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去世后，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傅冬住的是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家俱。虽说顶着“离休干部”的名义退休，但她和共产党那些真正得实惠的“离休干部”相比，什么也没有。她一直病病疡疡，有限的那点退休金除了大量开销用于吃药，还要支付保姆的工资。去世的前几年，中共拍拍脑袋要房改，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几次向她催要房款，她竟拿不出钱来买房。
事实上，傅作义在中共建政初期，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了“国家”，到他的女儿风烛残年时，党不但不考虑退回一处房产或拨出房子给这位“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让她安身，反而在她病情很重、急需专家医治时，被北京医院拒绝住进高干病房，理由是“资格不够”，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以享受这待遇。对于中共来说，“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应该比所有的副部级党官的功劳要大的多，但是她的利用率早已经是零，党也早已把她遗弃了。
傅冬，应该叫她傅冬菊，这才是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年轻时，对共产党着魔的傅冬菊舍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背叛了疼爱自己的父亲和国家，成为共产党安插在父亲身边的一名特工。傅冬菊临终那年是2007年，此时她已经卧床两年多，贫困交加，当年平津战役时期求她办事的许多人早已在中共里身居高位，还有不少是家属子女在西方民主国家享受赃款的裸官，哪个人说句话都能够改变她的处境，但直到临终也没有人去看望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