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院的听证会不仅是对以色列袭击加沙的种族灭绝性质的判定，也是对西方道德的裁决。
本周，南非将在海牙国际法院对以色列提起诉讼。起诉书基于 1948 年《种族灭绝公约》，指控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南非需要在这次简短的初步听证会上证明 — — 以色列将在第二天做出回应 — — 就是存在进行种族灭绝的合理风险，如果不采取行动，更多的巴勒斯坦人将死亡。
这似乎是一个相当低的门槛，根据国际法院过去审理的案件以及南非法律团队提供的有关种族灭绝行为和种族灭绝意图的可靠证据档案来判断，预计合理性测试将获得通过，并且法院此后不久将发布命令，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屠杀活动。
与海军上将约翰·柯比声称南非的主张毫无根据的说法相反，这不仅对以色列而且对西方来说都将是一个关键时刻。因为欧洲和美国政府不仅没有按照《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要求，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袭击，而且还通过提供物质、军事和外交支持来串通其执行。
西方媒体通过选择性报道以色列国防军犯下的暴行，提供了进一步的、也是主要的支持。当我们接近死亡人数超过 23,000 名平民（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大多数人所见过的最可怕的暴行和非人化行为已被正常化、合理化，甚至偶尔受到欢呼。我们的主流媒体和政治专家。根据《种族灭绝公约》，煽动实施种族灭绝是一种刑事犯罪，签署国有义务起诉。然而，面对只能被描述为邪教般的媒体支持，不太可能出现任何起诉。
然而，尽管西方对其殖民旗舰的坚定支持，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事实上的例外状态：超越国际法的限制，现在一切都不同了。就好像世界各地的人们已经从昏迷中醒来，而且他们不会再入睡了。
虽然任何签署国一旦意识到发生种族灭绝的风险，都可以对以色列提起法律诉讼：敲响警钟是该公约所有缔约方的一项义务，但从历史上看，南非似乎是适当的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纳尔逊·曼德拉有句名言，如果不解放巴勒斯坦，南非就不能完全摆脱种族隔离。而且，作为这个自由国家的第一任总统，他和种族隔离一代的许多其他人一样认识到，对巴勒斯坦的长期占领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道德问题。
现在，尽管西方极力掩盖占领并粉饰以色列的侵犯人权行为，巴勒斯坦自由问题再次成为焦点。政治精英们看到他们在关系正常化方面所做的不懈努力（《亚伯拉罕协议》差一点就取得成果却化为泡影）一定会感到厌烦。对抗议活动的过分热心镇压，尤其是在德国的暴力镇压，无疑是惊慌失措的政治阶层的反应，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成功地让民众屈服于静止的消费主义。不幸的是，对于这些精英来说，社交媒体的即时性与以色列军方的傲慢相结合，向世界展示了一幅令人难以忘记的博斯奇式地狱景象。
保护以色列免受其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不是西方霸权的良好利用。（在 2023 年袭击加沙之前，以色列因其不断修建非法定居点而违反了 30 多项联合国决议以及《日内瓦第四公约》）。这种保护给国家带来了一种膨胀的有罪不罚感，助长了军队、议会和民间社会各阶层的长篇大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通常情况下，种族灭绝意图是犯罪中最难以捉摸的要素，检方必须举出证据，但在以色列目前袭击加沙的案件中，却有很多内容。就像一个恃强凌弱的男学生，错过了及时谴责的好处，已经达到了只能通过驱逐来解决的暴力程度，以色列可能很难与邻国实现任何程度的和平共处。
当然，也有警告。早在 1948 年 12 月，国家成立几个月后，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汉娜·阿伦特在内的一群犹太知识分子就写信给《纽约时报》，警告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不要资助梅纳赫姆·贝京的“自由党”，因为其法西斯倾向，代尔亚辛对阿拉伯人的屠杀就证明了这一点。该建议被忽视，贝京于 1978 年成为该国第六任总理。
但可能直到 1967 年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占领土地之后，卢比孔河才被渡过。1967 年 9 月 22 日，两封信同时出现在两家不同的以色列报纸上，每封信都主张国家的不同方向。包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 57 名该国顶尖文化人物写了一封信，赞成职业。这些社会名人将征服土地视为扩张的机会，并坚持认为以色列任何政府都不应归还土地。
另一封信来自 52 名左倾政治无名人士，主要来自社会党 Matzpen，其中包括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他们的预言性警告如下：“我们捍卫自己免遭毁灭的权利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权压迫他人。占领导致外国统治。外国统治导致反抗。反抗会导致压迫。压迫导致恐怖主义，而反恐。恐怖主义的受害者通常是无辜的。坚守被占领土将使我们成为一个充满杀人犯和谋杀受害者的国家。我们现在就离开被占领土吧。”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选择遵循的方向：定居点扩大，压迫变得更加暴力，正如他们所说，剩下的就是历史了。但如何解决当前的危机所产生的影响将远远超出这一小片土地的范围。因为无论以色列将加沙人口迁出加沙地带的计划结果如何，不仅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甚至可能无法挽回，而且现在整个地区的殖民设计也受到了质疑。赛克斯和皮科特的地图绘制技巧正在受到重新审视，就像马里、布基诺法索和尼日尔等新解放的国家抛弃了法国监护人，正在谈论组建联邦一样。
