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编辑]
旧式的中国社会常有溺婴之举，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没有人工节育手段，以致生育的子女太多，家庭养活不了，因此在刚出生时采取溺毙的办法，淘汰劳动力较低的女婴就成为家庭的主要选择。战国时代韩非子曾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妊，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2]可见战国时期有溺女婴之风气。南北朝时期，颜之推说：“吾有疏亲，家饶妓媵，诞育将及，便遣阍竖守之。体有不安，窥窗倚户。若生女者，辄持将去，母随号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闻也。”[3]
中国古代朝廷为了减少溺婴事件，通常透过立法禁止或生产补助方案来遏止溺婴之风。南宋绍兴年间“诏诸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户及无等第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于常平钱内人支四贯。”雍正二年 (1724年)，雍正帝推行育婴堂，收养遭遗弃的婴儿。
宋朝苏轼称：“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4]；“黄州小民，贫者生子多不举，初生便于水盆中浸杀之”[5]。朱熹之父朱松称江西和福建地区甚至有溺杀男婴事[6]，朱松任政和县尉时，曾作《戒杀子文》。
史料记载着宋朝东南数州的杀婴风俗盛行[7][8]。其原因是赋税过重而不举子[9]。
明朝的万历《会稽县志》卷三《风俗》记载当时：“婚姻论财，率破家，乃至生女辄溺之。”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卷二《风俗》说：“近因俗人偷薄，富用多媒，因贫反复，论财索奁，因嫁破产，遂有背盟之风，有溺女之俗，往往诘告，有玷醇风。”
这种风气朝廷屡禁不绝，成化年间有福建人周瑛知广德时，“为其州多溺女”，作《戒杀女歌》。广西提学佥事黄佐定订《泰泉乡礼》，说“凡生女多惧贫难嫁自行淹溺，访出将父母送官惩治如律。近闻有等村民自杀其女，以免费奁饰，此风渐不可长。教读及约正、约副宜早谕之。”
清朝顺治十六年，左都御史魏裔介上折称：“福建、江南、江西等处，甚多溺女之风，忍心灭伦，莫此为甚，请敕严行察禁，以广好生。”雍正六年云南总督朱纲在奏折中说：“臣前任湖南藩司时，闻湖南百姓有溺女之恶俗，随出示晓谕严禁，以为此风已经革除矣。不意昨年由湖南沅州至镇远，今复由镇远过武陵至长沙，每于旅店遇村庄老妪、臣家下人等，问及溺女风俗皆恬然不以为怪，询其忍心害理之由，则云贫苦者目前无力养赡，稍可度日者又虑及日后嫁奁需费，所以女多者于初生时即以勺水毙之，乡风如是。复据云，衡、永、宝、辰、郴、靖等处附近苖猺之区较之长、岳、常各府属溺女更甚。”甚至有知识分子汪士铎推广溺女之法，认为“治民须欲民富，而欲民富，首当行溺女之赏”[10]。
民国成立后溺婴事时有所闻[11]，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仍提到溺婴风俗：“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了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啊！”[12] 进入1980年代后，因医学技术进步，通常用B超在生产前鉴别胎儿性别，以堕胎的方式进行杀婴的情况至今时有所闻[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