有三个驱动：第一，强硬民意，国家煽动民意，民意绑架国家。牛摇尾巴，尾巴也摇牛；第二, 中下层鹰派军官驱动；第三, 没有人愿意担责，互相推诿，当汽车滑向深渊时，谁也不愿先踩刹车。宁愿大船沉没，也不先淹死自己。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但是在错误的体制和决策机制下， 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互相推诿，三个和尚没水吃。每一个人都是明白人，在一起做了愚蠢的决定。
大多数日本领导人，由于其体制和文化决定，倾向于避免公开冲突。他们讲话绕圈子。特别要避免在公开场合流露出任何软弱的迹象。即使他们有严重的疑虑，也绝对不能公开发表反对开战的言论。这就是为什么同一群人，根据时间、地点和场合，既支持战争，又反对战争。例如，在政府和军事高层领导人的会议上支持战争，而在私下里却表明他们避免战争的愿望。希望别人能替他们表达意见。日本官员害怕个人负责，不敢采取公然的少数异议，宁愿选择不好的集体协议。首相近卫和海军大臣及川古志郎互相推诿，都没有勇气公然持避战立场。海军次官泽本赖雄回忆道：开战决策后，我对此很震惊，并询问了及川的意见。他说他也反对战争。军方绝大多数人对南进提议的通过感到担忧，多数海军官兵一想到要独自与英国和美国在海上开战就不寒而栗。
二战前日本有很强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在东亚成功崛起，觉得虽然列身于世界强国，但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尊敬，被西方的高关税打压。认为西方以支持民主自由来反对日本强大。西方阴谋论在民间盛行，比如日本陷于美英中荷的包围（所谓ABCD包围圈，取自四国的英文首字母）。因自卑而自大，认为自己受到了西方种族主义歧视。甲午战争后，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给日本。后来德俄法三国逼迫日本将辽东本岛还给中国，史称三国干涉还辽。1919年一战巴黎和会上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予日本，在中国引发了五四运动。1922年华盛顿会议，在西方各国压力下，日本把山东归还给中国。日本两次在西方列强逼迫下把吃到嘴里的肉吐了出来，于是对西方有强烈不满。1937年三菱制作的神风战机首航破飞行记录，被吹捧为完全国产化，煽动了全民的爱国热。从上到下，都有一种近乎狂妄的自信。虽然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从未真正控制过日本，但他们却营造出极端民族主义恐怖气氛，这在某种程度上让日本领导人无法在1941年做到直言不讳。营造民意靠的是一致舆论。尽管知道918事变的真相，但所有主流报纸都选择封锁消息。宣传中国方面策划了爆炸，毫无保留地支持关东军的声明。造成一边倒的信息茧房，广大人民被愚弄。强硬民意，民族主义口号绑架国家。雪崩时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从这个意义上，原子弹下无冤魂。这样的基本盘，对得起随之而来的苦难。
第三个原因是上层决策者由下层官员带动，中下级军官驱动重大国家决策。日俄战争和中日战争都是这样引起的。中下级的强硬鹰派有田中新一，佐藤贤了，石川信吾（自称我是把日本引向战争道路的人），石原莞尔，冈敬纯等。陆军省石井秋穗回忆，在珍珠港事件前关键的几个月里，他和他的同事曾经手握重权，他说：“尽管我们很愚蠢，但只要积极主动，我们就能左右一项重大政策。”军令总长永野修身说：“因为底下官员最了解情况，所以我接受他们的意见。”中下级军官盲目自大，蒙蔽于部门利益， 缺少全面的信息，导致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原因之四是决策机制。御前会议是奇怪的决策人和负责人分离的最高决策机构。天皇的许可只是一种形式，没有宪法约束权。但天皇许可带有不可争辩的权威性。在御前会议得到天皇批准后，政策决定就有了神圣色彩，政治领导人就对新政策不负担任何个人责任了。这种不负责任的圣化，类似中国两会的盖图章。无个人负责机制，导致决策的轻率。九月6日御前会议决策对美开战是非常匆忙和不慎重的，东条和天皇都希望对方提出反对。裕仁表现了优柔和矛盾，仅用诗歌含蓄地表露不赞成。被御前会议圣化后，南进政策后来想推翻已很困难。
历史总是表现出镜像，不断地重复自己。今日中国和日本二战前是惊人的相似。比如决策机制，体制，民意氛围，舆论环境，最高领导人的愚蠢，国际站错队，与邪恶国家结盟等等。就连一带一路也与大东亚共荣圈臭味相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