但人们不仅仅在“外面”感受到对加沙的袭击所造成的后果。在国内也是如此：在国内政治舞台上，一切都在变化。英国前外交官阿拉斯泰尔·克鲁克最近形容英国的政治局势已经崩溃。他是对的。保守党可能会在今年的选举中被淘汰，但将工党视为胜利者则是错误的。该组织的领导人凯尔·斯塔默（Keir Starmer）是一名前人权律师，他的许多政治基础因没有投票支持停火而感到失望。事实上，他对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强烈支持令他自己党内的许多人感到厌恶，许多人随之辞职。未来几年是否会形成一个新的反帝国主义政党谁也说不准，但土壤看起来比长期以来更加肥沃。
当然，巴勒斯坦始终是贯穿自由民主的断层线。在这里，人权言论与殖民愿望相遇，国际法规则被基于规则的秩序所取代。尽管西方列强试图掩盖以色列建国的殖民本质，但这些相互排斥的想法始终处于冲突之中。1930年代的种族主义思想完美地体现在丘吉尔的“马槽里的狗”演讲中，他公开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即劣等种族——比如巴勒斯坦人——应该将他们的土地让给“一个先进的种族、一个更优秀的种族、一个更世俗的种族”。 “明智的种族”会更好地利用它，即来自欧洲的定居者。丘吉尔认为种族清洗土地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就像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情况一样，他生活在一个可以用这样的术语说话的时代。但时代在变，话语也必须如此。因此，当果尔达·梅厄断言巴勒斯坦是一片没有人民的土地时，她可能想说的是，那里的人民不算数。但那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有些事情不能再说：种族主义语言不再被接受。然而，只要用和解语言来包装种族主义行为。只是现在，在我们的超视觉时代，这种古老的语言诡计不再起作用。人们可以亲眼目睹。
以色列面临的问题是，它对历史来说太晚了：太晚了，无法完全完成早期定居者在其他地方实现的殖民计划。以色列历史学家伊兰·帕佩 (Illan Pappe) 简洁地将 1948 年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清洗描述为“不彻底的暴行”。以色列现在无法完成它，尽管它正试图这样做，因为全世界都在关注。以色列甚至可能为时已晚，无法确保其生存。再次为时已晚！因为，1967 年本来可以实现的目标：与两个毗邻共存的独立国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
对加沙的残酷袭击暴露了所谓的普世自由价值观的虚伪性。现在很明显，这些价值观并不适用于巴勒斯坦人。西方国家正在努力转移其公民的注意力，让他们忽视这样一种认识：试图将明显的道德问题重新定义为文化问题或宗教问题，并声称杀害巴勒斯坦儿童令伊斯兰世界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是穆斯林。这意味着非穆斯林公民可以而且应该接受他们的政府将屠杀视为不可避免的悲剧，或者更糟糕的是巴勒斯坦人自己的过错。至少在英国，这种重构的一个特别阴险的方面是试图在更广泛的社会中煽动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移民情绪。仇视伊斯兰教的叙述是由不断出现的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和反犹太主义联系起来的低级断言所支撑的。类似的虚假叙述也被用来诽谤仅仅因为要求停火的抗议者。如果国际法院对以色列做出种族灭绝的临时裁决，西方政府就不可能继续忽视道德要求。他们可能不遵守《种族灭绝公约》规定的责任，采取适当行动制止屠杀，但很难看出他们如何能够继续玷污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的声誉。
国际法院的听证会不仅是对以色列袭击加沙的种族灭绝性质的认定，也是对西方道德的裁决。尽管我怀疑许多人仍然相信西方是它所假装的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堡垒，但西方以外的人肯定没有多少人。萨特在为法农 1961 年出版的《地球上的不幸者》撰写的序言中巧妙地驳斥了这一主张，该书揭露了阿尔及利亚及其他地区殖民主义的残酷行为。体现了西方广泛拥护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他对欧洲人说：“你们的人道主义声称我们与其他人类合而为一，但你们的种族主义方法使我们与众不同。” 这不仅仅是殖民地中正在发生的进步思想的失误：光荣的动机与成就的不足之间存在某种脱节。相反，萨特认识到人文主义被用作这些种族主义方法的掩护。这不是失败，而是有意的部署：就像连环杀手使用伪装来引诱受害者，消除他们的恐惧。萨特看到，人文主义的谎言一旦被揭穿，就无法修复，世界秩序将被永远改变。因为西方向世界推销的观念是，西方是人类的原型：所有人最终都可以加入的人类大家庭的族长，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如果西方不是所有人类发展的原型，那么其他行动方针，甚至其他历史就可以而且将会被书写。正如萨特简洁地总结的那样：“过去我们创造了历史，现在历史正在由我们创造。” 国际法院的判决应该成为新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2024 年 1 月 11 日由Counterpunch重新发布。
